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马新史学立言
——序廖文辉《马新史学80年》
朱崇科
长期以来，“南洋”作为中华文化视线余光中所波及的他者（the other），往往只是聊备一格的填充。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其经济、文化层面的承继、赓续和衍生却远非“中华文化无远弗届”的虚荣/自豪框限可以涵纳。即使刨除“礼失求诸野”的边缘/中心规律，从今天文化差异与对话的语境考量，其丰富包含更需文化母体重新加以审视。毋庸讳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作为华人族群聚居地，不仅仅其自身的性质流变与创造值得中国人关注，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被我们简单化、笼统化的族群内部其实也贯穿着本土认同的潜流和巨澜。
有心人不难发现，在区区60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岛国——新加坡身上其实凝载着“新加坡学”的丰厚，而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不止闪耀着勇于坚守、开拓创新的光芒，同时也重新诠释着中华文化变异后的吐故纳新与藏龙卧虎。而稍微了解马新文学、教育、政治、文化等状况的人士其实更会明了在这样的“热土”（赤道国家）上，其实生长着五彩缤纷的硕果，而热带雨林深处自有其妙不可言。
廖文辉博士的大著《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从此视角观照下自有其独到之处。而更需注意的是，我们如果从马新本土视角考察，则其意味更显深长。我们不妨从如下几个层面加以考察：
一、史学史：历时性梳理。
熟悉当今马新文化的人士会知晓，在马新华人的关注焦点中，文学、教育、政治等层面位居前列，而史学则相对冷僻。文辉博士此书恰恰是从孤寂处发声，以历时性视角为主轴，戮力梳理相对冷僻的新马史学发展轨迹。一般而言，从人文社科学术的意义上讲，没有资料，几乎没有学术可言；更进一步，从史学研究的要求来看，此论尤其彰显；实际上，还可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思考马新文史学术建构的话，资料（一二手）则更是至关重要——因为新马研究的资料离散性似乎和华人的散居特征丝丝勾连。以此来反省中国大陆学界某些有关研究，正是此软肋，使得某些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复存在，从而严谨研究东南亚摇身一变成了漏洞百出的“想象南洋”。
文辉博士为人厚道稳重，分别在台湾大学、马来亚大学、厦门大学完成大学各级教育，其学术的经历使得他既有锐利博学的一面，又能够“板凳可坐十年冷”，扎扎实实钻入故纸堆，耐心记录并反思马新历史学的发展轨迹，这项实践，自有其一石三鸟之功效：既提升了自我，又可承前启后、造福当世，更可方便后人使用相关资料。单纯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马新史学80年》立足于各类史料，并尽可能“穷形尽相”，功劳不小，相信无论是对于本土学者，还是国际相关学界都有所裨益。
二、述和评：点面结合与本土关照
文辉此书决不只是单纯史料的搜寻和堆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也在缕述中呈现出史家撰述的主体性，其特点就是点面结合与本土关照。
从宏观层面来看，文辉巧妙地将马新史学分为三个时期：“南洋研究”滥觞期、“南洋研究”发展/高峰期以及“华人研究”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划分不仅提纲挈领，而且也相对清晰的指出了相关研究内在规律的发展动向与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文辉对“南洋研究”滥觞期的界定，不仅仅是时间方面的提前（从1940到1930），而且是将之置于彼时国际学术生产的大环境中加以确认（identify），同时以本土认同演变的强化为主线，指明了马新史学研究中范式更新（paradigm shift）的主要动因。
从微观层面看，文辉对书中所涉及的史学论述不论巨细皆着力加以点评，或蜻蜓点水一语带过，或三言两语，或专章专节细描（如第四章），但不论怎样，相关评述往往可画龙点睛，而专章论述则又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点面结合、妙笔生花，如此一来，对马新史学80年的勾勒既脉络分明，又血肉丰满。
必须强调的是，文辉博士对“马新史学”的论述中不乏对本土的侧重和倚赖。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本土关照可分为三重：1作为历史书写主体的史学前辈们的本土情怀嬗变；2他们所聚焦的马新本土空间、事务/事物以及3文辉博士作为本土史家的有意识的本土知识生产。毋庸置疑，马新的文化生产其立场、训练、视野、规范可以国际化，但基本上的观照视野却必须坚守“开放的本土”精神，在相关的文学论述中，我也一再强调此点（具体可参拙著《本土性的纠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及《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
三、方法论：“马新史学”（学派）？
相较而言，作为后发性的学术生产，“马新史学”自有其先天的劣势，即使回到本土文化场域（cultural field），相关史学实践亦相对落寞。在此氛围中，“马新史学”的建构其实富含“危/机”。但“危/机”一词既含困难，又容机遇，这不只是汉字的游戏或障眼法，而是一种有意味的逻辑辩证。
文辉博士在该书中，特别强调要史、论并重，而现阶段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出版却更刻不容缓，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文辉的苦口婆心。但同时，在不长的篇幅中，我们也可看出他对方法论的重视。当然，我们还可以更加强调与深化如下两点：
1跨学科。与“南洋研究”的滥觞更多和中国学界以及英文源流学界息息相关类似，“马新史学”其实可以更好地利用其它学科的理论先发优势，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取长补短，同时，更要注意和本土文学、教育、政治研究等相对成熟的领域互通声气、兼容并蓄，这样可能会把后发的劣势变成迎头赶上的契机。
2跨区域。在强调本土的同时，我们应当时刻维持国际化的眼光和胸怀。举凡大中国、欧美学界等中的顶尖高手与新锐思想，无论是史学理论、方法，还是有关东南亚、中国学的研究基础都可成为借镜的工具。易言之，也只有容纳百家之长，才可成就一家大业。从更高的意义上理解，我对“马新史学”的思考除了文辉博士的界定包含之外，还别有期待——将来或许可以建构极具世界影响的“马新史学”学派，好比法国的年鉴学派、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等等。从此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顶尖学者——王赓武，当然，也需要更多的民间学者——许云樵。
作为更多侧重文学研究、曾经在新马度过近四年黄金时光的学人，我原本不够格为文辉这本史学大著作序，但我和文辉兄虽分属文史学科，却在研究方法、学术理念、南洋情结等方面有着心神相通之处，为此，当文辉兄来函索序时，我不揣浅陋、欣然从命；同时，我也把这本书纳入业师王润华教授和我主编的“热带雨林论丛”（由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开始陆续出版）中来，大概既是一种充满褒扬的推介，又是一种对我所萦怀的新马的遥遥礼敬。其实，你我都知道，文辉博士的总结更是未完成的梳理，更可能是“马新史学”更上一层楼的新契机。
朱崇科*
2010年3月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个人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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