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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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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本土与自我表述——两本新马论著阅读笔记  

2011-09-22 12:29:49|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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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人研究领域和专长的关系,笔者有幸较早地看到了两本有关新马论著的草稿及定稿——胡月宝所著的《鱼尾狮与鱼尾狮旁的花木兰: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和廖文辉所著的《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三联书店,2011)。反复阅读,掩卷沉思,却也从貌似不搭界的文学和史学论述中看到新一代新马学人自我表述的某些共同点和新倾向,或许有值得中国华人研究学界关注之处。

    长期以来,“南洋”作为中华文化视线余光中偶尔所波及的他者(the other),往往只是聊备一格的填充。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其经济、文化层面的承继、赓续和衍生却远非“中华文化无远弗届”的虚荣/自豪框限可以涵纳。即使刨除“礼失求诸野”的边缘/中心规律,从今天文化差异与对话的语境考量着眼,其丰富内涵更需文化母体重新加以审视。毋庸讳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作为华人族群聚居地,不仅仅其自身的性质流变与创造值得中国人关注,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被我们简单化、笼统化的华人族群内部其实也贯穿着本土认同变异的潜流和巨澜。

有心人不难发现,在区区60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岛国——新加坡身上,其实凝载着“新加坡学”的丰厚,而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不只闪耀着勇于坚守、开拓创新的光芒,同时也重新诠释着中华文化变异后的吐故纳新与再度藏龙卧虎。而稍微了解马新文学、教育、政治、文化等状况的人士其实更会明了在这样的“热土”(赤道国家)上,其实生长着五彩缤纷的硕果,而热带雨林深处自有其妙不可言之处。

一、胡月宝:本土文学制作的参与与监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胡月宝副教授、博士的新著《鱼尾狮与鱼尾狮旁的花木兰: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论文选》跨越岛国,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凌空出世自有可观之处。这自然不仅仅是因为该论文集是新加坡人论述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本土制作,而同时也因为作者的独特能力:左手创作,本身就是新加坡知名女作家;右手研究,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跻身于新加坡名校教师行列。这些优势自然也意味着真正本土制作的深厚功力和感同身受、换位思考后的细腻与周密。

该书共分两辑,辑一为新加坡当代社会与华文文学,主要包括作者对新华文学简史的梳理、新华文学和女性主义概念的厘定、鱼尾狮的混体文化和1819——1989年新加坡华族妇女地位的变迁;辑二为新加坡女性小说探究,主要包括新加坡女性小说崛起的背景,其中的花木兰群像以及分别借助小说文本来分析女作家们的社会观、爱情观、婚姻观等。不难看出,这些论述其实更关联了新华文学大背景之下的女性文学及其性别和社会视角。

(一)“修正主义”的问题意识

表面上看,这是一本松散的有关新华当代文学的论文集,实际上,如果认真细读其理论逻辑,绝大多数论文其实采用了类似的理论资源。在缕述了亚伯拉姆斯( M. H. Abrams)在《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中提出的艺术理论的四个要素--作品、艺术家、观众和世界并阐明其关系后,胡月宝给出了进一步的理论变迁——刘若愚教授应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适度调整版。而在此基础上,胡博士提出了自己的关键词(对其中错综复杂关系中的世界加以细分)——“历时世界”(从19世纪到今天,新华小说产生的宏观环境)和“共时世界”(20世纪60年代至今,新华作者直接取材的现实环境)。

如果只是如此处理,或许我们只能说“无甚高论”;耐人寻味的是,胡博士添加了“文本世界”(“新华作者将模仿或鼓励他们去模仿的自然诸方面--即在东西方文化撞击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经验到的生活,并通过小说所投射出来的镜中世界”)这一向度。这样,就把文学研究的多重视角整合在一起,既有历史和社会学发展的宏阔背景,同时又注意到了文本分析和细读的必要性。关键是,这三者其实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如其所言:

与此同时,“共时世界”以及“历时世界”的重叠和矛盾(国家建设与现代的过程中,母族文化传统与语言不断地让步),也使得新华作者对自身的“世界”进行了反思,并透过忧患文学的文本世界来表达自己的痛苦与焦虑。建国文学和忧患文学不仅是新华作者“世界观”的镜像反映,也是小说创作过程中互动关系的体现。(页11

不仅在宏观的逻辑结构上如此设计,而且具体论文的论述和相关的思考模式也是持续贯穿、一气呵成。比如在论文《“传统与现代的理性省视”——从女性小说看女性作者的爱情观》中,作者首先在宏观上指出了此理论的具体功能。历时世界对女性小说文本世界之观念的影响,一是强调传统文化道德理念;二是重申并转化传统妇德的意义。共时世界对女性小说文本世界之观念的影响,一是两性关系之重新审视;二是女性生存时空之探讨;三是现代化对传统文化道德之冲击。同时,又结合分层的实际,从“社会观”、“爱情观”以及更细致的划分加以处理。同样,在其他论文中,或者是继续借鉴类似理路架构论文,或者以之作为关键词连缀贯穿,或者在引论处略加说明剑指该书绪论。无论如何,或多或少,相关论文都难得地持续贯彻了大致相同的问题意识,这种让理论旅行而且修正之后为我所用的细致和坚持都是难能可贵的。

(二)文史互参的论证策略

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新华文学而不懂新马的历史是一种相当荒谬的行为。这也是不少外地学者在处理新马华文文学论题时经常犯的错误——身居外地,想象“南洋”。毫无疑问,这不仅反映出有关研究的外行和可笑,同时也反映出局限于一个学科和领域的捉襟见肘弊端。胡月宝博士接受的汉学训练使得她可以游刃有余于跨学科的实践中,同时,加上她本身是作家的缘故,可以比一般研究者更加擅长把握文本内部的微妙和揣摩作者的主体精神。但更值得一提的则是胡博士对文史互参论证传统的坚守与化用。

毫无疑问,新马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往往是不分家的,过分强调某个学科的藩篱其实往往会画地为牢。早期的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在文史互参方面是有相当造诣的,尤其是在彼时筚路蓝缕的史料爬梳中论从史出,相当有说服力。后辈的文学史家其实也更多是臧否其文学史观,而对其深厚的论证功力和传统则难以置喙。后起的新马研究者,如杨松年教授也是别出心裁,无论是独著《战前新马文学所反映的华工生活》(新加坡全国职工奋斗报,1986),还是主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都呈现出他对这种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更年轻的学者胡月宝博士对此传统的处理其实也是颇见功力的:面对不同的语境,胡博士机智地做出了回应。毋庸讳言,方修先生、杨松年教授那时对20世纪上半叶马华文学的处理是有其便利性的,在那个时间段更多是现实主义发展和盛行的时期,在报纸副刊上的文史创作和论述其实并未分家,所以,文史互参乃至互证是近乎不言自明的。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980年后,文学的叙事虚构和历史的对应关系已经变得相当复杂,反映说、再现说,或者其他关系对应的说法让这种文史互参传统变得复杂起来,但难能可贵的是,胡博士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变通:“文本世界”关键词的介入既润滑了它和不同世界的复杂关系,同时也部分确立了文本圈定世界的相对独立性。

在《“父亲的女儿们”—从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看新华女性小说》一文中,作者则是从“女性”角度入手,借新华女性小说文本世界来展现作为第一批新加坡知识女性生活经验的文字记录,同时也借此让人了解其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对女性小说文本世界的影响。这些操作无疑可以呈现出文史互参的运作实践,或者更有意思的在于它的结论:

概括而言,新华女性文本世界只是一个“社会群体”而非“性别群体”的世界。新华女性小说文本也像五四时代的女性作品一样,“缺乏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对传统的批判,自己独自标榜的价值标准及语言概念系统”。但是,它的意义在于打破了长时期以来女性的沉默,为新华妇女团体作出了第一次的发声,更为新华女性文学奠下桩基, 20 世纪90 年代之后的女性小说提供了从性别论述的角度上提出对父权文化、父权体制的质疑与挑战之可能。(页249

作者相当认真地处理了论述对象,同时又谨慎而辩证地指出了其问题和局限性,这的确是对她所继承的文史互参传统的一种灵活运用。

(三)在平实与锐利之间

通览胡博士的论文,可以察觉其整体论述风格的平实。这当然有她的优点:整体论述显得清晰、严谨,既能坚持论述的科学性,同时又能让更多读者看懂、受益。

但平心而论,这种论述风格似乎也有其不足。或许是出于对更多理想读者(target readers)负责的考虑,整本论文集大多可列入宏大叙事的操作,比如论述新华文学简史,或者从作品看社会观、爱情观、婚姻观,不同时间段的女性地位变迁等。这样一来,既要保证论述的严谨性,又要平实可读,所以整本论文就会陷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平淡中去,错过了一些别致的美丽风景。比如,有关新马华文文学版本的“五四”文化、文学运动其实是有着发生的独特性的,相当精彩的论述可参杨松年编著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和《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联合出版,2001)。而有关新马华文文学中本土意识流变的条分缕析,拙著《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似乎也有可借鉴之处。

相较而言,该集子中不同风格的两篇论文就显得特别摇曳多姿。《鱼尾狮混体文化》通过精读中英文两首不同的有关鱼尾狮的诗歌展开细腻而大气的论述:当然会指出其中的后殖民因素、身份认同焦虑等等,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博士对作者唐爱文和梁钺身份、背景的细致分析与整个时代紧密结合,同时更别出心裁地看出梁钺诗作中的积极意义,这的确令人眼前一亮,真正展现出文本细读的功力和威力。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新华女性小说里的花木兰群像----从女性形象的设计看当代新华女性文学里的现代性别视角》一文。此文的论述也相当别致,宛如剥洋葱,从概念、历史外围逐步入手,层层递进,直到对新华文学中的阳化书写得出令人拍案的结论,“一味地否定女性书写的阳化特质是陷入父权论述的陷阱。深入剖析之,我们不难发现,新华女性的阳化书写是女性摆脱边缘化的迂回策略,以委婉、渐进的伪装来讨好父权社会构成。值得深入讨论的是,这种伪装是否自觉,是否也是心理伪装。”(页181)但结论同样有其开放性,令人继续期待。

对于胡博士锐利的期待或许有强其所难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了她对多元风格的尝试和良好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论文集大量使用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态度认真,即使单看参考书目和附录也可窥豹一斑。而胡博士自博士论文《20 世纪7080 年代新华女性作者的世界》(南洋理工大学,2002)开始,直到这本新著,可以说,对新华女性小说的研究已经成为一家之言。

二、廖文辉:本土史学的挖掘与总结

从扎根本土与自我表达的视角下关照,廖文辉博士的大著《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自有其独到之处。该书共分四章,分别是:马新“南洋研究”的曙光——“南洋研究”滥觞期述略(1930——1941)战时和战后的“南洋研究”(1941——1969) “华人研究”时期(1970——2009)马新学人及其研究概论。前三章着重于史的铺陈,第四章则以相关学者为论述对象,既简介其生平和学术事迹,也分别点评其学术贡献和史学角色。

而更需注意的是,我们如果从马新本土视角考察,则其意味更显深长。这其中既有历史的流变,同时又有廖文辉博士对某些流派和脉络的细腻体验以及总结,比如,其中的“南洋研究”和“华人研究”相关概念的厘定以及流派的变迁就颇耐人寻味。我们不妨从如下几个层面加以考察。

(一)史学史:历时性梳理

熟悉当今马新文化的人士会知晓,在马新华人的关注焦点中,文学、教育、政治等层面位居前列,而史学则相对冷僻。文辉博士此书恰恰是从孤寂处发声,以历时性视角为主轴,戮力梳理相对冷僻的新马史学发展轨迹。一般而言,从人文社科学术的意义上讲,没有资料,就几乎没有学术可言;更进一步,从史学研究的要求来看,此论尤其彰显;实际上,还可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思考马新文史学术建构的话,资料(一二手)则更是至关重要——因为新马研究的资料离散性似乎和华人的散居特征丝丝勾连。以此来反省中国大陆学界某些有关研究,正是此软肋,使得某些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复存在,从而严谨研究东南亚摇身一变成了漏洞百出的“想象南洋”。

廖博士分别在台湾大学、马来亚大学、厦门大学完成大学各级教育,其学术经历使得他既有锐利博学、灵活机智的一面,又能够脚踏实地、严谨执著。文辉在大力为“南洋史学”呼喊之余(相较而言,在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的受关注度显然比史学略高些),更是扎扎实实钻入故纸堆,耐心记录并反思马新历史学的发展轨迹,这项实践,自有其一石三鸟之功效:既提升了自我,又可承前启后、造福当世,更可方便后人使用相关资料。单纯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马新史学80年》立足于各类史料,并尽可能“穷形尽相”,功劳不小,相信无论是对于本土学者,还是国际相关学界都有所裨益。

而在实际操作中,廖博士的确也是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了相对精到的处理。一方面,他尽可能保留第一手的重要资料,另外,他也会认真使用别人相对忽略或熟视无睹的资料,使其重新闪光。单纯阅读该书的参考文献,我们也可以看出该书在资料掌握上的巨细无遗,不管是从历时性上,还是从文本资料的分类使用上,都呈现出作者的确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坚守者。

当然,从更高的要求讲,有关史料往往是很难穷尽的,包括像许云樵的全集处理都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该书中想必也有一些史料因为诸多原因而未被发掘出来(众所周知,新马的史料探寻渠道在民间似乎更有市场和分量,因为资料本身的分散性也较强),但好在该书也只是廖文辉博士资料搜集、梳理的开始,年富力强的他依旧有机会加以弥补。

(二)述和评:点面结合与本土观照

廖博士此书决不只是单纯史料的搜寻和堆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也在缕述中呈现出史家撰述的主体性,其特点就是点面结合与本土观照。

从宏观层面来看,廖博士巧妙地将马新史学分为三个时期:“南洋研究”滥觞期、“南洋研究”发展/高峰期以及“华人研究”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划分不仅提纲挈领,而且也相对清晰地指出了相关研究内在规律的发展动向与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廖博士对“南洋研究”滥觞期的界定,不仅仅是时间方面的提前(从1940提前到1930),比如,他就特别强调20世纪30年代马新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1930年代对马新华文源流之南洋研究发展而言,实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代,如果只是轻率地以‘草率肤浅,谬误百出’抹煞,甚至置之不顾,在研究马新史学的发展上是有欠妥当的。而马新南洋研究传统的形成和建构,又与中国有莫大关系,主要是延续中国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南洋研究传统,由中国南来或在中国受教育的学人发遑和耕耘。由于马新的南洋研究与中国的学术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因此不论在研究动机、方法、内容和文献使用,始终带有浓烈的中国传统。”(页307而且是将之置于彼时国际学术生产的大环境中加以确认(identify),同时以本土认同演变的强化为主线,指明了马新史学研究中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的主要动因。

从微观层面看,廖博士对书中所涉及的史学论述不论巨细皆着力加以点评,或蜻蜓点水一语带过,或三言两语,或专章专节细描(如第四章),但不论怎样,相关评述往往画龙点睛,而专章论述则又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点面结合、妙笔生花,如此一来,对马新史学80年的勾勒既脉络分明,又血肉丰满。比如,他简明扼要介绍了傅无闷主编的《星洲日报·南洋研究》半月刊副刊(193213日至1937822日)有关期数、作者、篇幅之后,就对整份刊物加以点评,“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版位,它不只为马新的南洋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发表的园地,同时也打响了马新史学研究的第一炮。当时许多有志于南洋史学研究的学人,纷纷于此为据点发表作品,无形中带动了南洋史研究的风气。虽然文稿素质较低,严谨的学术论著极少,但在马新华文源流的史学研究,《南洋研究》无疑首开先河。”(页52言辞之中,既具有了解与同情之上的大力褒扬,但在厚爱之中也有不失客观的些许批评,的确是具有史家的风范。

必须强调的是,廖博士对“马新史学”的论述中不乏对本土的侧重和倚赖。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本土关照可分为三重:首先是作为历史书写主体的史学前辈们的本土情怀嬗变;然后是他们所聚焦的马新本土空间、事务/事物以及文辉博士作为本土史家的有意识的本土知识生产。不难看出,这其实是相对严格而又开放意义上的本土概念使用。

毋庸置疑,马新的文化生产过程中,诸多学者、流派所实践的立场、训练、视野、规范可以国际化,但基本上的观照视野却必须坚守“开放的本土”精神,在相关的文学论述中,笔者也一再强调此点,既要有机梳理新马文学、文化与中国性的复杂关联,同时又要吸纳百家、逐步发展出自己的文学本土性(具体可参拙著《本土性的纠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及《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

当然,如果从述和评密切关联的内在逻辑来看,该书对前面三章有关研究学人的整体论述和第四章单个处理过程中其实也略有瑕疵,比如,某些点评和论述上的相对单调,甚至有重复现象。这些不足,如果以各自论述的侧重点进行互补型强调,则完全可以避免。

(三)方法论:“马新史学”(学派)?

相较而言,作为后发性的学术生产,“马新史学”不免有其先天的劣势,即使回到本土文化场域(cultural field),相关史学实践亦相对落寞。在此氛围中,“马新史学”的建构其实富含“危/机”。但“危/机”一词既含困难,又容机遇,这不只是汉字的游戏或障眼法,而是一种有意味的逻辑辩证。

廖博士在该书中,特别强调要史、论并重,而现阶段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出版却更刻不容缓,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文辉的用心良苦。但同时,在不长的篇幅中,我们也可看出他对方法论的重视,但毫无疑问,强调对方法论的建构更是新马本土史学的立足之本。当然,我们还可以更加强调与深化如下两点:

1.跨学科。与“南洋研究”的滥觞更多与中国学界以及英文源流学界息息相关类似,“马新史学”其实可以更好地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先发优势,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取长补短。毕竟这些学科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于正在崛起的马新史学具有很好的借鉴和示范作用,而且回到论述内部,也不乏形形色色议题的叠加与交叉,值得深切反省。

同时,更要注意和本土文学、教育、政治研究等相对成熟的领域互通声气、兼容并蓄,这样可能会把后发的劣势变成迎头赶上的契机。而反思目前的相关研究,马新史学对文学的借鉴似乎还有努力的空间,此外,结合这些相对成熟而且“主流”的学科,马新史学完全可以获得更多关注,而且内外结合,强大自我。

2.跨区域。在强调本土的同时,我们应当时刻维持国际化的眼光和胸怀。举凡大中国、欧美学界等中的顶尖高手与新锐思想,无论是史学理论、方法,还是有关东南亚、中国学的研究基础都可成为借镜的工具。换而言之,也只有容纳百家之长,才可成就一家大业。

从更高的意义上理解,笔者对“马新史学”的思考除了廖博士的界定包含之外,还别有期待——将来或许可以建构极具世界影响的“马新史学”学派,好比法国的年鉴学派、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等等。从此意义上说,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国际顶尖学者——如王赓武等,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民间学者——如许云樵等。

毋庸讳言,两位青年学者的努力与结晶自有其特点和值得尊敬之处,他们不仅扎扎实实立足于第一手资料,而且勇于尝试跨学科手法(文学—批评、文学—史学),体现了新一代本土学人表达自我的自信,同时也对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挑战:在坚持作为外来者可能客观的基础优势之上,中国学者或许应该更加努力把自己“南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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