□朱崇科[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1、应提倡“无用之文”和“无用之用”
对于“宣言”中涉及的“无用之文”，甚至是学术是否一定要有用的问题，我愿意不揣浅陋，稍加补充。从文化岭南的立场发音，要求学风不可过于粗疏和空泛当然言之凿凿，这是“宣言”可贵的一面，但另一面，因应着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要求，现在的文风和学术风气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过于务实，讲究经世致用，甚至到了急功近利、迷失自我的地步。同样，文学，虽然和政治、经济语境息息相关，但毕竟不同于经济、政治，它有自己内在的审美标准，我们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提倡“无用之文”和学术的“无用之用”；更进一步，在当前形势下，在文学作品和基础学术研究中，为了“拨乱反正”（“宣言”中提及的症候），“无用之文”反倒应该占据更大的空间。这当然也显示了“有机知识分子”和普通学者的差异，也意味着多元并存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合理性。
我们应该呼吁让人文学科有更广阔和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建立合乎自己特点的管理模式。《岭南宣言》值得重视的是，它揭示出了不少问题，盘根错节且愈演愈烈。但在此背后，却恰恰呈现出社会对人文学科认知的褊狭。
2、他们不能代表整个岭南
对于八位学者，他们的举措当然是苦心孤诣的结果。但从人文学术研究的个性和独立性视角解读，他们的所说当然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似乎不能代表整个岭南，甚至中国的所有学者。毫无疑问，要解决宣言中提到的文风、学风问题不能一蹴而就。但在我看来，目前最有针对性的办法就是：让学术回归学术！必须卓有成效地改善当今的学术管理模式，注重并尊重差异，对症下药，这是当务之急。 （本文由谢彩羽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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