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身与立命之间
——思考双文化学习中语言的可操作性
朱崇科
双文化学习课程的提出与即将实施使得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对于中华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的认知显然有着比较积极的功效，这也为未来新加坡的可持续发展（输出某些方面的优势）打下了有的放矢的基础。但是，我们在思考某项政策和计划的时候，不能仅仅只看到其诱人的闪光点就大呼小叫，同时更应该理性思考其可操作性和可能的限度。否则，抓了芝麻，漏了西瓜仍然是令人遗憾的得不偿失。
不得不的现实：用英文汲取中华文化？
吴元华博士的新著《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现状与前景》（新加坡：创意圈出版社，2004。以下引用，只注页码）是一部值得本地华人，尤其是了解和关心新加坡华文发展的人士认真阅读的著述。这本书除了成功地延续了其博士论文的某些观点，指出新加坡政府语言政策务实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以外，还相当认真地通过统计学等手法形象的令人看到了华文/华语在新加坡“情有可原”的逐步败落、奄奄一息但又僵而不死：其中的曲折操作和繁复引导与拯救实践的确令人眼界大开，也令人难免掩卷沉思。
该书中的许多观点有相当多的微妙之处值得仔细体会，但是在本文中，由于考虑恰恰可以结合到双文化课程的可操作性思考，本文则暂时择其一二要点论之。我们知道，双文化课程的思考与推展仍然毫无例外的涉及语言问题。在进入和汲取某种文化的时候，我们最好的期待当然是利用该文化的主导语言出入其中，然后才可能向本土人那样思考、创造甚至徜徉其中，游刃有余。比如说，对于中华文化的学习应当最好是应用华文。但同样，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到新加坡自身的现实基础。
某种程度上，英文作为新加坡的工作语言（第一语言）在政治考量和经济价值取舍上自然有其相当繁盛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相信无论是论者还是身处其中享受着新加坡成就的人士对此都争议不大。但如果双文化课程着眼的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语言学习，而是考虑到了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汲取（商业文化、政治文化和为人处事的伦理道德操作等），问题则又另当别论。
吴博士一方面指出，我们要尽量好好的善待华文，不能够让新加坡华人成为无根的游魂，另一方面，他的结论在务实之余却是如此令人不可思议：新加坡华人要调整对待华文和英文的思维，英文不是外语；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其水平和适用范围难以跟英文并驾齐驱，“华文课程也必须跳下传承文化传统和民族价值观的道德神龛，成为生活和经济语文”（页150）。
我想反问的是，如果连在新加坡课堂上地位低人一等的华文课程都不能/不需要成功的传承中华文化，我们指望什么可以在本地把中华文化的根留住？如果华文持续堕落成经济语文，我们又指望利用什么来塑造新加坡的本土文化认同（如果新加坡不打算在文化上“去中华”的话）？我们又如何谈得上双文化学习？
即使立足新加坡的语言现实，我们要追问的是，怎样的新加坡现实？我们是否一面高声喊叫着利用自身的华语优势搭中国经济顺风车扬长避短勿被外人超越，另一面却又坚持用英文学习中华文化，迁就和保存着如今需要改善的现实？此中吊诡令人哑然。
立足现实：现实的对策
如果我们立足新加坡的语言现实——英文的强势大环境的话，我们的双文化课程自然也要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当然，这也是以牺牲部分精神为代价的。我们或许可以考虑用双语来传承文化、浸濡文化。
但同时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有其相当的不可译性，尤其是博大精深的复杂文化更凸显了类似的特征。比如中国文论概念中的“气”，或者是中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的“义”的流变都很难找到对应的合适的英文词汇。更加关键的是，这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对于置身于此文化背景的人来讲，有着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的独特。这绝对是单传依靠外来语言和翻译难以解决的问题。
新加坡在很多方面努力向西方看齐取经有其全球化的一面，但有时候也难免矫枉过正，甚至到了崇洋的地步。对于中国学的研究似乎也如是——很多时候唯西方汉学马首是瞻。问题在于，稍微有点学术认知能力的人应当发现一门语言和精妙语感对于这种学术的精进有多么大的意义。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想必可以感知同样是汉学家（在新诗研究界奚密和贺麦晓，在小说界王德威和安敏成）对文本敏锐程度的差异。更进一步的是，一方面，华文程度不同对中华文化的独到掌握有着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的事实是，这些汉学家们不管华裔与否，他们对华文的掌握和应用都令人钦佩。可见，对文化的学习，语言和高程度的语言是多么至关重要。
即使我们退而求其次，不把语言问题绝对化，我们也可以认为通过英文能够比较好地了解中华文化，但新加坡的现实却让我们必须意识到自身的问题。第一，一如杜维明早在1995年就指出的，“受英文教育的源流，对自己丰富的文化资源不太注意”（页188）。如果我们一方面工具性的利用英文，浅化了西方文化的精髓，另一面却又看不起或者忽略了中华文化，我们该怎样应对双重边缘化的危机？
第二，即使我们可以部分用英文教授中华文化，但是，一如本地资深教育工作者刘蕙霞博士所言，“要深一层去了解文化的内涵，就非懂得较深的华文不可。”（页173）学习精深华文仍然是不得逃避的要务。这才是双文化学习必须尊重的真正现实。
综上所见，我们最好能够用双语（比如学习中华文化最好是用华文+英文辅助）来进行双文化学习课程的操作，这样既照顾到了一部分既对中华文化有兴趣而华文水平有限的人同时又可以基本保证大部分参与此课程的人能够感知和培养文化学习的效果和深度。
换言之，我们仍然要尊重文化自身的现实和尊严，经济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双语精英也罢，双文化精英也罢，不应当是一种关起门来沾沾自喜的荣誉头衔，它必须指向切实的所指。我们不想再看到这样的笑话，曾几何时，我们毫不吝啬的对每一个会讲几句英文和中文的人都命名为“学贯中西”。
作者在本地从事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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