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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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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庆如何对接厦大认同  

2011-10-13 16:20:38|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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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庆如何对接厦大认同

——评李元瑾编著《林文庆的厦大情缘》

                                                                                                朱崇科  

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

 

执掌厦门大学16载的新加坡先贤林文庆如何对接今世的厦大认同?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实际上,由于诸多原因却演变成了一个吊诡重重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夹杂的复杂议题。毕竟,自新中国1949年立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林变成了一个近乎缺席的在场,也成为部分新马华人的一个心伤。李元瑾博士编著的论文集《东西穿梭 南北往返:林文庆的厦大情缘》(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10月,272页)的问世可以说不仅仅是对一个相关国际会议的纪念,而且它也是有意识将林文庆存在对接或赓续厦大认同的一种实践。

 

一、还历史以真实 给林氏以公道

毫无疑问,还原历史真实以及给含恨离世的功勋卓著的先贤林文庆一个公道自是该书题中应有之义,毕竟,2006年末这场国际会议的核心主题就是纪念林文庆创办厦大国学研究院80周年的。

令人欣慰的是,与会者的论文以不同的风格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鲜活、多元和发展着的林文庆。比如,颜清湟教授以一个史学家的严谨和开阔仔细探究了林文庆对东南亚孔教复兴运动的巨大作用,在《林文庆与东南亚早期的孔教复兴运动》中不仅仅点明了林个人的认同危机和双重文化角色,更是将此与当时的孔教复兴运动紧密结合,凸显出林作为儒教信徒的忠贞角色与复杂历史。同样,何国忠在《错位的文化热情》中勾勒了林回归中国的尴尬错位,也能够呈现出林身上所坚守的中国性(Chineseness)的复杂性以及与中国语境对接的问题所在。

略微不同的是,一贯擅长纵横捭阖的杜维明教授在其大作《西学与国学》中则是把林文庆的意义和角色定位在西学与国学,乃至是不同时空文化冲突、对话或和谐共存的可能性语境中探讨,这样,林的国学思路和实践就变成了可以对话西方与不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预言,的确也令人眼前一亮。

或许更加值得褒扬的则是编著者李元瑾博士的研究。她从本科、硕士,一直到博士都在持续且集中关注林文庆。需要强调的是,在其论著《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1)和《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中,李博士首先给我们呈现了丰富的第一、二手资料,从此意义上说,后续的大部分林文庆研究往往绕不过这些坚实的基础操作;其次,她也在辛勤爬梳资料的基础上,把林真正放回到原初的历史语境中去,以同情之了解加以评判。

这当然是作为学者的李元瑾的本分,但同时,尤其值得敬佩的是,李博士同样坚韧不拔的为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近乎消失的林呐喊、鸣不平,收入该书下编的文章主要都是类似主题的书写。李博士以另外一种笔触,相当温润而淡定的进行描述和呼吁,结果也是皆大欢喜,不论是文庆亭的最终设立,还是塑像的顺利安放都从物质形体上上确认了林文庆的重要存在,借此林文庆终于“魂归厦大”。

 

二、深化与立体化林文庆建构

作为诸多学术名家的思考结晶,该书自然更有其独特和深刻之处,那就是对林文庆建构的持续深化与立体化。

梁元生教授别出心裁的把林文庆“之间人”(有别于“中间人”)的角色加以深化和发挥,结合不同源流华人(类似英、华校生的区分)同在怡和轩办公却分居二、三楼的历史事实,梁以小见大,颇具匠心的凸显了林和新加坡文化角色的神似性。从此视角,梁也在表扬林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的同时,对现今的中国与外界文化交流渠道和模式加以反思。

李元瑾在《林文庆笔下的〈中国内部危机〉》一文中,则是立足于林的政治评论集仔细分析林和中国的复杂纠缠,的确也是深化了学界对林政治视野相对淡薄的认知。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周兆呈对林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角色探讨,这无疑会丰富了我们对林更多角色和功绩的定位。

陈煜博士的论文《一砖一石乡土情》则是一篇跨学科论述的论文。表面上看,它更多是在讨论林在鼓浪屿购地置业的琐碎事实,包括其具体位置和建筑风格等,而其实际的用心却是更多呈现出林复杂和多元文化认同在这些生活经营方面的传神呈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之前所涉及的颜清湟的大作对林提倡国学的语境复杂性做了相当精彩而得当的分析。比如,他对新马孔教的精准定位和前面的杜维明教授不同,颜清湟认为,它是一个“文化、政治、社会和宗教的混合体”(页136)。同样发人深省的是,颜对孔教运动背后政治因素的考量值得关注。某种意义上说,把儒学或孔教单纯视作相对纯洁的可资借鉴的文化传统其实相当肤浅,在更长远的历史角色定位过程中,它更多是政治的利用工具。所谓“国学”,其实本身更多是对抗外来,尤其是西方侵略的一个逼不得已的自我整合,也是一种权力话语,而同样新马的儒学变成了孔教,这和中国大陆的语境明显不同,中国大陆人大多数并不认可儒学为孔教。

 

三、同情褊狭与鲁迅搁置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对于林文庆立足充分史料基础上的褒扬可谓不遗余力。这无疑对于校正新马之外,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华人对林的误读和偏见不无裨益,当然也对林与厦大认同的对接起到了良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令人遗憾的是,该书中对于林的论述更多是立足于自我位次的同情(和矫枉过正),这种同情在更高的意义上看,也不无褊狭之处——这对于林的更客观认知和定位也造成了一些伤害。

我们不妨结合林文庆与鲁迅的关系加以分析。毫无疑问,如果考察林的厦大情缘,我们绕不过他和鲁迅的复杂纠葛。但纵观该书,对此问题的处理还是相当薄弱的,这实际上造成了对鲁迅存在的搁置,这或许是因为书中所有的作者其实并非鲁迅研究专家。而即使有所涉猎,但更多是相对肤浅的。这种对于鲁迅不公正的论述尤其体现在《错位的文化热情》一文中。

在该文中,作者指出林所办国学院的多元性,所谓“大方向合乎国情”,话锋一转,“我们只能说性格偏激的鲁迅无暇从林文庆的角度思考问题”(页83)。这个论断其实是卑职无甚高论,可以反问的是:1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周树人教授(鲁迅)为何要从校长林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他们俩本来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不同的身份职责。2论者也没有从鲁迅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似乎把别人神化鲁迅打压林的过失或者不平归结到早已经死去75年的鲁迅身上,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我们当然也可以反问,林文庆有暇理解鲁迅了吗?

该文中还有一些论断值得商榷,比如,“就西方文化的领会,鲁迅当然远远不及林文庆。”(页84)首先,这个西方文化包不包括已经脱亚入欧的日本,或者是俄罗斯,如果包括,这个“当然”无疑过于托大了。在日本留学7年,精通日文,而且可以借助德文看世界文学的鲁迅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哪些文化层面“远远不及林文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可比性可以继续确认。

这些问题仍然是表面的,因为相关研究者,尤其是研究华侨华人的学者们对鲁迅理解精湛的甚少,他们根本无法触摸鲁迅的深度、风度和温度;惟其如此,才会单方面立足于一己的感情认同和学科优势前去指责被坐实了偏激定论的鲁迅,甚至得出一些皮相之论。在我看来,林、鲁的冲突其实最少有三重:文化模式的差异和冲突,人事纠葛,经济(人格)冲突。问题在于,对于鲁迅所代表的文化模式的认知的确需要非常扎实的基础、感性理性并存的浸润和长期精深研究,因为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复杂的精神存在,限于篇幅,笔者会另文《林文庆与鲁迅的多重纠葛及原因》加以处理。

整体而言,李元瑾编著的《林文庆的厦大情缘》是一本值得一读的论文集,在风格上,它兼顾普通读者,同时又葆有自身的学理性;在论述的深度上,它把林文庆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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