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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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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场、南洋想象与主体间性的介入——以朱崇科的马华文学“本土性”研究为例    

2010-03-03 08:32:44|  分类: 讲会谈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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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场、南洋想象与主体间性的介入——以朱崇科的马华文学“本土性”研究为例  

蔡志诚

[摘要]本文以朱崇科的马华文学研究为例,探讨华文文学研究的两种视域:中国性的文化长焦视域与本土性的近焦纵向深描。并对具有文化现场感的地缘想象进行剖析,进而指出:引入主体间性的交融视域,将有利于华文文学研究冲决一系自我囿限的二元对立藩篱,在理论突围中开创新的批评空间。

  [关键词]马华文学 文化现场 南洋想象 主体间性

  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化版图中,马华文学曾被视作一个边陲他者的区域性候补形象。以“怀柔远人”的文化地理想象与地缘政治而论,大陆学者的关注视域首先投向毗邻的台港澳文学,中经菲华文学这一流转驿站,当悠长的文化视线光临狭长的马六甲海峡时,那股文化长波与南太平洋热带海浪的交融却激荡出别样的人文波澜。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马华文学研究,既有新马本土的杨松年、黄锦树、王润华、许文荣等激发内爆的热带风潮,又有李欧梵、王德威等旅美华裔学者的启悟指津,而大陆刘登翰、黄万华、周宁、刘小新等学者亦发力推助,其中刘小新的系列研究在马华文坛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其远在大陆的天涯之思往往能激发在地文学的比邻之兴,引起遥远的回响。在内爆外启的多重变奏中,这一人文波澜在世华文学的辽阔海域中竟掀起一阵区域性热浪,马华文学也由此从世华文学的灰色地带一跃而成区域性亮点之一。

  当年轻的朱崇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时,他已具有难以比拟的后发优势。在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旅行与文化位移中,他先从中原文化的腹地——邹鲁故地的山东——远赴南国广州,经岭南文化洗礼后又腾移至新加坡,深入马华文学现场探幽揽胜,在文学性、本土性、中国性、马来性的四重奏中进行曲折瑰丽的南洋热带想象,以主体间性介入的跨文化姿态重绘马华文学的现代性地形图。朱崇科的优势在上述简笔勾勒的跨文化迁移轨迹中已初露端倪,中原文化——岭南文化——新马文化的交汇融合使他能以新的视域观照并探询在地文学的逶迤潜隐的文脉。而置身文学现场的主体介入,加之其汩汩喷涌的内在激情——一种似乎与热带地域深层文化心理相契合的精神气质,使朱崇科梳理马华文学本土性纠葛时多了份感同身受的热带情怀。在新加坡这个资本现代性规划井然有序的热带国度里,被规训的热带原始激情总是以理性表征的绅士风度翩翩出场,但朱崇科这位边缘放逐的闯入者却携带不被规训的激情唤起南洋地缘深处的原始律动,这显然是个充满张力和活力的异数,它为马华文学本土性的重新编码注入了新的活性因子,也让我们在其重绘的马华文学地图中一览本土性多元互动的人文景观。

  文化空间的位移往往带来学术视域的悄然变换,而变换的视域通常是开启新的研究空间的前奏。马华本土的黄锦树以旅台求学并定居的空间位移获得返观马华文学的批判反思视域,上下求索地探询起《马华文学与中国性》[1]的源流之变;而来自文化原乡的朱崇科则负笈新马在跨度极大的地缘位移中获得重绘马华文学地图的交融视域,钩深致远地测绘出《本土性纠葛》[2]的曲折轨迹。正是文化位址的变换,使他们凭藉新视域的洞见穿越盲视的畛域。这是一种颇有意味的现象,在文化空间的位移变换中他们都扬弃了自身习以俗成的固化视域,而以焕然一新的视域照亮隐蔽缄默的文学地脉。这种“空间位移-视域转换”现象具有启发性的现实意义,大陆学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由于深受资料匮乏与信息不对称的囿限,尤其是缺乏在场的文化现场感,以致长期在单一固化的文化长焦视域中观照在地文学的地缘想象,其探索的可能性与局囿性限度同样明显。在一种习焉不察的文化视域里诗意地栖居,固然可以宁静致远地凝视文化灵光普照之下的边缘他者,而且似乎将呈现于文化观照视域之中的研究对象客体化,但“不识他者真面目,只缘身在主体中”,主体的理性审视实际上更多是将其自性投射附着于他者身上,不是加魅似的罩上光圈灵韵就是偏执于遗漏具体丰富之象后的本质同构式抽象,于是,他者在主体的建构之中亦被遮蔽于主体之光的普照之下。事实上,无远弗届的长焦凝视也是一种固化的目光政治,在大一统的“中国中心”的文化范式观照视域里,海外华文文学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美学播撒与文化延伸。一种本质主义的固化视域尽管能有效地强化文化意识形态的刚性认同,但与之俱来的盲视和不见亦如影随形:华人在地文学的参差多态,及其在移居国多元文化杂糅交融语境中的生存状态,往往是固化的长焦视域观照不到的幽暗地带,而在这一幽暗地带潜滋暗长的本土性要么被视作离心的叛逆,要么被悬置蹈虚为漂浮的能指。

  如果将海外华文文学置放于全球化视野中来考察,那么它“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流动不拘的文化现象,又是遍布全球形态多元的美学存在形式”,[3]惟其流动不拘,惟其多元参差,它更需要一种多元互动的开放视域来审视。因此,在一种宁静致远的长焦视域的横向扫描之外,还需要另一种动态的近焦视域的纵向深描。横向扫描往往以中国性为聚焦,由近及远将华文文学视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播撒延伸,揭示华文文学与中国性宏大叙事之间的绵延互动,原乡与他乡之间的薪传延续,原形与变形之间的历史关联;而纵向深描则以本土性为诉求,由表及里将华文文学内置于移居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中,进而探询华文文学与在地国族想象之间交织绵密的文化肌理,地缘政治与文化想象的错综缠绕,社会经济变迁与文化认同的多重变奏。前一种视域以文化本质主义与审美批评为旨归,后一种视域则以多元文化的差异政治为理论援引并确立跨学科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这两种视域的转换,标志着华文文学研究的转型和突破。但事实上它们也并非二元对立式的泾渭分明,因为中国性与本土性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关联,预示着一种整合开放性的交融视域将更具合理性和学理性。

  朱崇科的马华华文文学研究,正是在这两种互补互动的交融视域中展开的。文化现场的在场体验,无疑使他敏锐地察现被遮蔽在幽暗地带的本土性潜流。他凭藉在场近焦视域的纵向深描,梳理测绘出贯穿马华文学史书写的主线——本土性的纠葛,他将本土性界定为:指本土特质、本土视角、本土精神与意识,具体到马华文学,则是指马来西亚华人的立场、精神、视角与意识;并在三个层面的架构上展开:(1)本土色彩:本土自然风情与人文景观的再现;(2)本土话语:马华历史情境中对中文的再造与发展,也是马华文化凝结的载体;(3)本土视维:文学书写中本土精神或意识的自然又显著的流露。[4]而所谓“纠葛”,则是指本土性与其他维度——文学性、中国性、马来性——的错综缠绕或有机融合,朱崇科对马华文学史的重新编码,试图将其置放于多元文化的差异性网络中重绘文学史的经纬,他拈出本土性的主线作为纵向之经,但绵延起伏的中国性作为横向之纬并没有被轻率解构掉,而是化作历史参照性的背景不断浮现,这一参照背景尽管在纵向深描中被策略性悬置或淡化了,但实际上它一直作为不在场的在者——以一种并未远逝而且也走不出的广角式背景——成为本土性的历史互文。因此,朱崇科的交融视域也许可看作本土性与中国性之间的互文视角,纵向之经与横向之纬共同形塑马华文学史的国族想象。但在确立本土性/中国性为主线/虚线的文学史重新编码中,文学性与马来性这两个被明显抑制和虚化的维度又将以何种颜面呈现呢?

  朱崇科的策略性叙事预构是在话语转义和本土性的层面转换中完成的,文学性维度被移挪置换为具有本土色彩和运用本土话语建构的“南洋想象”,它以一种地缘政治美学的存在方式回应并增益中国性叙事的美学范式;而马来性维度则被置放于第三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化抵抗视野中加以审视,它与中国性实际上面临着相同的文化境遇,在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的宰制中它们都有彰显本土性的现实诉求,经过这一策略性的转换,马来性与中国性又汇聚到本土性的历史当下的交集之中。尽管朱崇科的马华文学史叙事预构在宏大的理论视野中错落有致地展开,但文学性与马来性这两个维度的诠释演绎还是稍显粗略空泛,他显然更着力于本土性/中国性的梳理辨析,而文学性与马来性维度的叙事预构,则更多是使其理论架构谨严有序的一种逻辑性增补。这样一来,他的编码重写就显得“本土性”建构有余,而文化多维的“纠葛”则阐发不足。事实上,我更倾向于以马华文学现代性话语实践的聚合式视角,在本土性、中国性、文学性、马来性的文化四重奏中重绘马华文学的现代性谱系。因为,本土性与其他维度的“纠葛”只有置放于现代性转型的历史光谱中,才能得到更为贴近现实语境的展示和诠释,而“纠葛”二字的错综复杂,也只有在四个维度的交错互动中才能澄明并厘清。

  南洋想象作为马华文学本土性的文学性表征,它不仅在文本修辞层面积淀了丰富的美学意涵和叙事特性,而且也是全球化视野中华文文学的一种颇具特色的地缘美学。事实上,从一种放宽的开放性视域来看:“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移民生存经验和精神体验的感性化表现,是形塑族性记忆的重要文化想象场所,也是书写移民文化适应和文化新变的一种美学形式。”[5]在这一视域观照下的“南洋想象”,实际上杂糅了本土性、文学性与中国性的修辞叙事要素和美学特质,它应作为测绘马华文学本土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横断面进行批评剖析。但朱崇科显然并未将其作为行文重点,他为了凸显本土性的主线贯穿,只是粗略地勾勒出历史线性的变迁轨迹:南洋色彩-马来亚地方文学-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而且他将“南洋”视作中国性“怀柔远人”的文化地理表征,认为它的命名映射出“中国中心”观照下的边缘定位。在本土性这一超级能指的自我指涉中,朱崇科的阐述虽然也有一定的逻辑自洽性,但我更倾向于将“南洋想象”视作一种地缘美学的文化表征,它凝聚了东南亚华人华侨的集体文化记忆,并建构起他们的国族想象和文化认同,“南洋”的地缘命名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区域性指称,与“中国中心”并无实质上的指涉关系,正如“东洋”的命名只是对一衣带水的邻邦的指称,岂能在中心/边缘的二元架构中进行虚幻的霸权预设?因此,在扬弃“南洋”与“中国中心”之穿凿附会的指涉后,“南洋想象”可视作本土性历史转义的文学性表征。

  对“南洋想象”这一颇有意味的地缘美学形式,朱崇科只做了概要式的理论素描,而文本修辞与想象叙事方面的精细剖析却付之阙如。殊不知,本土性之纠葛如果只从文学史书写方面梳理测绘,而没有文本修辞层面的精致解读,那么纵使理论架构宏大谨严,也势必会留下惟见筋骨铮铮不见血肉之躯的缺憾。当然,指出这一缺憾并未减损朱崇科探寻本土性之旅的学术锐气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它反而预示了华文文学研究的新向度——从地缘政治美学的视角来观照华文文学的区域文学研究,地缘想象与国族想象之间历史互文,地缘想象与中国性叙事之间差异美学等等,都是华文文学区域研究方面有待开掘的新场域。这方面,黎湘萍的《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6]可作为借镜的参照,它不仅对“台湾想象”进行跨学科的深描测绘,而且在理论演绎和文本叙事分析方面的有机结合,明显提升了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准。

  如何回应区域华文文学蓬勃而起的本土性诉求,这是华文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历史当下性的现实议题。近年来大陆华文学界对“华文文学”命名和属性的一系列论争,实际上都是对这一现实议题或侧面迂回或正面介入的理论回应,无论是“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还是“族性的华文文学”,抑或是“个人化的华文文学”,种种命名诠释其实都源自中国性(或中华性)/本土性之间的悖论与张力。[7]尽管论争还在持续之中,尚有待华文文学未来发展态势的事实验证,但它们无疑在学科反思中丰富拓展了华文文学的认知维度和研究空间,与此同时,人们对本质主义的固化视域也有了自觉的反省和寻求突破的驱力。在这一意义上,朱崇科对马华文学本土性的跨国界文化现场勘探,就有其寻求突破的锐气和正面回应本土性挑战的价值。事实上,探询华文在地文学的本土性是充满艰辛和风险的批评之旅,尤其是对大陆学者而言,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多元文化谱系中和交错互动的结构性要素之间进行梳理测绘,进而发出自己真诚而理性的声音与在地文学的本土性诉求展开学理性对话,这确实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文化政治议题。

  本土性在后殖民批评理论的援引下日益凸现出来,它试图在冲决主体/他者、中心/边缘、压抑/反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知藩篱后,重构自在自为的现代主体性。但在颠覆、挪用的理论移植过程中,当它自以为走出他者镜像并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时,往往在文化抵抗的旌旗呐喊中将自身加魅成另一个“崇高”的主体,从反本质主义出发的批判之旅最终又重返本质主义的窠臼之中。萨伊德在他为《东方学》撰写的长篇后记中重申,他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他对东方学的批判不是出于对伊斯兰文化“本质”的辩护,而是完全由于他在东方学中发现了一种本质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既暗示着存在一个经久不变的东方本质,也暗示着存在一个尽管与其相对立但却同样经久不变的西方本质,后者从远处,并且可以说,从高处观察着东方。这一位置上的错误掩盖了历史变化。”[8]萨伊德所揭示的“从远处和高处” 观照并建构他者镜像的本质主义固化视域,正是其后殖民批判的发轫之处,但他的睿智洞见也指向后殖民理论普泛化后的本土性迷思。

  朱崇科显然对这一迷思抱有历史的警觉,他在扬弃本质主义固化视域的“中原心态”的同时,以主体间性的交融视域探询本土性的多重纠葛,他认为本土性的追求犹如双刃之剑,一方面有助于将华文在地文学从他者化的境遇中解脱出来建构起促化自身发展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又在误读的挪用移植中陷入本土性迷思的自我囿限中——“肆意预支本土性、作为偏狭的抵抗工具、过分和唯一迷恋”。本土性在承担反抗文化霸权的文化政治使命时,往往被赋予诗性正义的纯洁取向,但当文化抵抗被合法化乃至被圣化后,另一种他者主体化后的本质主义固化视域已然形成,它的纯洁取向只能在自我封闭的本土性坚执中汲取反抗能量,最终沦为偏狭的抵抗工具。诚如刘小新、朱立立所言:“如果把阶级、族群、性别、资本以及国际政治等等所构成的权力结构考虑在内,‘本土’将是一个充满张力和歧义的结构性、历史性概念。‘本土性’本身就是斗争的场所,一个开放的场域,所谓‘本土’早已被各种力量爆破了,不可能象想象中的那么纯洁”。[9]另外,华文在地文学的本土性文化抵抗还存在结构层面错置的指向谬误,中国性(华文文学)/本土性(区域华文文学)并不构成对立对抗的两极,因为在中国性的多维层面内它也有自身反抗西方现代性霸权的本土性问题,它们实际上是文化结构里不同层级的两个范畴,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博弈中,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经验本身就在增益和形构总体性华文文学的中国性之本土现代性体验,而未竟的中国现代性在本土性层面的现代主体建构过程中,还有待大陆与各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经验在交流融合和对话协商中共同达成。因此,在本土性这一现实议题上,中国性的本土性经验与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诉求,实质上构成互补互动的交互主体性关系,而非粗简化的二元对抗式本土性迷思,这正是朱崇科虽已运用但并未进行理论深化的交融视域的真谛所在。

  主体间性的介入,视域融合的协同共现,为走出本土性迷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观照向度。主体间性又称交互主体性,它不仅仅是人与人交往实践的理性表征,而且也是民族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文化伦理逻辑。主体间性将他者主体化,在主体交互的视域融合中探询他我——另一个主体化的他者。胡塞尔的现象学为主体间性铺设了“移入”和“共现”的实践路径,所谓“移入”乃是“在他者中生活,同经历,同体验,同思维,同欢乐,化入他者的存在,并因而奋进他者的生命奋进之中。”而“共现”则是指:在我当前的观照中将过去、背景、他我等一切不在场的东西一同呈现于意识———就其与他者之关系而言,所以“移入亦可称之为共现”,在此“自我与他我总是和必然地在其起源上就被成对地给出”。[10]在主体间性的交融视域中,华文文学书写是海外华人“移入”异邦文化场域对自身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的主体性书写,当然具有“随地宛转”的本土性,但它又是一种“共现”母体文化与在地文化多元交融的“文化想象共同体”,也就具有“与心徘徊”的内在中国性。如果只是将中国性视作一种固化的文化传统,那它在海外华人的日常生活体验中确实具有文化象征符码系统的表演性、仪式化成分,但倘若将中国性放置于多元开放、不断发展的动态视域中,那它实际上是一个兼具能动性与包容性的“文化想象共同体”,华人在地文学的主体性书写和本土性经验其实也在丰富和增益着中国性“文化想象”多维层面的具体意涵,在视域融合的协同共现中共同形构绵延互动的“文化想象”。要言之,中国性是海外华人“想象共同体”的核心,它是一个不断延异的能指,也是一个共同的所指,它内部的差异性、特殊性是不能不正视的,但差异性的地缘本土想象与中国性“文化想象”之间的动态互补关系远超过其固态对立关系,即使存在差异性的歧见,只要交互主体的双方处在不断的再发展和再协商之中,那么“中国性”就永远是处在双向而不是单向的流程之中,而在主体间性的对话协商过程中,中国性“文化想象”与地缘本土想象自然会寻找到协同性的“历史文化交集”。

  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主体间性的存在之基:“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 因此,“此在本质上是共在”。[11]由此观来,“此在”的本土性本质上也是与中国性对话协商的“共在”,反之亦然。交互主体之间通过分享经验,使得相互间的理解成为可能,并且因此而构成相互间的交流融合,达到一定的意义的共享。意义具有主体间性,在主体间传递,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结起来,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意义不是在主体自身内部形成的,而是在主体和主体间形成的,这一意义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念兹在兹的“文化想象共同体”。在一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共同体里,共体主体性的实现依赖于个体主体性的发挥,但又不是个体主体性的简单集合;个体主体性应当综合于共体主体性,而又不消解于其中。在这里,个体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包括在对共同体状况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加以反思和批判,对于共同主体和共同主体性的发展是必要的。因此,旨在凸现华文在地文学主体性的本土性诉求并非悖反式疏离,作为共体主体性的中国性“文化想象”实有赖于各区域华文文学主体性的交融协同,而各种地缘本土想象也势必会对共体主体性的建构生成回馈其具有差异性的主体经验。显然,主体间性理论的引入,将有利于华文文学研究冲决一系自我囿限的二元对立藩篱,在理论突围中开创新的批评空间。

  主体间性理论经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阐释学、哈贝马斯的交往实践理性和理查德·罗蒂的多元文化差异性的协同政治等理论阐扬后,已逐渐成为后现代差异性多元文化交融共处的文化政治逻辑。引入主体间性的交融视域,不仅有助于大陆华文学界扬弃本质主义的固化视域,而且有利于区域华文文学走出本土性的迷思。当然,这一议题尚处于理论预构阶段,其具体深入的诠释和论证还有待进一步探询,但主体间性的交融视域毕竟为我们回应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诉求提供了新向度,这也是朱崇科在马华文学本土性研究里已经初步意识但还尚未开掘的一个重要维度。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朱崇科不被规训的热带激情也许是其跨国界本土性批评之旅的文化馈赠,但当他在新一轮的文化位移中重返故土时,那份与“南洋想象”的本土性深层文化心理相契合的内在激情,是否还会激扬起华文文学研究的人文波澜呢?这样的期待视野将在另一种个人本位的主体间性视域中不断浮现。

  【参考文献】

  [1]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M].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

  [2]朱崇科《本土性纠葛》[M].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

  [3][5]刘登翰、朱立立 .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华人学的知识视野与华文文学研究 [J]福建论坛, 2002 .5.

  [4]朱崇科.《本土性纠葛》[M].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 .17-19.

  [6]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7]刘登翰、刘小新. 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J].《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8][美]萨伊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429.

  [9]刘小新、朱立立 .海外华文文学的后殖民批评实践——以马来西亚为中心的初步观察与思考 [J] 文艺理论研究, 2005 .1.

  [10][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1.

  [1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7.14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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