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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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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叙事话语与意义再生产——以潘军的《重瞳——霸王自述》为中心  

2010-02-12 14:06:07|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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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叙事话语[]与意义再生产

——以潘军的《重瞳——霸王自述》[]为中心

朱崇科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广州510275

 

内容提要本文力图从自我叙事话语与意义再生产的角度重读潘军故事新编小说《重瞳》,同时反过来,也从重读过程中探寻“形式的内容”何以成立并操作。为此,本文结构如下:一、故事新编传统与自我叙事的合法性;二、叙事角度的双重翻转;三、意义再生产:当下性、世俗性与“多元的不确”。

关键词:自我叙事话语;《重瞳》;故事新编;叙事角度;意义再生产

 

        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看来,“历史学家也经常声称,他们通过提供一种对所论题材的理解而对它们作出了解释。提供这种理解所依据的方式便是阐释(interpretation)。叙述(narration)既是实现历史阐释的方式,也是表述对历史题材之成功理解的话语模式。[1]P.84当然,怀特的这番论述主要是指向历史书写和叙述的,强调了历史书写中叙事的独特功用。其实,当我们将视野转向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时,故事新编小说[]的书写似乎也可一并论之。

        毋庸讳言,由于涉及更大成分的虚构色彩和主体介入的强度,故事新编小说的叙述话语模式自然也更灵活和丰富多彩。而耐人寻味的是,故事新编的叙事话语模式往往使得历史叙事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实在性更加绚烂多姿或扑朔迷离,因为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叙事话语远不是用来再现历史事件和过程的中性媒介,而恰恰是填充关于实在的神话观点的材料,是一种概念或伪概念的(pseudoconceptual)‘内容’[1]前言P1,而强调主观性的自我叙事话语自然也让意义再生产成为新的可能。

        本文的目的显然不在于孤立探讨这个抽象问题的深刻内涵,如副题所言,本文毋宁更是采用一种以小见大的策略,以潘军的《重瞳——霸王自叙》为中心考辨这个论述的实践和调试过程,当然,反过来,这也是笔者重读《重瞳》的独特方式。为此本文的主体可分为三部分:一、故事新编传统与自我叙事的合法性;二、叙事角度的双重翻转;三、意义再生产:当下性、世俗性与“多元的不确”。

 

一 故事新编传统与自我叙事的合法性

        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潘军《重瞳》的解读也包含了类似的迷思。由于未能深切认知到故事新编小说发展的传统,以及《重瞳》所处其中的谱系学位置,对于它是否是历史小说、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故事新编等种种质疑往往因此显得有情可原之余又令人啼笑皆非。

        而实际上,《重瞳》是典型的故事新编小说。如潘军自己所言,在书写《重瞳》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有另一种解释,哪怕是一种离奇的、浪漫的,但又是很美的一种解释。既要在规定的史籍中去寻找新的可能性,又不能受此局限,想借题发挥一番。”(潘军著《白底黑斑蝴蝶》之〈跋:建构心灵的形式——潘军访谈录〉,页374)这和鲁迅所言的故事新编书写的“随意点染”操作遥相呼应。

        1故事新编小说传统。如果我们将眼光聚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以鲁迅的《故事新编》为源头的故事新编小说无疑引人注目,其生机勃勃、众说纷纭和复杂的“骑墙性”(其实是文体互参或越界)往往令人欲罢不能。

        毋庸讳言,潘军的《重瞳——霸王自述》(以下简称《重瞳》)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作品,将之置于时代的传统/潮流中,它显然打上了众声喧哗、多元并存、个性强烈的时代发展痕迹;同时,如果将之置于潘军自身的小说书写过程中,《重瞳》也是他不可多得、难得一见的故事新编书写。如下的论述虽然略微有一些夸张,但对《重瞳》重要程度的说明却提供了佐证,“《重瞳》是近十年来最好的先锋小说之一,潘军写过许多让人称道的小说,惟独这一篇我最看重。他写得自由潇洒、飘逸气盛,在极为自信智慧的叙述中构建历史的自我文本。 (王达敏〈《狂人日记》与当前小说的超现实写作〉)[2]P.56

        将《重瞳》置于这样纵横交错(由故事新编传统和潘本人书写构成)的网络平台上,《重瞳》因此显得意味深长。从纵向来看,它远承鲁迅,虽然未具有鲁的泼辣沉郁,但暗渡陈仓、阳奉阴违的解/构策略却殊途同归,这可称为个人化叙事立场对“公共话语历史格局”的突破和霸权地位的反拨,“他这种对‘历史的自我文本’的自觉追求,是对《铸剑》(以及整个《故事新编》)的叙事传统的回响和呼应。”(张晓明〈生前与死后——解读潘军中篇历史小说《重瞳》〉)[2]P.324,而如果回到潘自身的书写路线上来,《重瞳》也是他锐意创新、逐步成熟的里程碑标志。

        2自我叙事的合法性及其矛盾。潘军曾将自己个人化的历史叙述称之为“历史的自我文本[2]P.361,而《重瞳》也居此列。但严格说来,我们称之为“自我的历史文本”更为准确,因为前者的称呼具有歧义,“自我”可修饰“文本”,也可被“历史”修饰限定。当然,跳出词语的纠缠,潘军在操作中,对这种自我叙事的合法性也呈现出一种游移,甚至矛盾的迹象。

        首先,和故事新编主体书写冲动的要因之一类似,《重瞳》的自我叙事的合法性源于对历史撰写及其真相的质疑, 为此,它可以堂而皇之的以历史人物自居,并宣称历史因为自叙的真实性(页104-106)。“许多地方不是那么回事。这就是我今天要出来说几句的原因。我没有别的意思,反正我已死了两千多年,问题是有些事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要不说,就会越传越邪乎,以致我到现在莫名其妙成了戏台上的一个架子花脸。

        其次,以理所当然的“真实”想法强化自我。比如,他批评太史公将其纳入“本纪”,相当于帝王,比较无聊。而实际上,他对此毫无觊觎,不过是尽守职责而已,“所以太史公把我列入‘本纪’,我个人是有点看法的,觉得不妥。”(页113

        第三,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重瞳》中,作者、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和项羽的叙述是错综交杂的,但其中也有移花接木授予潘军自我叙事和发行的元叙事(meta-fiction)操作,“我觉得有些事还是需要说上它几句。这也就是我愿意通过一个叫潘军的人来发表这篇自叙的真实原因。我没有以正视听的意思,民间关于我的传说至今不衰,说明我至少还有值得一说的可能性。至于我的话是否可信,那是另一个问题。”(页124-125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重瞳》自我叙事的合法性也有矛盾之处,尤其是作者无法以其逻辑自圆其说其与前文本(pre-text)的差异时,其自我的程度也因此显得虚弱,甚至于矛盾。比如对于分封诸侯国的做法,他就有所躲避,“我说过,我这个历史人物面对历史是个门外汉,我不好就此发表看法。”(页143

 

二 叙事角度的双重翻转

        怀特认为,叙事远非仅仅是可以塞入不同内容(无论这种内容或实或虚)的话语方式,“实际上,内容在言谈或书写中被现实化之前,叙事已经具有了某种内容”。[1]前言P.3如果我们认同其观点的话,当我们将视线拉回到故事新编小说的创制中时,不难发现,叙事角度的转换恰恰是“形式的内容”The content of the form(怀特语)得以成立的法宝之一。

        在我看来,《重瞳》在叙事角度的更迭上自有其特色,它实际上实现了双重翻转。第一,《重瞳》成功实现了从《史记》相关书写的第三人称视角转向了第一人称为主,基本由历史人物自叙的视角更新;第二,如果进入到人物内部,“重瞳”作为主人公自述、评议和事件演进的凭借和纠结,显然又有着其不容忽视的视角创新和承载意义。

        1霸王自叙:潘军“写我口”。和李碧华以《青蛇》重写妇孺皆知的“白蛇传”类似[],《重瞳》中以项羽自叙的视角重述那段尘封或定格的历史的确存在相当深层的颠覆意味和解构性;但同时,和李的相对决绝不同的是,潘军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对司马迁的适度尊重。

        重读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我们不难发现太史公恰恰是抓住了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来集中展现霸王的光辉业绩和主要性格,这样既呈现了历史真实,同时又让项羽的个人形象栩栩如生。但同时,许多事件之间的连续性却变弱,因此凸现了司马迁本人的主体介入过强。《重瞳》中,潘军却给了项羽自我表述的机会。

        耐人寻味的是,这其实也意味着某种历史观的更新。有论者指出,小说家自己的历史观的形成,“必须首先得挣脱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否则,借助历史的小说永远都只是‘历史小说’。历史永远是现实的隐喻而不是仅仅作为叙事的手段存在于文本之中。潘军把这种关系结构翻转了过来。”(康志刚〈流动的生活的流动的小说〉)[2]P.145,这样一来,不仅连缀了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而且夹叙夹议,适时推出了他如此创造历史的心理动因,使得这个“历史”更贴近民众(当代读者),也更具亲和力。

        当然,视角的置换却也导致了“形式的内容”的产生,从以前《史记》中项羽的悲剧性性格,如勇猛却无谋,残暴而又妇人之仁,优柔寡断等等就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连贯性的、不同层次自我意识的项羽:他征战的动因不是为了称王称霸,直至功败自杀,都是尊重和延续项氏家族的优良传统和英名;若从个人生命体验的角度考虑,这同时也是他和祖辈在秘密共享独特军人体验的充实和丰富的历程。需要指出的是,这是项羽自我人格的丰富,同时也是作者潘军自我叙事话语主观性的绚丽呈现。

        2重瞳:贯穿往来。叙事视角的第二重翻转来自于项羽自身,其所具备的重瞳秉赋(特异功能)被潘军从《史记》中的一种推断/可能有意加以发扬光大。这一视角的被借重使得《重瞳》的自我叙事张力十足。表面上看来,这很可能被误读为一种魔力或魔幻手法,但效果却显而易见。“《重瞳》非常自然地采用一种魔幻的手法,自然而然地使作品有了一种历史的张力,使两千多年以前的在人们意念里并不怎么理智的项羽,告诉了人们许多浅显而艰深的道理。[3]P.86

        如果说自叙的视角填补了事件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幽微缘由,而作为内在功力的重瞳却巧妙凝结和整合了项羽轰轰烈烈历史中的重大事件。由于重瞳兼有预知未来、洞鉴过去、观照当下的能力,而这一能力也恰恰成为《重瞳》自我叙事增强的又一法门。

        具体说来,从观探江心中迷人的画戟到祖父的背影,从巧遇虞姬到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从定陶项梁遇难,到班师回彭城见虞姬,从揭穿刘邦遭射脚的谎言到洞察韩信内心的虚怯,甚至到临死前的历史重温,重瞳不仅仅贯穿和叙述了项羽大半的辉煌历史,同时也强化了项羽的自我和个性。

        而重瞳视角的切入且也更让项羽的性格走向多重人性化。他不是人们惯常印象中力大无穷的莽夫,虽然英勇无比,却头脑简单刚愎自用,他是有血有肉,有着清晰理性思维和个人意气的热血男儿。从此意义上讲,重瞳消解了前文本中项羽身上的神性光环以及过于分明的性格背离,而更呈现出人性的光泽和温度。

        需要明了的是,重瞳是具有多重所指的:它既是项羽的独特秉赋,也是一种可以叙事的视角,本身也是一种叙事方式,由此也带来了叙事的更新和内容的互涉与插入。

    

三 意义再生产:当下性、世俗性与“多元的不确”

        《重瞳》中自我叙事话语模式的逐步确立不仅仅是叙事形式的更新,同时,这种模式也和意义再生产密切相关。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故事新编小说的代表作之一,《重瞳》自然也有着故事新编小说创作的集体默契和共通特质。

        1“多元的不确”。潘军对小说中,尤其是《重瞳》中所谓“多元的不确”相当强调,“无论是我早期的《南方的情绪》,还是最近的《重瞳》,我自觉每篇作品都包藏着或隐匿着我个人的某种想法。区别在于什么呢?这种想法或者这种意味存在于小说中它应是不确定的,我称之为‘不确的意味’。我认为小说里面如果出现这种‘不确的意味’或者‘多元的意味’,这种小说就是最饱满的小说。”(潘军著《白底黑斑蝴蝶》,页365)仔细体味这段话,这一方面固然意味着对历史发展和诠释其他可能性的探寻,另一方面也是对这种可能性进行呈现和辩护的多元交响。

        故事新编小说本能地至少拥有一种对话意味/关系,而《重瞳》中则有狂欢的色彩,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不同作者、人物的众声喧哗:潘军、项羽、隐含作者、司马迁等等众声交错,各自葆有自己的个性和立场又互相对话;同时,哪怕是对自我叙事程度的展现,《重瞳》也是多元的:有时坚决,有时犹豫,有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做部分修正。甚至在叙述某件事情的时候,比如项羽和章邯的关系,也可以悬而未决。我们不妨举一二例子证之。

        1)加冕脱冕的狂欢。当项氏叔侄夹在人群中准备一睹一统六国、叱咤风云的始皇帝的风采时,潘军的新编颇具狂欢意味。他采用了加冕脱冕仪式的狂欢化思维,如巴赫金所言,“对文学的艺术思维产生异常巨大影响的,当然是加冕脱冕的仪式。[4]P.165

        在《史记》中,对这段历史的处理可谓一语带过,“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页165)。而《重瞳》中,作者先是抒发了一番关于赢政是个下流胚的议论,而后以项梁的“垂涎三尺”来反衬和加强众生对秦始皇的顶礼膜拜和疯狂期待。吊诡的是,潘军让一个偶然的喷嚏挣断了秦始皇的裤带,从而“内裤像肠子一样淌到了脚下”,也借此营造了一种张力的狂欢:在项羽眼中,所谓皇帝也不过如此,“还不如在江边安静地吹我的萧,看天边那片奇异的绿颜色奔我而来。 (页111

        2)历史的偶然性。在很多时候,历史家用清醒理性撰写的真实和皓首穷经的考究其“真相”可能不过是偶然,而这种不合常规逻辑的非理性往往也值得关注。《重瞳》中就有这种难得的边缘意识。比如项梁杀郡守起义的历史正当性在其中恰恰被归结为偶然。原来以咳嗽为号的起义,固然表面上同样依例完成了,但实际上有意的咳嗽信号其实是源于喝茶呛水,郡守作了替死鬼,起义却也不得不按部就班进行。《重瞳》就是这样重释了常规所预设的连续的、合理的历史。

        2当下性和世俗性。整体上看来,如前所述,《重瞳》其实就是以更人性化的当下性和世俗性解构了前文本历史书写的神圣性和固体的严肃。如人所论,“可以说《重瞳》既是写随风飘逝的久远的历史,又是写正在发生的眼前的事实,抑或是写即将发生的不久的将来,而故事的主人,与其说是遥远时代的英雄,倒不如说是生活在今天的普通人。潘军借古人之形传现代观念之神,自如地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其意义和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历史’本身。[5]P.61之前的那个喷嚏在解构了皇帝的尊严的同时又体现了当下性和世俗性。

        小说中对人性的当下性刻画可谓比比皆是。项羽和虞姬的彼此专心和忠贞令人慨叹,但他也指出了真相,“这并非我不好色,而是我从虞身上得到了女人的全部”(页114)。考虑到将来的称王称霸有违自己的初衷,但小说中淡淡的一句就加以解脱,“将来天下打下来了,我不称王又该由谁来称王呢?”(页117)而破釜沉舟的壮烈到了项羽自己眼中除了是一句令人得意的成语以外,更应该是军人快感的呈现。后来的理解显然更世俗化。

        当然不容忽视的还有《重瞳》对当下人性世俗性的反讽。项羽坑二十余万秦军降兵无论如何都是项羽个人历史上的污点,也是喜欢项羽的人心头上的隐痛。《重瞳》对此事的处理可谓独具匠心,项羽坑杀大量降兵的事实恰恰源于虞姬离开他以后所导致的理性丧失而造成的一连串恶果;为了减轻项羽的“罪责”,吊诡的是,《重瞳》同时又不厌其烦地让我们看到了秦军降将的居心叵测,因而项羽的坑杀却又是歪打正着的对策。

        同样令人唏嘘的还有项伯的形象塑造。这个表面上重视义气、不惜告密敌手而又不畏强权的汉子,实际上不只是“还人情”,同时,“他隐瞒了他和刘季结为儿女亲家的事实”(页137),其中的私心不言而喻。所谓当下人性的世俗由此可见一斑。所以,综而观之,“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重瞳》在“这种苍凉忧伤、优雅诗意的叙述语言下所蕴藏的深刻内容:对传统、历史批判性的思考;对人性、人格无情的剖析;对政治、权利、战争深刻的揭示。潘军借项羽的口,说自己想说的话,在这个失败的英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包容了其全部的人生价值观念。”(青锋〈“欲望”的写作——潘军小说散论〉)[2]P.88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遥视1920-30年代鲁迅的《故事新编》,立足《重瞳》,我们不难发现,前者仍然在意义再生产的构画上技高一筹,鲁迅非常深刻又巧妙的营造了独特的三重世界:1破灭的乌托邦:创世神话的构建与消解;2 现实指向:对话的世界;3 超越表征:文化哲学的内在凝聚。反观《重瞳》,在以当下性重写的时候,它走向了一种别致的成熟本土韵味。在历经种种实验和尝试以后(无论是中国现代小说还是潘军),《重瞳》固然可以让人感知后现代因素、先锋手法等的渗入,但更多的却是一种本土融会后创造的洗尽铅华的自然。

        当然,作为自我叙事话语模式的尝试,《重瞳》并非无懈可击。对鸿门宴上未能克杀刘邦的原因归结为项羽不爽于范增的唆使(页139),的确有点难以自圆其说。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作为有着重瞳独特能力以及清醒头脑的军人的项羽不至于犯下如此利令智昏的低级错误,何况小说中他和范增的知己关系一再被清晰呈现(页122149-150)?这只能视为作者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捉襟见肘:部分沿袭了《史记》中项羽的惯常软弱和愚蠢性格却无力按照自己的设计严谨地新编。

        另外,《重瞳》中同样也有误读《史记》的时候,它认为,“太史公说得不对,甚至非常错误”,以为《史记》将项燕的结局列为死于秦将王翦枪下,而实际应该是他所纠正的职业军人的自杀。而潘军未知的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历史记录中,对这一事件却描述为项燕自杀殉职,“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页122

 

        结论:通过重读潘军的故事新编小说《重瞳》,我们不难发现,自我叙事话语模式的转换与重新确立,无疑可以导致意义再生产的实现。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意义和内容并不仅仅产生于后来的强加或插入,而叙事本身也可以是“形式的内容”,引人深思。同时,我们在解读小说的时候,还是要以开放的眼光锁定其文类身份,这样才会更有的放矢,而不是无端的制造新名词而仍旧不明就里、隔靴搔痒。潘军的《重瞳》无疑承接了鲁迅所开创的20世纪文学史上的故事新编精神,同时,他也努力以当下性新编历史,走出自己的风格。

       

 

参考文献

[1] []海登·怀特著,董立河译. 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M]. 北京:北京出版社;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2] 唐先田主编. 潘军小说论[C].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3] 唐先田. 彻底颠覆后的诗意重构——评《重瞳》[J],安徽大学学报25 (1)20011月,页83-87.

[4] 巴赫金著、李辉凡 张捷等译. 巴赫金全集第二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 吴春平 张俊. 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重瞳》思想意蕴漫谈[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1 (2)20023月,页57-61.

 

Narrative Discourse of Ego and Meaning Reproduction: centering on PAN Jun’s CHONGTONG

ZHU Chongke

(Associate Prof. & Dr., Dep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reread PAN Jun’s Old Tales Retold Fiction-CHONGT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discourse of ego and meaning reproduction. On the meantime, it also tries to explore what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means and how it works. So the main structure is: 1 Old Tales Retold tradition and legitimacy of ego narrative;2 double inversions of viewpoints; 3 meaning reproduction: contemporariness and hetroglossia. 

Key Words: Narrative discourse of ego; CHONGTONG; Old Tales retold; Viewpoint; Meaning reproduction



作者简介:朱崇科(1975- ),男,山东临沂人,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博士,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纽约巴德学院交换教授。

 

[] 所谓自我叙事话语是指以主观性为主的话语模式,它是由一个“自我”(ego)或隐或现的在场所赋予的,而此“自我”即“仅仅作为一个维持话语的人”。具体可参Gerard Genette, “Boundaries of Narrative”, see New Literary History 8 (1976), No. 1, pp.1-13.

[]本文采用的小说文本见潘军著《白底黑斑蝴蝶》(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页104-161

[]所谓故事新编(体)小说,是指以小说的形式对古代历史文献、神话、传说、典籍、人物等进行的有意识的改编、重整抑或再写。该定义的得出是建立在对大量文本进行解读、梳理的基础之上的。一般而言,故事新编(体)小说主要分散在如下的文类中:1历史小说/演义;2 古事新编;3武侠小说;4外事新编等(中国作家对外国典籍、历史文献、神话传说、人物故事等进行的新编)。如果我们将故事新编小说的定义与新历史小说和历史小说等进行对照比较的话,我们自然更能够看出它们的差异。在本文中故事新编小说主要是指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以鲁迅为源头的次文类(sub-genre)书写。对于此概念的详细论证可参拙著《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具体可参拙作〈破解另类与吊诡:看长袖如何善舞?——李碧华《青蛇》的N种读法〉,见《人文杂志》(吉隆坡)20046月号(脱刊,实为2004年底出版)。

[]本文《史记》引文来自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卷一。只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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