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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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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研究新拓展的理路及其问题  

2011-12-07 21:44:19|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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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研究新拓展的理路及其问题★

——以本人的研究为中心进行反思

朱崇科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510275

提要:华文文学研究既充满了活力稳步推进同时又不乏阻力和弱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正视并反省学科内部的一些问题。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以及教训,该文从两个层面进行宏观论述:一、为何以及如何发现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二、如何展开可能行之有效的实践。

关键词:华文文学研究;问题意识;华语比较文学

 

华文文学,即使暂时刨除中国大陆文学,其实同样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美丽新世界”,但就目前华文文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我们对华文文学的重视度、判断力以及开掘程度都有待提升。甚至反过来说,我们对这个学科的认知和研究在坚定向前的基础之上却也散布着一些误读乃至不屑。正所谓,对于文学的学问,有句顺口溜——“一流学者作古代,二流学者现当代,三流学者作海外”。深刻反省这样的误读,原因方方面面,但在剔除外行对此学科的相对肤浅的无知和自大带来的盲视以外,窃以为,我们更应该扎扎实实做好自我的本分:一方面,努力积极推进,为世华文学研究这座大厦增砖添瓦;另一方面,也需要时常“三省吾身”查漏补缺,深切探究学科内部自身的一些问题,简单而言,从宏大的视角思考,可能的问题有:问题意识更新的相对缓慢,第一手资料掌握的不足,对其他学科反哺能力的薄弱等等。[1]

毫无疑问,反省问题和缺憾的手法有多种,既可以积极主动加以建构高屋建瓴,又可以正面出击对问题进行生发点染仔细批判,甚至还可以立足自我加以剖析,本文则采用最后一种方法。屈指算来,从1999年发表第一篇华文文学论文开始迄今,笔者从事相关研究也已10余年了,在此其间,虽略有成绩,但教训多于经验,之所以不揣浅陋献丑自剖的原因在于:无论如何,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缕述思考的过程并加以深切反思,或许对于后来者不无裨益,比如少走弯路,正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但如果对同行和更年青的朋友乃至于有所启发,则更是言有所值了。本文主要从两大层面展开:一、为何以及如何发现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二、如何展开可能行之有效的实践。

 

一、为何及如何问题意识?

众所周知,一个学科得以安身立命并且细水长流不断延续的重要基础就是在于它能否形成强大而有效的研究范式(paradigm[2],而且,卓有成效的范式可以连续转换和不断更新,从而使得这个学科保持充分的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而研究范式形成的基础则是对该学科问题意识(problematics)的不断发现、创造以及更新。同样,更进一步,如法国批评家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所言,文学中的职业批评一般是由对事物有所认识的思想诚实的人进行的[3]而华文文学研究似乎和上述要求颇有距离。

长期以来,华文文学研究并未获得和它的宏阔的指涉范围相对应的地位和话语权,甚至偶尔也会惨遭方方面面的蔑视。简单反思一下,除了该学科相对年轻、需要累积“生命值”以外,更关键的原因在于,相关学界和研究者对问题意识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对漠视。如果从历史的视角进行考察的话,华文文学研究问题意识范式也发生了数次演变:第一个层次是资料累积阶段,更多是介绍性的,因此往往也很难谈得上有敏锐和深刻的问题意识,但对于该学科筚路蓝缕之功却值得赞赏;第二个层次是借助部分资料、思潮、理论加以整合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偶尔可以呈现出相对优秀的思考成绩,但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缺乏对研究对象宏观加微观的整合性思考,在论断中也不乏错漏;第三个层次则是在尽可能掌握第一、二手资料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有着相对精深的了解,加上自己研究优势的帮助可谓如虎添翼,因而可以产生出有助于研究对象本土/海外学界的上佳问题意识。当然,这三个层次不是截然区分的,也不是完全递进和取代式的,大致而言,今天的华文文学主流研究居于第二个层次。

结合这三个层次,目前在这个学科最令人担忧的研究问题之一就是“打游击”,根据别人提供的一些资料和受限制的二手研究加以整合,身居大陆、想象外洋,炮制出不少貌似论文但含金量不高的文字产品。举例而言,如果研究20世纪上半段的马华文学,不去认真好好利用有关报刊(往往是缩微胶卷)进行地毯搜查式的文献搜集、分类、整理和细读,而是单纯借助于文学史家方修整理的“马华新文学大系”高谈阔论,这样的后果不仅只是仿佛孙悟空在如来佛手心跳舞——备受限制的问题,而且很可能会失去某些文学流派起源、发展的微妙可能,比如,新马华文文学现代性的萌蘖生发与流动变迁等。说得严重一点,类似的研究不仅让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的同行轻视,而且由于沉醉于闭门造车或许长期难以提供推动学科发展的新名词、新理论,故也常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所漠视。更为难堪的是,由于对所研究对象缺乏充分的感知和理解,往往因为过于外行也会为研究对象所在的本土学者所鄙视。这样一来,甚至会从外围威胁到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也因此更加凸显出该学科问题意识找寻和创造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

(一)如何问题意识?

在我看来,华文文学研究问题意识的培养和确立其实相当艰难,远非外行所认为的“三流”二字能够概括。因为由于是研究范围广阔、变化多端的文学(无论是地理板块,还是文化差异),往往超出了大部分中国大陆学者个体自身的知识范围和框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下身段、虚怀若谷、吸纳百家研究之后开拓创新。

    1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能力。毫无疑问,如果是涉猎华文文学研究,即使想小有所成,则必须具有跨学科能力和视野,否则,得出的研究结论必然是褊狭的。我们不妨稍微梳理一下大致所需学科:

首先,是文学理论。只有拥有相对娴熟的文学理论解读、使用能力,才能够更好的面对各地可能千变万化的文学实验,对诸多文体变异的考掘,尤其是叙事的技艺对症下药,得出准确、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判断。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理论并不能包治文学的百病,实际运用中还需要根据各地特色进行灵活调试与变通;同时,这些理论更多还是起到工具性的深化和开拓作用的,不可本末倒置,除非是要研究纯粹理论。

其次,是文化人类学。华文文学所处的地区和国家往往是文化混杂区(中华文化和其他文化并存),或者也往往是殖民地(如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等),其文学生产的文化语境往往添加了中华文化背景之外的诸多异质性,我们需要对这种混杂性(hybridity)加以研究。比如,研究马华文学,还是需要对马来文化、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等有所涉猎,否则,一旦涉及到本土文化,外地研究者很容易放过其微妙内涵。

第三,是与文学相关的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4],尤其是华人所经历的复杂历史。了解不同时期的时空的华人发展史,才会明白文学创造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场域(fields)的变迁。这样才会真正理解影响文学生产的诸多要素,而实际上,在许多华文文学的产生区域,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文史涉猎和研究往往是不分家的。

不难看出,单纯从学科的跨越的多元化角度积累来看,华文文学研究明显要比一般的文学研究复杂、艰辛。真正的学者,尤其是本学科的研究者,才会扎扎实实脚踏实地从修炼内功开始,而非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被逼转战。

2本土感知以及实践。一般而言,研究华文文学必须到研究对象的历史现场进行田野考察(field work),否则,作为一个外来者,你很可能只是一个外行而难以真正发挥外来者的客观性(outsideness)。

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只有和研究对象进行充分的本土化融入、心神共振才能让一个外来的研究者变成知根知底的内行,否则,所谓研究往往更多只是一种虚假的隔靴搔痒式的想象。反过来,只有深入调查,才可以深切感知本土社会、文化、民众、历史的温度、厚度与可能问题。

同样,也要对本土研究的第一、二手资料进行深刻、全面和细致的解读(尤其是前人的经典研究和一手文献),这样才可能在别人的研究基础上迈出独特的一步。易言之,我们只有对研究对象有了整体性的观感,从各个层面展现出我们对当地主流华文文学及其研究的熟稔,才能够在此框架和视野下对个案和现象进行深挖细掘。

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某些大陆学者的华文文学研究缺乏应有的学术规范,文献综述残缺不全甚至付诸阙如,比如研究新马华文文学,则势必需要考察本土学者的研究业绩并加以有机借鉴,但实际上,有些研究往往由于资料限制而其实更多是一种对既有文献与观点的转引,从其有限的注释上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有些论文甚至对中国大陆同行的某些优秀研究视而不见,既不真正吸纳前人的优长,又不警惕重复劳作乃至剽窃的危害,这样的实践如何产生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意识?

(二)华语比较文学及其他。

目前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可谓是吊诡重重,一方面,因为缺乏文学文本资料和对研究对象的深切文化感知而喜欢“宏大叙事”,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另一方面,却又喜欢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比如,有些华文文学研究者往往喜欢把大陆文学踢出去,以为这样可以保护既有的一亩三分地势力范围,孰不知这样的操作其实更是自我排除。

为此,我提出“华语比较文学”[5]这样的概念,强调大陆文学和其他区域华文文学的互动关系和更多可能。简单而言,这样的概念其实也可以按照与大陆文学圈的亲疏远近加以区别处理:

1延伸文学内在。从此视角说,“华语比较文学”其实本身就是大陆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比如,和大陆文学血脉相连的台港澳文学。我们的文学史往往容易忽略这些区域文学的独特性以及和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互补关系,即使有极个别教材或论著注意到这种复杂关系,但是在关系处理的内在圆润程度上仍可提升。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台港文学自有其独特魅力:1949年社会主义中国建国后30年的文学,在大陆、台、港都有各自的侧重和优长,只有具有这样内部比较的意识和观念,才能够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丰富性、差异性和内在关联性,而非只是把自己限定在相对干瘪的17年文学(1949-1966)中自怨自艾或者是洋洋得意于自己滞后的创新性而往往忽略了193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在当代台港的流变。

同样,随着华人流动、离散(diaspora)的范围日益扩大,中华文化与文学的扩散也是如影相随,为此,很多作家以及文学流派、现象也开始“旅行”,比如郁达夫在南洋、鲁迅在新马等等,都颇有影响。比如,鲁迅生前死后从未踏足南洋,却能够长期激荡南洋魂灵和大众,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鲁迅传统,[6]对这种文学现象,我们的文学史和华文文学研究只有采取比较文学的视野,才能把相关现象进行全面、深刻的考察,及时更新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生态圈。

毫无疑问,大陆文学,或者说中国文学内在发展的要求和规律性要求华文文学研究需要走向内部比较,这样可以杜绝大中原心态的盲目自大、坐井观天,从而也可以恢复和强化中国文学的完整性与丰富性。

2交流与补偿。文学的发展、研究和强大从来不是闭关锁国可以解决的事情,这就要求华文文学研究必须尽量互相交流、共同开拓。

毋庸讳言,华文文学研究的内在基础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多元/复数中国性(Chinesenesses)。[7]任何一个区域、国家范围的华文文学,由于其书写语言是大家可以沟通、了解的华文,这就意味着我们拥有复数中国性的交集存在。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正是由于各地的文化、历史、政治、社会、文学传统和现状的差异性,才会让本土的华文创作变得多元而且丰富多彩,也很可能具有“本土中国性”以及丰满的异质性。[8]对这些华文文学文本进行细致、充分的比较研究,当然非常有利于中国大陆文学走向开放、多元以及国际化,当然,也可能让中国文学的中国性更加丰富。

 

二、小试牛刀的批评实践

正是基于对“华语比较文学”的思考以及丰富理解,本人也做了一些初步的实践。

(一)从概念到理念。从1999年开始发表幼稚的第一篇论文——香港文学研究系列的《我看“南来作家”》[9]到负笈新加坡国立大学四年攻博,再到如今,我对华文文学的理解自然有所变化和提升,研究领域也日益扩大,拓展到台、港、东南亚的华人文学等。恰恰是在对这些区域的华文文学和我原本的专业——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比较后,我对于华文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有所更新,而对于各类批评实践也是按部就班的展开着。

1更新理念与关注热点。“华语比较文学”算是从大的层面进行了方向性的思考,在华语比较文学:超越主流支流的迷思》一文中,我论证了其操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进路,同样,我也非常关注这个学科的前沿动态。比如,“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出现的确令人眼前一亮,但就目前此术语和理念的发展来看,自然既有其有效性、冲击力,又有其问题和局限性,为此,在《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10]中我也结合王德威、史书美的有关实践加以剖析,既提出密切关注的必要性,同时也对其间的可能陷阱进行提醒。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激活并合理使用“本土性”的问题。这在我有关区域华文文学,尤其是在有关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论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中得到体现[11],我们自然要防止本土的自闭和托大,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将此概念弃之不用。而相关的“文学空间诗学”[12]的提出,更多也是企图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形构华文文学研究的世界性眼光。

2术语批判。毫无疑问,在华文文学研究中,术语的使用始终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术语的变迁其实往往关涉了研究范式的变化,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研究对象资料、文化现状等的充分占有,有些华文文学研究者只好纠缠于术语,但因为缺乏对本土现象的深刻认知和理解,也会产生诸多问题,为此,在《术语的暧昧:问题意识中的意识问题[13]、《“新移民文学”:“新”的悖谬?[14]、《谁的东南亚华文/华人文学?——命名的后殖民批判[15]等一系列论文中,我对某些术语使用的暂时性、无效性和可能的粗暴操作加以解剖,当然,也会充分考虑到某些术语使用的语境要求和部分有效性。

稍加举例,研究东南亚区域的华文文学的人,就论述方便,喜欢通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概念,但就此概念一旦认真反思,其实其中也不乏权力话语运作以及后殖民意味,实际上,如果单纯是为了讲课的需要而进行板块划分,这种权宜是可以理解并接受的,但一旦进入到严肃、科学的学术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学术称呼则是有问题的:它罔顾了文学内部水平的巨大差异,比如,同样是绝大多数国民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其华文文学的水平就有天壤之别。同样,它也忽略东南亚各国文化的内在差异,比如宗教的影响和应对,华人融入和同化程度的不同等等,而这些都对华文文学的生产与研究影响至深。

(二)田野考察下的解读实践。问题意识同时要强调可操作性,所以,相关理念必须接受文本解读以及剖析的检验、自我调适以及重新实践。在这样的理解下,相关实践主要有:

1个案精读。首先是香港文学时空下的个案分析,有关论文《刘以鬯自娱小说中的香港性呈现[16]破解另类与吊诡:看长袖如何善舞?[17]主要是以刘以鬯、李碧华为中心。他们二位是我自硕士论文开始就着力研究的对象,经由博士论文集中处理,当然也是田野考察后的结果。我的第一篇香港文学论文《我看“南来作家”》就是时任《香港文学》总编的刘以鬯先生亲手编辑发表的,至今他写给我的私人信函我还保留着;而素来不喜和媒体打交道的李碧华女士也慷慨地给我寄来了她的签名本作品《青蛇》等,借此我也可以部分避免某些错漏,比如,某些大陆学者可能未必注意到相关的版本问题——李碧华小说的大陆版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往往有所删节的。

除了个人私交以外,香港文学研究者必须到香港进行考察,我曾多次赴港开会、查资料,对香港文学史所提及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阅读。而对我指导的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研究生也是同样要求。同样需要提及的,还有有关麦兜系列电影的研究,我和张颖妍合作的《后殖民语境下的香港寓言——从麦兜系列电影看九七后香港想象的流变[18],也是田野考察之后的产物,身为广州人的张颖妍当时是中文系大三本科生,却旁听了我为硕士生开设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专题》课程,有感而发,同时也正是由于香港、广东岭南文化的相似性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港人心态。

此处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也结合现代著名作家,如张爱玲、老舍等进行个案解剖。《重读张爱玲<色,戒>[19]恰恰是采用华文文学研究的宏阔视野,跳脱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才有可能读出新意;而《后殖民老舍:洞见或偏执?[20]则是结合老舍的留洋经历,探讨他和后殖民的内在关联:耐人寻味的是,通过考察发现,老舍其实既有对殖民主义的深切反省,同时又吊诡的带有殖民主义眼光。

2纵横比较。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华语比较文学理念的实践也是在进行中,虽然实践的层次、深度本身很复杂。《想象中国的吊诡:暴力再现与身份认同[21]则是从暴力再现角度考察不同区域的华文作家想象中国的差异与联系,分别以高行健、李碧华、张贵兴为例加以说明,作为三种类型,他们可以很好的表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华文作家对不同层次中国的情感与理性认知异同。

面具叙事与主体游移:高行健、英培安小说叙事人称比较论[22]则是从微观角度考察新加坡作家英培安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行健小说人称实验的异同。这篇论文当然也是和田野考察有关,在新加坡的草根书店,英培安似乎对高行健的小说人称实验不以为然,他向我提出了自己实验的时间比高要早。这个破解的念头在我心中存在了好久,直到有一天我专门对此加以比较处理。

当然,更宏阔的比较性论述也在思考中,也就是我目前仍然在展开的课题“台湾经验与南洋叙述”。换言之,台湾这样一个既是实体又是形而上建构的母体,到底给了新马华人以怎样的切实影响?这些影响从群体、个体以及文学的叙写以及批评的缕述上如何呈现?这条线索无疑可以给我们以更多期待和思考,虽然其真正运作和描述都显得异常艰难。

3良性互动。或许是由于我所提倡的华文文学研究既要有外来者(outsider)的客观,又要有本地人(insider)的内行理念与实践慢慢起作用,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也撰写了一些短文对同行的论著加以评述,既有对王德威、许文荣、冼文光、胡月宝等论著、创作的书评,当然也有给廖文辉博士的论著[23]写序等操作,这些都意味着华文文学研究世界的本土性和国际性的交叉、互动与对流。

但是,我本人则深切感受到田野考察的必要性和强大作用,在新加坡攻读博士的四年里,我先后去马来西亚10多次,开会、调研、讲座等等,有同学笑称我比他们返乡还要频繁。哪怕是今天,我仍然通过报纸的电子版及时而密切的关注新马文化、文学、社会、政治动态。这样的关注既是必须,又可以反过来催发我对新马的深切感知。毋庸讳言,这种研究的前提就是,我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但同时又不乏理性观照,比如,在新加坡时,我也时不时在《联合早报》上发表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悖论性思考文章——新加坡华语文的地位其实是一种被限定的“皆大欢喜”的半死不活状态。

毫无疑问,上述实践大概只能算是有关问题意识的小试牛刀,如果从自我批评的角度看,这些似乎都只是开始,也因此有理由期待方家、高手和读者进行批评指正。毕竟,学术一方面是学者自己努力耕耘的天地,打上了或浓或淡的个人痕迹,但另一方面,学术却又是公器,任何富有个性的创新其实最终都难逃“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魔掌,我们还必须奉行“拿来主义”。

 



[1] 需要说明的是,从反省既存问题视角进行有侧重的强调和分析并非要抹杀和取消相关学界前辈(如饶芃子、黄万华等,名单较长,并不一一列及)和同仁们(刘小新、刘俊、王列耀等)已经取得的丰硕成绩,恰恰相反,而是在此基础上借此更加丰富和完善其他可能性。从整体意义上说,这个学科的成熟、丰富和突飞猛进仍然需要所有同仁的不懈努力和通力合作。

[2] 无疑,最著名且不乏争议的论述来自库恩(Thomas SKuhn,具体可参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和库恩著,纪树立等译《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等论述。

[3] (法)蒂博代著,赵坚译《六说文学批评》(北京:三联书店,2002),页88

[4] 相当经典的论述可参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 Basic Books1983)。

[5] 拙文《华语比较文学:超越主流支流的迷思》,《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6] 具体可参拙文《鲁迅访郁达夫:不在场的南洋遭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6

[7] 关于此概念在华文文学(尤其是新马华文文学)的分析和使用,可参考黄锦树著《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和拙著《本土性的纠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等论述。

[8] 具体可参拙文《本土楔入:可能与限定》,《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9] 有关香港文学的早期系列拙文1《我看“南来作家”》,香港《香港文学》19991月号;2《旁观独角兽的角——关于香港文学独特性的边缘性的思考》,《香港文学》19995月号;3《香港气度与香港文学》,《香港文学》199910月号;4《积淀与重塑——从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说开去》,《香港文学》20003月号;5《城市意象:虚构中的契合与超越——颜纯钩小说主题的一种解读》,《香港文学》20006月号;6《反抗:徒然抑或尴尬——颜纯钩小说中的女性生存状况探析》,《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7《清洗独角兽的尾巴——浅论香港文学批评的一种偏离》,《纯文学》(香港)复刊号第30期,200010月;8《神游与驻足——论刘以鬯故事新编的叙事策略》,《香港文学》,20019月号等。

[10] 可参《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相关论述。

[11] 有关评述,可参谢聪《大陆学界的新马华文文本土性究评述》,《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6期。

[12] 拙文文学空间诗学与区域特质论纲——以新马华文文学为例加以说明,《香港文学》总第272期,20078号。

[13] 可参《暨南学报》2008年第4期。

[14] 可参《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5] 可参《学海》2006年第3期。

[16] 收入任剑涛 彭玉平主编《论衡丛刊》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17] 可参《人文杂志》(吉隆坡)20046月号

[18] 可参《华文文学》2007年第5期。

[19] 可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20] 可参《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1] 可参《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2

[22] 可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

[23] 可参廖文辉著《马新史学80年》朱崇科序(上海三联书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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