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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的求知阁

自由自我,刚韧有度

 
 
 

日志

 
 
关于我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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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写路与寻路:论鲁迅小说中路的话语形构  

2010-12-23 11:36:28|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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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写路与寻路:论鲁迅小说中路的话语形构<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朱崇科

 

内容提要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对“路”的话语形构是别具匠心的,他既对路的用法了然于胸,对路的升华和提炼别出心裁。而恰恰是通过寻路、堵路,鲁迅先生更指出了这种反抗绝望过程中的后果——无路。而鲁迅先生通过对应的叙事套路完成了对路的精心形构。

关键词:鲁迅小说;路;话语形构

 

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提及,“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1]若从此视角思考,鲁迅先生其实既是特立独行的启蒙者,同时又是有意开拓的寻路人。而实际上,鲁迅小说中有关“路”的描述和反思的确也占到了篇目总量的七成,而且时不时呈现出有关路的辩证,甚至逐步演变成一种话语方式。

毋庸讳言,相关研究丰富而且相对深入。较有代表性的则是隋清娥,她用一大节两万余字的篇幅来仔细考察“路”意象的方方面面,比如多重含义、设置方式及其主题(生命哲学、存在主题等)。[2]而其他研究亦有不同的路径,比如从意象角度分析路在鲁迅作品中的流变及其承载的作者思想感情,[3]或考察其小说中有关寻路的情结,[4]或者仔细考察其中“道”与“路”的分裂和知识分子的现代观照[5],或者是讨论杂文中的相关实践。[6]

但整体而言,上述研究既开拓眼界,同时亦有其不同的缺憾。比如,有的论述过于分散,有些则偏于肤浅,有的不乏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的嫌疑,颇有借鲁迅小说浇胸中块垒之意。本文的操作则想采取稍微不同的路径:首先,所有论述必然要清晰立足于鲁迅小说中有关“路”的具体描述,不能信口开河、自我揣摩,同时,也会结合其他文体中的相关表述展开,力求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其次,或许更重要的是,借助于话语形构与分析这一利器与角度,我们对“路”的分析可能有了更深刻的剖解与更清醒的逻辑揭示。

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在鲁迅小说中,路如何从其原初的语境过渡成引申和复杂隐喻的?鲁迅如何借小说思考路的话语指向?同时,不可忽略的是,为了演示路的话语形构过程,鲁迅先生采取了怎样的叙事策略或套路?

 

一 话语轨迹:从路到路到无路

毫无疑问,作为现代汉语常用词的“路”其实有着相当丰富的内涵,当然,如果回到更宏阔的历史语境中来,则显然其意义指向更令人惊叹。

(一)原初语境:路的指向。

1现代理解。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路”的解释如下:

相关解释有:①道路;②路程;③(路儿)途径;门路;④条理;⑤地区;方面;⑥路线;⑦种类;等次;⑧姓。[7]

2丰富面向。当然,如果将该字置于更开阔的视野中,则明显意义更加丰富多彩。在1989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中,词意扩展到了13个:1.道路。2.经过。 3.败亡;羸弱。4.大。5.条理;规律;道理。 6.仕途,官职。7. 地区;方面。8.类别之称。9. 弈棋术语。 10. 通“露”。裸露。11. 辂。指君王所乘之车。12. 宋金元时地方区划名。 13. 姓。[8]当然,有些与时俱进的网络版的大词典对此解释划分更为详细。

(二)鲁迅实践:引申与隐喻。

毋庸讳言,在鲁迅小说中,相当常见的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路”“途”“街道”所指,如《药》、《一件小事》、《示众》、《理水》、《铸剑》等都不乏此类内涵的用法。

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作品具有极强的反讽性和隐喻象征特色,在其小说中路的话语指向,其实也是类似多重的,或者更准确的说,其“路”的话语意蕴往往是指向深邃,超越表征的。如人所论,鲁迅作品中的路,“不仅具有丰富的美学内蕴和审美价值,也表现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鲁迅对历史、时代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进步与出路的期待与探寻,具有深刻的生命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9]我们不妨以表格的形式加以初步说明。

内涵

引文(部分代表性)

出处

1物质与精神之路的叠合

“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呐喊?自序》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

《狂人日记》

“他还认得路”

《阿Q正传》

“来开一条新的路”

《伤逝》

2经历、过程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

《头发的故事》

“赵七爷一路走来”;“七爷也一路点头”

《风波》

3出路、方向

“她真是走投无路了”

《祝福》

“她大概是‘外路人’”

《肥皂》

4类型

“这路生意”

《阿Q正传》

“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

《孤独者》

5距离

“这是远绕了三十里路才找到的。”

《奔月》

“一丈路远近”;“走了六七十步路”

《采薇》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在小说中对路的隐喻和象征内涵处理其实比我的描述更复杂。比如,即使是有关路的精神指向,它也可以细分为希望、黑暗、死亡、心灵隔阂、慧心之路等等。[10]不仅如此,鲁迅小说还借助不同的字眼,如“道”、“途”、“街”等字眼对路的概念界定加以整合、丰富和区隔,的确呈现出五光十色的“路”的杂拌儿书写。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寻路也可以存有自身的逻辑辩证:寻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匮乏或渴求,但寻作为一种过程,也可以成为结果。这个结果本身也是可以辩证看待的:你可以把无路当作是悲观的结果,但同样,你也可以很有禅意的把追寻本身看作是积极的结果。很大意义上,鲁迅对“路”的探寻也可作如此分析。

(三)无路的省思。

如果对鲁迅先生有关路的书写进行初步意义分析,从结果方面看,鲁迅小说中绝大多数的寻路往往都以无路的挫败而告终。

1有路的悖谬:重读《故乡》。有论者指出,鲁迅杂文中对路的描写往往充满艰难险阻——“鲁迅杂文中的全部的‘路’的意象,都不是表现为平坦的明晰的大道,而总是充满了荆棘的‘小道’……鲁迅心中的‘路’不是尼采的超人之路,它不耀眼、不诱人,但也不使人觉得渺茫,它是在地上的,是实在的”。[11]而另有论者指出,在鲁迅小说中,路的意象往往有积极的成分,而《故乡》中有关路的话语似乎更是如此。[12]但实际上,笔者觉得,《故乡》中的路其实包含着一种悖论意识。

在《故乡》的结尾,小说如此写道,“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页56)我们当然可以如前人将之理解为一种伟大而坚实的希望。

但结合小说中有关希望的反省,如果我们继续思考有关知识分子/启蒙者与农民/被启蒙者(“我”和闰土)之间精神的对看姿态,不难发现,他们之间已经不是单纯的启蒙/被启蒙关系,“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他们之间在这个角度(终极关怀与追求)其实是平视的。我们其实似乎更应该将有关路的感慨视为鲁迅的“曲笔”的又一次表现:他不过是又回忆起少年闰土那时的活力四射罢了,现实却是人与人之间难以消除隔阂,甚至阶级、文化、社会等的“厚障壁”更令人触目惊心。从此角度看,所谓“路”,不过是人迹罢了。

2无路的宿命:再读《药》。如果说《故乡》中对前程的追寻与拷问还有一丝暖色和生机的话,《药》中的曲笔其实更显得牵强和乏力。鲁迅写到了“赶路”的华老栓的专心和坚定,但更写到了华小栓、夏瑜作为思想被启蒙者/启蒙者角色的变异与置换:现实中正是华小栓吃了夏瑜的人血制作的馒头,结果肯定无济于事。但更深层的逻辑是,他们死后还要继续被异化区隔,在丧葬场/坟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页22)。更大的遗憾是,生者,包括他们的母亲之间都无法理解,夏瑜的母亲甚至为儿子的事业羞惭不已。某些读者难以理解鲁迅结尾的对乌鸦书写的特异与冷酷,其实这更可视为鲁迅的决绝:他无法容忍夏瑜以其母亲希望的迷信方式与她沟通,他更希望借一个结局和意义的怪异的“陌生化”操作引起夏母和读者的惊诧与深切反思。

其他诸多小说,有关“路”的话语指向结果往往都是悲观的、负面的,比较典型的还有《伤逝》,“新的生路”的出现其实意味着无路可逃。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走向挫败、疾病、堕落和死亡,这其实既显示出鲁迅的揭露的彻底性,同时又可反衬出他反抗绝望的悲怆、艰难与坚韧。这当然也是下一节鲁迅先生寻路和堵路的内容基调。

 

二 寻路、堵路:路话语的能效分析

1925311日,年轻的许广平向老师鲁迅求教如何直面人生途路中不可回避的苦闷,鲁迅对此作了相当经典的回复。“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13]不难看出,上述观点恰恰呈现出鲁迅对“路”的执着式思考与认真式解脱,而回到其小说上来,我们也不能看出他有关“路”话语形构的复杂功效。

(一)寻路。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提及,“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但实际上,鲁迅先生自己其实更是寻路的实践者,甚至寻路在他那里更成为具有哲学意蕴和现实追求双重意义探勘的纠缠。当然,若从鲁迅先生的示范作用来看,寻路其实既是自我反抗绝望的实践与消解,同时又是为青年人肩住“黑暗的闸门”给他们更多光明的一种策略,如人所言,“鲁迅正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意象‘走’和表示人类生存状态的意象‘路’来暗示和象征其‘反抗绝望’主题的。”[14]

1“求新声于异邦”:他度可能。寻路的过程其实也可简化为找寻其他可能性或“异”(“走异路,逃异地”)的过程。在鲁迅小说中,这种探寻其实往往呈现出悖论式特征。

1)寻的孤异。《孤独者》和《在酒楼上》作为“最具鲁迅气氛”[15]的小说就呈现出类似的追求。《孤独者》寻求新生与革命的吕纬甫在起初的精神富足、物质贫困之后终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在精神堕落后,他致信曾经作为他求助对象的“我”,“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而在他抑郁至死后,前去悼念和吊唁的“我”终于理解了吕的“异”,小说结尾,“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页222)其实已经表明这种理解和相知。而《在酒楼上》更多则是一种分道扬镳的隐喻结构,“偶遇→交叉→分别”,但毫无例外它们都更多思考了寻梦者的孤异。

2)“外”的孤立。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对“看”与“被看”的权力结构与实践往往有着丰富的体验,尤其是在农村的超稳定村镇政治结构中,对“外”的敏感和可能敌视因此显得自然而然。《长明灯》中吉光屯的人相当迷恋于本村的长明灯,他们无法理解和劝阻“疯子”熄掉灯的做法,此时的“外路人”则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确定的救命草,“外路人经过这里的都要看一看,都称赞……啧,多么好……”(页178)同样,被伪君子四铭们欲望化[16]的年轻女乞丐其实同时也被另一种相反的力量投射并拒斥,“她大概是‘外路人’。”

2素朴与实干。某种意义上说,鲁迅虽然对前途、未来更多带有悲剧色彩与眼光,但对于奋斗的过程与精神却相当看重,尤其是,他把这些行动上、追寻与“中国的脊梁”精神挂起钩来。

1)《一件小事》:脚踏实地。《一件小事》作为鲁迅的一篇小说创作,无论是形式实验,还是意义指向都是相当朴素的作品,有时也令一二三四习惯复杂解读鲁迅的读者、学者一头雾水,反倒是对于简单之美缺乏更好的对策。在这篇小说中,有关路的书写也是相对物质和朴素的,如“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马路”、“路上还很静”。但这样的书写却是呈现出鲁迅先生对“劳工神圣”理念精神的有限度褒扬[17],同时,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借此实现对踏实工作、勇于承担责任精神的提倡。

2)《非攻》:坚定执着。在这篇小说中,鲁迅更是强调了生活简朴却胸怀天下的墨子的坚定,“只赶自己的路”,哪怕是也有“不平的村路”,同时在“归途上”的遭遇显示出鲁迅对他的调侃,但这一切都显示出他人生之路的不平坦以及墨子本人对相关精神的执着坚守,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对此是不吝弘扬的,如果结合他对儒家的辩证批判,似乎更有可观之处,“可以说,《非攻》中墨子所体现的‘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精神,其注重道德与事功、信念与责任、思想与行动之连动统一的行为和价值取向,较之儒家的割裂道德与事功、道家的割裂思想与行动,显然更能为鲁迅的文化选择提供支持和启示。”[18]

3成长及其代价:重读《铸剑》。毫无疑问,鲁迅对儿童、青年都有着别样的期待,当然也不乏对相关异化与堕落的深刻批判。[19]而《铸剑》中对路的描述也可看出鲁迅先生类似的思路。眉间尺的母亲一句话“明天就上你的路去罢。”(页326)其实是一语双关的,既是他的实路,又是他的复仇人生成长并发展之路。如人所论,“这种处理方式与作者注重人的主体意志的作用是有价值对应性的。把强大的精神意志视为人之价值完成乃至人类进步的本源力量,是鲁迅留日时期就形成的看法”。[20]

在接下来的书写中,恰恰是在“满路滚滚黄尘”中,他瞥见了皇帝,又巧遇了“复仇之神”黑衣人。也正是因为“路上将有刺客的密报”,才有了郁闷无聊的王寻求别样刺激(包括被杀)的可能性,这也让眉间尺的复仇之路得以延续:眉间尺的成长其实也意味着自我的有意识毁灭。

(二)堵路。

耐人寻味的是,颇有怀疑精神的鲁迅一方面在寻路,一方面却又在堵路。当然,这里的堵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否定,而更是一种深沉文化/文明批判,他借此指出歧路的干扰性和错误。

1国民性批判:表征与生成之路。毋庸讳言,鲁迅小说是其批判国民性和达至“立人”思想的重要载体,而其有关路的话语也相当出色的分担了此功能/目的。

1)奴性的生成及危害。鲁迅相当犀利的剖析国民劣根性中的奴性表现,而且同时也不同层次的阐明了其生成机制。《头发的故事》中,提及N民国初年剪辫、留辫的尴尬经历,跟路相关的书写有,他索性废了假辫、穿了西装在街上走,“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页37),日暮途穷时,用手杖对付骂声,似乎颇有效果。但他的尴尬其实更呈现出一般民众对政治坚守的愚昧与奴性:一个引领时代的潮流者不得不接受传统势力及其流俗的嘲弄和打压。而更具讽刺意味的则是小说中另一个有关头发的“互涉”故事:另一位本多博士,身着洋装,不懂土语却可以“走路”,他一直用手杖打,可悲的是,奴性十足的人们却接受了,沉默了,他的手杖竟然化成比时人的辫子更具合法性的实体。[21]

同样揭示奴性的还有《风波》。作为地方权力/文化的执行者的赵七爷虽然不学无术(只能借熟读的《三国演义》来曲解实事),但却备受尊敬,“赵七爷一路走来,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七爷也一路点头”(页43)等到他发表完“高论”后,“赵七爷也跟着走去,众人一面怪八嫂多事,一面让开路”(页45)。鲁迅借赵七爷一路畅通无阻,村民或不得不或诚心给他让路来反衬出国人的奴性十足。当然,奴性积累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祝福》里面的勤勤恳恳的祥林嫂正是因此“走投无路”了:流言的帮衬,吃人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不负责任的新知识分子的推卸惯性等等,最后是这些人物“集体谋杀”了她。[22]

2)看客的麻木与帮闲。《药》中有关看客像鸭子无形中被捏住脖子一样的经典书写无疑令人印象深刻,但或许很多人没有考虑到这种对看客的厌恶与批判其实和作者对老栓的书写密切相关,“老栓正在专心走路”,然后他一开始遭遇了一帮兵痞,接着就是这帮看客。如果考虑到他们孜孜于观看杀头的对象恰恰是力图启蒙并拯救他们的革命者后,其麻木、可怜、可恨、可悲、可叹性格杂陈。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示众》,鲁迅将看客们主要展览在“马路上”,作为一个流动性强、事件频发的场域/空间,鲁迅通过点数马路上模糊的群象来批判看客们的无聊、无知和可能的无耻。

2传统救赎?死胡同。1933年,鲁迅和施蛰存有关《庄子》等的论争引人注目,在这场论争中,二人皆不乏意气成分,甚至包括数十年后,施蛰存在回忆往事时对此事亦评价不高。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凸显了教育背景不同的施蛰存对鲁迅的严厉坚守缺乏了解之同情,他对于当时并不强大的现代文化氛围的来之不易缺乏清晰的了解。[23]或许不是偶然,1935年,鲁迅居然完成了4篇故事新编小说的书写,其中就包括和老庄有关的《起死》和《出关》。

1)得“道”与失路:《出关》。在《出关》中,鲁迅非常巧妙的区隔了“道”与“路”的差别与联系。作为道家经典著作创制者的老子,在这篇小说中,经历可谓相当尴尬:当孔子明白其所传之道后,表面上孔子是“回道”了,而实际上却是“道不同”(页343),无奈之下,老子只好出关、走流沙。期间被关尹喜截留,写下《道德经》之后,他们允许老子“走路”,“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渐渐遁入滚滚黄尘中。

姑且不论鲁迅对孔子的态度如何,但从老子的诸多尴尬经历来看,出关后的老子想必出路不容乐观。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对老子在感情上呈现出更多的敬意、同情和不无恶作剧般的嘲讽,尤其是相较于鲁迅对前恭后“倨”、阴险狡诈的孔子的刻画而言。更进一步,孔老之争其实也内化为鲁迅自己思想矛盾的来源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进取性的的孔墨固然可作为鲁迅‘韧性’相争的价值载体,退却性的老子却也积极维持着‘相争’局面的紧张性:如果把进取性的‘相争’视为战略,把‘以柔退却’视作一种战术,二者其实是可以交互配合运用的。”[24]但无论如何,鲁迅先生借老子的遭遇凸显出老庄思想不可能解决现实困境。

2)生死有别的《起死》:“断路”和“赶路”。如果说《出关》中鲁迅对老子及其思想尚属调侃的话,《起死》中的戏谑成分则明显加重,而在这篇小说有关“路”的描述中,庄子原本所期待的救命恩人形象不仅没有被落实,而且还被醒来的汉子目为“断路强盗”,无奈之下,他只好一再强调自己的“过路身份”,仍难解困之余,不得已向认识自己的巡士说明要“赶路”的迫切性,而这一切描述都是企图摆脱鲜活历史现实的伎俩,最后,他成功得以摆脱,将责任转嫁给巡士。结果,鲁迅别有韵味的写道,巡士“慢慢的回转身,向原来的路上踱去”,而最后,实际上这个巡士却不得不借助警笛求救于其他巡士。

不难看出,鲁迅通过《起死》等极富张力的书写其实更是对企图乞灵于传统借尸还魂的思路的堵截,借此,鲁迅更强调走向现代化、反思现代性的必要和清醒。当然,如果我们深入反思他对待庄子的戏剧化操作,也可能和他本人的自我反省余篇有关——“他在全力‘排毒’,不断把庄子异己化(道士化)的同时,也进行着一个深刻的自我救赎、自我更新、自我革命的脱胎换骨的过程”。[25]

寻路的艰辛与堵路的结果往往都指向了无路,所以更多时候,鲁迅的痛苦难以彻底排解,但尽管如此,鲁迅还是拒绝各种廉价的“黄金世界”的预设和透支,而更多选择一种“过客”精神,实现对无论是花园还是“坟”的坚定超越。[26]当然,鲁迅先生自己也有很清晰而决绝的表达,“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华盖集·北京通信》)

 

三 叙事之路:前瞻、平铺与回望

杨义曾经深刻的指出,“鲁迅是我国历代知识分子中一个伟大的寻路者,他的小说也可以看作是这个伟大的寻路者的坚实的足迹。”[27]而当我们将目光进一步具化,锁定到鲁迅有关路的话语叙事方式时,也不难发现鲁迅先生在小说中以“路”贯穿的叙事套路——前瞻、平铺与回望。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层次不是截然区分的,而是在实践中更多呈现出犬牙参差的状态。

(一)前瞻模式:倒退的先锋。

这里所谓的前瞻模式是指鲁迅在叙事之前其实已经预设了对事件的精深判断与后果,叙事多依此推进。当然,这种后果在事件及其提炼上颇具前瞻性。

1《起死》:指路与找路的张力。在笔者看来,《起死》有关路的叙述和意义指向本身包含了“张力的狂欢”。[28]其中第一条路则是庄子本人的预设,所谓“齐物论”,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等;而第二条路则是被复活后的汉子所坚守的路,探亲的“历史现场”之路,正是在此思维下,庄子被误读为“断路的强盗”;而第三条路其实更是创作者鲁迅本人高屋建瓴的理念之路:这样的传统一旦遭遇到面目全非的现实,其实根本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效力和作用,《起死》其实更是鲁迅先生理念的一个“纸上谈兵”的预演罢了。小说中的庄子所以难免就从一个居高临下、洋洋得意的指路者变成了狼狈不堪、夺路而逃的寻路者。

2《伤逝》:艰难的新生之路。《伤逝》呈现出鲁迅对自身生存体验的提炼与抽离,如人所论,“鲁迅借助《伤逝》文本所要昭示的主要意蕴或许不是人生虚无与存在的荒诞,但他在塑造涓生和子君的形象时,却分明注入了自身对个体生命的体验,而且由于鲁迅把生命个体作为一种独立的真实存在加以思考,因此,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的体验便带有形而上的性质。”[29]但同时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在《伤逝》中恰恰采用了倒序的方式书写其前瞻模式。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类似“新的生路”这样的字眼出现了10余次,这或许不是偶然。在我看来,对新生之路的探究最少可包含两种倾向:1如何突破黑暗、封锁,肩起黑暗的闸门;2娜拉走后会怎样?从第一个层面上说,子君和涓生算是一个先行者,在姿态上相当成功,但一旦面对现实,却是接连碰壁,可见爱遇到现实后还得不断调试,除了社会的悲剧外,他们同样必须面对鲁迅所揭示的“灵魂的悲剧”——为了爱“离家出走”后却发现彼此无力承担爱。[30]所谓“新的生路”的不断重复倒更像是自我安慰与激励。

其次,从第二个层面上说,可以更看出鲁迅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他将笔触伸向了新生内部的权力运行和压迫机制,新生之路其实更强调的是孤立个体的可能新生或独自逃亡,而非男女共同经营的新生:其间既可反映出涓生的务实,又可呈现出其自私性。而对于高姿态的子君,她只有“灰白的长路”(页340,就是死路)。从这些层面来看,鲁迅不仅看到了浪漫爱情对抗残酷现实(life VS. Love)的挫败,而且也看到了性别差异中的权力运作。

从上面两篇小说可以看出,鲁迅作为一个倒退着前进的先锋,对事态的发展往往有着貌似退守的惊人穿透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五四陷入低潮后,友人们或离开,或堕落,或死亡,或高升时,鲁迅仍然可以坚定的“荷戟独彷徨”,也可以持续反抗绝望之路。

(二)平铺格式:冷静中的累积。

所谓平铺格式,是指鲁迅在小说里进行路的话语形构中所采用的一种直接叙述的方式。恰恰是借此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其叙事的貌似平静中所压抑的悲愤/无奈。

1《药》:累积悲愤。在其名作《药》中,鲁迅采用了顺序的叙事方式。老栓为其子买药的走路是专心的,透过其眼睛,我们可以窥探此路上发生的诸种荒谬、冷漠、罪恶与可怜。

令人同情的是,无论老栓如何努力,小栓还是踏上了不归路,尽管他也曾借助了偏方——人血馒头。更令人震惊的是,人血馒头的药引子却是革命者夏瑜。但他们死后却又是被区别对待的,甚至因此也连累了彼此的母亲。夏妈妈为此既伤心,又惭愧,虽然华大妈“跨过小路”(页23)企图开导夏妈妈,但之间的隔阂却难以彻底消除。借此,鲁迅指出了相关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悲可怜。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孤独者》。鲁迅也以平铺直叙的方式缕述了吕纬甫的孤独、无奈、堕落与死亡。他的死亡历程当然同时亦会引起更多的反省、唏嘘和可能反抗。尽管启蒙者和思想者也有其自身的缺憾,但他们和被启蒙者之间的隔阂却令人心惊,“在鲁迅的小说中,‘思想者’往往承担的是不能改变现实的孤独与痛苦。‘思想反动者’往往承受无法改变的精神深处的自嘲和自我奚落,‘不思想者’往往担荷着人类的物质方面的大苦大难和精神方面的灾难与祸患。[31]

2《出关》:悲喜剧。平铺模式观照下,《出关》的风格似乎不那么平淡。实际上,如前所述,鲁迅对老子的态度是既同情又调侃的。对于其厚道、迂腐之处,鲁迅在嘲讽之余反倒更多呈现出慈爱的基调,所以整体看来,可谓悲喜皆非却又是悲喜交加的。他既借老子写出对孔子的鄙夷,同时又允许关尹喜作弄和“剥削”老子,但最终鲁迅通过老子出关过程中的诸多挫折,来显示出他对老子思想的批判和自我清理。

当然,类似叙事手法的还有《采薇》。鲁迅在这篇小说中非常复杂的对路进行了探讨:他既写两位老人家行路的艰难,又不断安排了“岔路”来磨练他们,直到他们死去。当然,鲁迅先生对儒家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对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的肯定,但也对他们宣扬道义中的虚妄加以解析,在这篇小说的平铺中,“鲁迅在对王道‘毫无根据’的虚妄性与‘破绽’予以揭示的同时,也沉痛地指出了伯夷叔齐之类‘叩马而谏’的所谓高节之士陷于虚妄而不自知的悲剧。”[32]但同时,鲁迅对二老的赴死之路书写充满了狂欢的笔触,颇有一种屋漏偏遇连阴雨的无奈,从而使得该文本呈现出悲喜剧色彩。

(三)回望模式:比照的深邃与苍凉。

所谓回望模式,就是指鲁迅在小说中对路的话语进行形构和叙事时借助一种出走-回归-走出模式重新思考新/旧、过去/未来等的方式。某种意义上说,《伤逝》也带有回望模式的痕迹,但一旦回到正文中来,我们不难发现,它其实更属于前述的“前瞻”模式。这类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故乡》。

1怀旧的现代性与比照的苍凉。回望模式往往可以借助出走者不同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知差异进行比照,从而可以看出其间的参差、高下和苍凉,这一点在《故乡》中尤其明显。而其中的“走路”说法貌似轻描淡写,但细审之下却又意味深长。

“走路的人”(页50)出现在回忆中的美好时期,也即少年闰土时期。那时的乡下颇有桃花源氛围,在沙地看瓜提防的其实更是动物,如獾等,而非口渴摘瓜的人,其间的朴素美好与现实的尔虞我诈(如贪便宜的杨二嫂)比照可谓一目了然。

“知道我在走我的路”(页56)恰恰是一个现实的说明,借此作者生发出更多感慨,现实逼迫老年闰土近乎无路可走,世事无常,令人慨叹。同时,若更进一步,回望模式亦可彰显出一种“怀旧的现代性”[33],借此可以实现出对既有现代性的一种深切反思。

2否定之否定:路的高度。借助回望模式,鲁迅呈现的不仅是现实/历史,过去/未来的比照,更进一步,其实也是对自我的批判和盲目乐观的警醒。如前所述,《故乡》结尾中对路的抒发与升华更可能保留了其悲观色彩,从此意义上思考,更可能是一种新的高度的产生。正是在《故乡》中,鲁迅深邃的探明了在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关系的可能平视,他对前者的知识优越感与道德的主观高度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驳,恰恰借此,鲁迅实现了对路的高度的重新测量与界定,它不是一种抽象的乐观的形而上,亦非过分坐实的物实体,而是一种既在又不在,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如王乾坤所言,“‘路’的比喻要破的恰恰是目标式理想与希望,而将其置于行之过程……路就是一切,‘绝望’在其中,‘得救’也在其中;慰藉在其中,自然,勇气之源亦在其中。”[34]

不难看出,鲁迅其实也通过叙事之路实现了他对路的话语形构的丰富性操作,至此,路的话语痕迹、意义指向和叙事套路才水乳交融的结合在一起了。

 

结论: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对“路”的话语形构是别具匠心的,他既对路的用法了然于胸,对路的升华和提炼别出心裁。而恰恰是通过寻路、堵路,鲁迅先生更指出了这种反抗绝望过程中的后果——无路。当然,这种寻路行为本身也可理解为一种辩证的有路的实践,而鲁迅先生通过对应的叙事套路完成了对路的精心形构。



[1] 本文所用鲁迅小说版本是出自金隐铭校勘《鲁迅小说全编》插图本(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61版,199844刷),页411。如下引用,只标页码。

[2] 具体可参隋清娥著《鲁迅小说意象主题论》(济南:齐鲁书社,2007)第二章第二节《“路”的意象与生命哲学和存在主题》,页63-90

[3] 张洁宇鲁迅作品中的”——意象分析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4第4

[4] 王飞《论鲁迅小说的寻路情结》,《文教资料》20076月中旬刊。

[5] 符杰祥 郝怀杰《“不得其路”的困结与“殉道”悲剧——从“道”“路”分裂的角度看鲁迅对中国士人文化的现代思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2期。

[6] 林雪飞《鲁迅杂文中的“路”的意象与“走”的人生哲学》,《沈阳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7] 具体解释可参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页825

[8] 具体可参《汉语大字典》(第六卷)(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页3704-3705

[9] 张洁宇《鲁迅作品中的”——意象分析之一》,25

[10] 具体可参隋清娥著《鲁迅小说意象主题论》,页63-64

[11] 林雪飞《鲁迅杂文中的“路”的意象与“走”的人生哲学》,《沈阳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页86

[12] 隋清娥著《鲁迅小说意象主题论》,页68;张洁宇《鲁迅作品中的”——意象分析之一》,页27都有类似的积极表述。张洁宇还认为“可以说这是历来以‘路’作意象用得最好的使‘路’的意象得到最大的扩展具有了对于整个外部世界和现实环境的象征。这也是鲁迅对于‘路’的意象的传统涵义的一种突破和延展”。

[13] 鲁迅《两地书?第一集?二》,《鲁迅全集》卷1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15-16

[14] 隋清娥著《鲁迅小说意象主题论》,页68

[15] 钱理群《鲁迅的小说——以《在酒楼上》、《孤独者》为例》,见钱理群著《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四讲。

[16] 具体可参拙文《“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鲁迅《肥皂》精读,《名作欣赏》2008年第6期,页61-65

[17] 古大勇认为,不能把鲁迅对人力车夫的褒扬升华为“仰视”,而更多是同情,具体可参古大勇《鲁迅真的“仰视”人力车夫?——鲁迅《一件小事》再论》,《名作欣赏》2008年第6期,页57-60

[18] 高远东著《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页34

[19] 具体可参拙文《论鲁迅小说中的儿童话语及其认知转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0] 高远东著《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页28

[21] 有关精彩论述可参范颖《论鲁迅小说中的手杖意象及其隐喻》,《名作欣赏》2009年第8期。

[22] 具体可参拙文《论鲁迅小说中吃的话语形构》,《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

[23] 有关分析可参李新宇著《鲁迅的选择》(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四章有关论述。

[24] 引文见高远东著《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页45。但不难看出,在小说中,鲁迅在情感上对孔子是贬远远大于褒的。此处不能同意高远东君对此贬斥的过度抽离,可参高远东著《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页7的论述。

[25] 高远东著《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页53

[26] 具体可参张洁宇《鲁迅作品中的”——意象分析之一,页25-26

[27] 杨义著《鲁迅作品综论》(杨义文存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369

[28] 具体可参拙著《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9] 隋清娥著《鲁迅小说意象主题论》,页81

[30] 钱雯著《小说文化学理论与实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页201

[31] 王飞《论鲁迅小说的寻路情结》,《文教资料》20076月中旬刊,页73

[32] 符杰祥 郝怀杰《“不得其路”的困结与“殉道”悲剧》,页104

[33] 具体可参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47

[34] 王乾坤著《鲁迅的生命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页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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