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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的求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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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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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言的自反与对策  

2012-04-06 11:44:10|  分类: 舞文弄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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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言的自反与对策

朱崇科

 

八年前(2004年),新加坡两家晚间华文报纸头版(甚至头条)刊出了如下近乎耸人听闻的事件,中国学生骂狮城学生:笨”“拿津贴来新读书 中国学生竟上网说新加坡人吃猪料长大八年后(2012年),中国学生孙旭在“面书”(Facebook)留言“吐槽”,“最烦的就是新加坡那些不小心碰一下就在那边瞪着你或者嘴里絮絮叨叨的中年老瘪三了,在新加坡狗比人多啊!”引起强烈反弹。当然,国立大学纪律委员会在经过听证后,果断作出正确裁决:孙旭违反大学学生操守,罚款3000新元,履行三个月社区服务,最后一个学期的奖学金(约8200新元)也被中止。

平心而论,如果单纯从事件本身来看,已经可以尘埃落定,而且为了不给年青的孙旭造成更大压力,似乎此事不宜重提。但结合八年前的类似事件,我们似乎却不得不有重提的必要,值得仔细反思的是,为何孙旭们一再失言?坦白说,如果不从方方面面加以思考,此类事件还会一再重复,相关惩罚依据旧例是很容易做出的,但如果一件事情一再重复,似乎必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毫无疑问,孙旭们有他自身的错误,很不成熟的把一己的不满轻易宣泄到一个群体身上,而且用了侮辱性词汇,尤其是,结合到他是拿新加坡政府奖学金读书的事实,更容易给人以忘恩负义的道德指责。而且,他们这一代人往往是独生子女,而且家境可能不错,很难让他们产生时时感恩的习惯与心态,极有可能在一旦遭受委屈的情况下脱口而出,乃至口不择言。

从大的层面思考,这一代人在中国所生存的文化环境的确也是问题重重,文革的遗风和余孽多年来在大环境里没有得到认真的、及时的、彻底的清算,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过于强调经济成功和权力掌控(所谓的庸俗成功学),很可能养成急功近利的坏习惯,在待人接物上也就很难心平气和、平等待人。毋庸讳言,这些很可能都是孙旭们认真面对和反省的问题。

但是,更深层次的悖论在于,孙旭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了八年的学子,按照一般逻辑理解,他没理由对新加坡一无所知,至少文化差异层面所导致的目前这个结果不该如此令人震惊。前人从孙旭们成长的角度思考甚多,我们不妨从新加坡的角度进行更深入思考。

人才形塑中的文化认同高度

毋庸讳言,新加坡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富强,其中一条要因就是政府一直以来对(外来)人才的高度重视。无论是高薪聘请外来精英立竿见影,还是通过丰厚奖学金吸引外国学子积蓄人才资源都是相当英明的可发展性实践。但问题在于,对于人才的培养不应该只是技术的提升和使用,而同时也应该强调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后续充盈。

我在八年前发表在《联合早报》的小文《言论自由的背后》中就提及,“留新的相当一部分中国学生似乎缺乏对新加坡的必要认同感,这当然可以简单而且标签式地归结为是他们文化心态的自大。但仔细一想,问题绝非如此肤浅,在这些中国留学生不能本土化的事实以外,也同样有不愿本土化的诉求。”但为何不愿本土化呢?

第一,本土文化是否需要更包容些?一个国家的强大绝对不该只是经济的繁荣,军事实力的强悍,而同时更该是文化发展更多可能性的和谐并存,和个体美好生活上升渠道的并置与整合。

易言之,我们提供给外来学子奖学金,不仅仅是希望发挥他固有的脑力优势和洋溢才华,而且更应该希望留住他,让他们心甘情愿长期不懈的为新加坡服务,同时也给他们更多实现自我的空间,实现双赢。所以,回到此事,提供奖学金不应该就摆出道德的高姿态颐指气使,要求对方感恩,恩主的心态其实还是相当褊狭的。相反,我们更应该坚持在法律基础上的包容和道德平等,就好比美国社会在校园枪击案后的极度博爱,要以更深的爱拥抱所有移民,即使是枪击案的凶手也该在死后获得同样的祝福和爱。

第二,本土文化是否更多元些?有一个事实需要提醒,并非有了多元种族,其文化心态就必然是多元的。比如,华人前辈们在新马胼手胝足打拼的历史和文化有没有真正深入人心?如果单纯把莱佛士当作新加坡的文化父亲,那么更早的华人筚路蓝缕功绩和草根精神如何定位?这种文化精神如何传承?同样,如果新加坡的成功文化也是更强调经济收入,急功近利,所谓高学历必然就高人一等,那么八年的教育并不能给予外来学子对新加坡的真正文化认同感似乎也是一个可想而知的宿命。

感恩的主动性与长期性

作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接近四年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校友,我对国大和新加坡保持着高度的认同感和长期的感恩情怀。迄今为止,我保持每天浏览新加坡有关报纸电子版的习惯,即使人在千里之外,但对有关信息却是坚持尽量了如指掌。毫无疑问,我在新加坡的四年博士学术生涯是迄今为止最令人感动、充实和怀念的学术积蓄期。

和孙旭们相同的是,我也是奖学金获得者,但和孙旭们不同的是,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对新马的文学和文化有很高的兴趣,而且不那么谦虚一点,也算是在该领域小有所成的学者。我对新马早期的华人前辈们创业的历史,对他们捍卫华文文学、华文教育以及华人权益的誓死持续抗争业绩及坚守精神充满敬意,当然,也对今天大中国以外最具特性的华文文学书写——新马华文文学相当熟悉,而且不遗余力加以研究和推广。在我看来,郭宝崑、英培安、李永平、张贵兴等等都是非常优秀的新马华文作家,即使放到整个华语语系文学圈(Sinophone literature)内,也足以傲视群雄。可惜由于诸多原因,中国人对他们了解不多。

但同样,我对新加坡的爱又是清醒的,理性的,而非盲目的。这不仅是一个学者应该具有的独立自由精神在起作用,同时,我也相信爱的方式更包括了关切和批评,所谓爱之越深,责之越切。易言之,除了给孙旭们更多文化认同感、包容心以及关爱以外,也应该给他们更多更好的心理疏导以及不良情绪宣泄途径,或者最好是引导他们献计献策,把牢骚(吐槽)变成积极的建设性谋划。

和我一直以来对新加坡严苛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对待保持环境干净上)的认知态度一样,严谨有序的法律惩戒目的不是为了单纯限制和打击违法分子,它更应该结合道德高度,把保持环境卫生当作是发自肺腑的热爱新加坡的主动关怀与遵守。这样一来,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在法律规定里自然游刃有余。如何让孙旭们成为新加坡喜爱而且喜爱新加坡的精英人才,似乎道理类似。

 

作者为广东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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