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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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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新史学立言——序廖文辉《马新史学80年》  

2011-04-01 15:49:28|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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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新史学立言

——序廖文辉《马新史学80年》

朱崇科

 

长期以来,“南洋”作为中华文化视线余光中所波及的他者(the other),往往只是聊备一格的填充。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其经济、文化层面的承继、赓续和衍生却远非“中华文化无远弗届”的虚荣/自豪框限可以涵纳。即使刨除“礼失求诸野”的边缘/中心规律,从今天文化差异与对话的语境考量,其丰富包含更需文化母体重新加以审视。毋庸讳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作为华人族群聚居地,不仅仅其自身的性质流变与创造值得中国人关注,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被我们简单化、笼统化的族群内部其实也贯穿着本土认同的潜流和巨澜。

有心人不难发现,在区区60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岛国——新加坡身上其实凝载着“新加坡学”的丰厚,而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不止闪耀着勇于坚守、开拓创新的光芒,同时也重新诠释着中华文化变异后的吐故纳新与藏龙卧虎。而稍微了解马新文学、教育、政治、文化等状况的人士其实更会明了在这样的“热土”(赤道国家)上,其实生长着五彩缤纷的硕果,而热带雨林深处自有其妙不可言。

廖文辉博士的大著《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从此视角观照下自有其独到之处。而更需注意的是,我们如果从马新本土视角考察,则其意味更显深长。我们不妨从如下几个层面加以考察:

一、史学史:历时性梳理。

熟悉当今马新文化的人士会知晓,在马新华人的关注焦点中,文学、教育、政治等层面位居前列,而史学则相对冷僻。文辉博士此书恰恰是从孤寂处发声,以历时性视角为主轴,戮力梳理相对冷僻的新马史学发展轨迹。一般而言,从人文社科学术的意义上讲,没有资料,几乎没有学术可言;更进一步,从史学研究的要求来看,此论尤其彰显;实际上,还可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思考马新文史学术建构的话,资料(一二手)则更是至关重要——因为新马研究的资料离散性似乎和华人的散居特征丝丝勾连。以此来反省中国大陆学界某些有关研究,正是此软肋,使得某些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复存在,从而严谨研究东南亚摇身一变成了漏洞百出的“想象南洋”。

文辉博士为人厚道稳重,分别在台湾大学、马来亚大学、厦门大学完成大学各级教育,其学术的经历使得他既有锐利博学的一面,又能够“板凳可坐十年冷”,扎扎实实钻入故纸堆,耐心记录并反思马新历史学的发展轨迹,这项实践,自有其一石三鸟之功效:既提升了自我,又可承前启后、造福当世,更可方便后人使用相关资料。单纯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马新史学80年》立足于各类史料,并尽可能“穷形尽相”,功劳不小,相信无论是对于本土学者,还是国际相关学界都有所裨益。

二、述和评:点面结合与本土关照

文辉此书决不只是单纯史料的搜寻和堆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也在缕述中呈现出史家撰述的主体性,其特点就是点面结合与本土关照。

从宏观层面来看,文辉巧妙地将马新史学分为三个时期:“南洋研究”滥觞期、“南洋研究”发展/高峰期以及“华人研究”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划分不仅提纲挈领,而且也相对清晰的指出了相关研究内在规律的发展动向与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文辉对“南洋研究”滥觞期的界定,不仅仅是时间方面的提前(从19401930),而且是将之置于彼时国际学术生产的大环境中加以确认(identify),同时以本土认同演变的强化为主线,指明了马新史学研究中范式更新(paradigm shift)的主要动因。

从微观层面看,文辉对书中所涉及的史学论述不论巨细皆着力加以点评,或蜻蜓点水一语带过,或三言两语,或专章专节细描(如第四章),但不论怎样,相关评述往往可画龙点睛,而专章论述则又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点面结合、妙笔生花,如此一来,对马新史学80年的勾勒既脉络分明,又血肉丰满。

必须强调的是,文辉博士对“马新史学”的论述中不乏对本土的侧重和倚赖。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本土关照可分为三重:1作为历史书写主体的史学前辈们的本土情怀嬗变;2他们所聚焦的马新本土空间、事务/事物以及3文辉博士作为本土史家的有意识的本土知识生产。毋庸置疑,马新的文化生产其立场、训练、视野、规范可以国际化,但基本上的观照视野却必须坚守“开放的本土”精神,在相关的文学论述中,我也一再强调此点(具体可参拙著《本土性的纠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及《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

三、方法论:“马新史学”(学派)?

相较而言,作为后发性的学术生产,“马新史学”自有其先天的劣势,即使回到本土文化场域(cultural field),相关史学实践亦相对落寞。在此氛围中,“马新史学”的建构其实富含“危/机”。但“危/机”一词既含困难,又容机遇,这不只是汉字的游戏或障眼法,而是一种有意味的逻辑辩证。

文辉博士在该书中,特别强调要史、论并重,而现阶段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出版却更刻不容缓,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文辉的苦口婆心。但同时,在不长的篇幅中,我们也可看出他对方法论的重视。当然,我们还可以更加强调与深化如下两点:

1跨学科。与“南洋研究”的滥觞更多和中国学界以及英文源流学界息息相关类似,“马新史学”其实可以更好地利用其它学科的理论先发优势,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取长补短,同时,更要注意和本土文学、教育、政治研究等相对成熟的领域互通声气、兼容并蓄,这样可能会把后发的劣势变成迎头赶上的契机。

2跨区域。在强调本土的同时,我们应当时刻维持国际化的眼光和胸怀。举凡大中国、欧美学界等中的顶尖高手与新锐思想,无论是史学理论、方法,还是有关东南亚、中国学的研究基础都可成为借镜的工具。易言之,也只有容纳百家之长,才可成就一家大业。从更高的意义上理解,我对“马新史学”的思考除了文辉博士的界定包含之外,还别有期待——将来或许可以建构极具世界影响的“马新史学”学派,好比法国的年鉴学派、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等等。从此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顶尖学者——王赓武,当然,也需要更多的民间学者——许云樵。

作为更多侧重文学研究、曾经在新马度过近四年黄金时光的学人,我原本不够格为文辉这本史学大著作序,但我和文辉兄虽分属文史学科,却在研究方法、学术理念、南洋情结等方面有着心神相通之处,为此,当文辉兄来函索序时,我不揣浅陋、欣然从命;同时,我也把这本书纳入业师王润华教授和我主编的“热带雨林论丛”(由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开始陆续出版)中来,大概既是一种充满褒扬的推介,又是一种对我所萦怀的新马的遥遥礼敬。其实,你我都知道,文辉博士的总结更是未完成的梳理,更可能是“马新史学”更上一层楼的新契机。

 

朱崇科*

20103月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个人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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