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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自我,刚韧有度

 
 
 

日志

 
 
关于我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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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下先生  

2011-02-23 13:16:32|  分类: 舞文弄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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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大桥卓弥的歌曲《谢谢》(ありがとう)时候,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滨下(武志)先生。

屈指算来,从200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某workshop相识,我和滨下老师的友谊已经8年了。一开始的时候,我在为刘宏、廖赤阳教授在国大主持的小型国际研讨“跑龙套”——打杂兼免费旁听他们细致的报告与机锋时现的对话。会议中的日本风格相当明显,与会者大多非常严谨,乃至战战兢兢,唯独圆桌中的滨下先生气场十足:他始终紧闭双眼,似乎睡着了,但又似乎在聆听。这个似乎往往在讨论的时候被确认,不是睡着了——滨下先生是一把犀利的尖刀,提出的问题往往令人醍醐灌顶或大汗淋漓。等到滨下老师自己发言的时候,我更加关注他的表现。他的发言,往往是不紧不慢的,言简意赅,需要的时候才略加阐释,表达完后,相对默然,很诚恳地等待大家的指正。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超越了当时大家非常熟悉的地缘、血缘、业缘的分裂中提出了整合性很强的“股”的概念,霎时间,我对这个满头白发的日本老人有种天然的敬意,他居然可以如此活用中文,尽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更多值得尊敬的地方。

会后也曾前往滨下先生的宾馆住处聊天,了解了他更多的传奇——比如,他差不多每天只睡3个小时,会议论文的大纲基本上是在国际航班的飞机上完成的。尤其关键的是,滨下先生非常愿意和年青人交流,尤其是跨专业的有志青年。我和他的链接点首先是东南亚华人,他关注的是经济史,社会网络,而我侧重文学。由于那个学期他经常出现在新加坡国大图书馆和讲座的课室,一来二去,我有幸成了他的“忘年交”。我们谈论的话题也日益广阔,从东南亚渐渐到了鲁迅,从材料渐渐到了方法和理论,甚至到了语言学习。

对于滨下老师的具体学问我当然无缘置喙,但他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双聘教授可以反映出他在日本和国际学界的高认可度。有一次在国大arts canteen里,我和滨下老师正在聊天,他突然低头不语,我觉得奇怪,他事后一笑说,“刚刚Anthony Reid(国大非常著名的学者)经过,我不想被他发现。”我从他难得一见的调皮中也印证了他跟我说过的话,“和同行或同龄人交往不够痛快。年青人有冲劲,有想法,总给人新的感受。我很怕被你们超过啊!”偶尔见面打个招呼,他那习惯了提着大书包匆匆而去的身影总令人感叹。

毫无疑问,滨下先生和王赓武教授是两种风格的。相同点是,两人学问都非常博杂而高深,不同点是滨下老师是非常随和的平易近人,刚毅木讷;而王赓武先生却是贵族式的平易近人,谈吐不凡,这也包括他那极其流利的英语表述——有典故说,凡国际会议,有王赓武处必为谈论中心,而王先生能言善辩,为西人所不及。我也曾到王先生的办公室私下交谈过一会儿,那时拙著《本土性的纠葛》刚在台北出版,而王先生早期也对南洋文学颇有点兴趣(他本身就用英文创作出版过诗集),所以我当面奉赠请他指正。74岁的王先生谈笑风生、风度翩翩,令人倾倒。

私底下我仍然更喜欢滨下先生的风格,同时也因为王赓武先生的风格和学术之路完全是不可复制的。慢慢的,我了解了更多有关滨下老师做学问的道路,心志等掌故,有些是他亲自告诉我的,有些则来自于他的弟子和友人。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从事亚洲研究,中国研究,尤其是朝贡体系研究的文化动因首先是深切反省二战时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并失败的私人体验,让我觉得滨下先生的确是有担当的人,而这样的人能够代表日本二战以后学界的良心和魂灵方向。

后来我回到了母校中山大学效力,还是时不时能够和滨下老师见面,因为滨下老师始终是中山大学的常客和好友。表面上,滨下先生是非常严肃的人,有些他的学生很敬畏他,但实际上非常重义气、有血性。在学校官方招待的宴会上,他从不饮酒,但在我自己掏钱请他吃饭的席上,滨下老师是可以破戒、小酌一点的,虽然因为身体关系他不能多喝酒,但我知道他最喜欢汾酒。小北门出去的那家简陋但干净的东北菜馆是我和滨下先生几次见面的地方,滨下老师几乎每次都很开心,往往饭后要么我陪他去学而优,要么他自己提起宽大的书包,继续前往书店寻宝。

每次出书,我都会把拙著样书奉上,滨下先生总是笑纳,除了恭喜以外,并不置言辞。但是,有一次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社长前来访问中大出版社,滨下老师邀是校友的我做翻译,他用了“an aweful scholar”来向外宾介绍我,并大大表扬了一番。那时我才明白,历史学家是真的要先实践才说话的——他至少通读了我的书,这让我颇有些感动。而同样有一次在讲座后的饭局上大家祝贺他被译成中文的新书出版时,我开玩笑说,“滨下老师,我还没有哦。”谁知道他饭后第一件事是,专门跑到学而优买下了所有到货的他的新书,然后挑一本签名送给我。

国际顶尖学者看人的方式不像我们国内,要么是职称,要么是官职,要么是利益;他们更关注一个人的才华、实力和可能性。2006年初,滨下老师邀请我去日本京都大学开会并作主题演讲。这实在是令我震撼,他实在是关注并了解我所作的东南亚华人文学研究。会上,我做了40分钟的演讲,而滨下老师则翻译了20多分钟。会后,他私人宴请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志明教授在非常有特色的京都大学某餐厅晚餐。2007年我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完成了第二本新马华文文学论著——《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的论稿。这一点,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锐利、儒雅和厚道也令人印象深刻:除了在2004年帮拙著《本土性的纠葛》作序外,他也在2007年底邀请我去哈佛大学参加国际会议。

有人说,滨下老师是一个在流动中才更活力四射的史学家,他不能固守于一隅。后来,众所周知他担任了中山大学首任亚太研究院院长,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飞行在世界各地。滨下先生是纯粹的学者,我和他的交流从来不涉及世俗,我很担心他当院长会受到国内某些不良风气或过于世俗的困扰而感到伤心,在他有时间的时候,我总希望和他谈谈学术,谈谈鲁迅,包括东京大学日本鲁研界,实际上,这些都很令彼此开心。我总觉得,我们不能让一个热爱中国和中山大学的优秀学者失望。偶尔,我也谈谈我的理想。他总是对我充满信心。

谁成想,从2009年以来我就受到一群流氓有意无意的威胁、攻击和打压。坦白说,这两年来,我看到的大学的阴暗、丑陋、堕落和龌龊比我一生对大学的想象还要多,还要具体,尤其令人愤怒的是,这帮流氓还曾经是你的师辈,他们知道你出于种种理由,哪怕只是热爱中大,你都不会、不敢揭露他们。但我还是站了出来以示抗议,因为我明知道性格决定命运,站出来会对我不利,但我别无选择。我的性格、热血、学术追求决定了我的尊严、高度以及弱点,但我无论如何绝不会苟且。归根结底,所谓名师,所谓模范,其实更是翻云覆雨的戏子,争名夺利无所不用其极的政客,心灵龌龊、卑微不堪。但我每次看到,那颗罪恶的花白头颅还在继续招摇撞骗,好多不明真相或知情者或曲意逢迎、或表错了情时而感到无比恶心。但我坚信,历史总会澄明的。

小人打压和降低你的伎俩之一就是要把你降格到他们腐败、堕落和无耻的低度,但他们何曾想到,人在面对苦难和挫折时候完全是可以逆向升华和自我提升的。我看到的龌龊越多,我却更加怀念和尊敬那些高风亮节者。这或许才是突然想念滨下先生的潜在原因?!毫无疑问,借此在继续面对“名师”和“模范们”各种打压以及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坚韧不拔,一个真汉子,要既有道德和善的高度,同时又要坚守原则,血债血偿。

但更令我想念滨下老师的原因则是他有一次很罕见的提问式的批评,“为什么研究中国的年青人懂日文的这么少呢?”我知道他自己,本身对中、英文使用都相当娴熟,作为母语的日文更不待说,而彼时尚算年青的我虽然研究鲁迅居然也不通日文,的确是有点过分,想到这里,难免有些汗颜。大桥卓弥的歌曲《谢谢》本来是他献给父母的,但他的真情实感和日文节奏却让我想起了滨下先生,我也想对滨下说声“谢谢。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

如果不晚,我想40岁开始学点日文,要求不高,希望有一次我们可以基本用日语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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