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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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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双语精英:善意或虚妄?  

2012-06-29 11:40:20|  分类: 反思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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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双语精英:善意或虚妄?

朱崇科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

 

        华文学习和提升在新加坡语境中似乎已经慢慢成为一个经久不衰却有时令人困惑的话题,长期以来对华文学习的刻意强调反倒可能吊诡地陷入表演性的怪圈,华文学习正在日益演化成为一种复杂的姿态:或者是力图唤醒广大民众改变旧有的思维重新认识华文的经济价值,或者是安抚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华校生等弱势群体给他们以追忆的空间和凭吊的管道,或者是对抗所谓外来文化入侵所造成的单一化恶果等等,不一而足。但在我看来,华文学习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华文学习愈来愈成为一种苍白的口号,虽然不时更新、甚至力求花样翻新,但收效甚微。

        一段时间以来,培养双语(更夸张的是双文化)精英的呼声在官方和民间都有抬头的趋势,在回顾数十年前老一辈人令人赞叹的双语(甚至是多语)能力的同时,我们也慨叹新一代人整体语言能力的下降,尤其是书写能力,不论是英文,还是华文,似乎都有令人汗颜之处。双语精英口号的提出原本值得振奋,但是,在我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呼声仍然可能更多是流于虚妄,哪怕是我们只是考虑到乘搭经济顺风车的需要,这种可能性仍然令人质疑。

 

急功近利思维的尴尬

        从某种意义上说,力图在短短一两年内培养华文精英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其虚妄一点都不亚于当年中国的大跃进,这似乎同某些人所鼓吹的三天就可以掌握《论语》的精髓一样好高骛远又贻笑大方。

        单纯以为力图掌握了现代汉语就可以同中国人做生意绝对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认知,因为相当多的文化积淀和语言(尤其是俗语、成语等)莫不和中国古代文化息息相关。比如耐人寻味的是,我的祖母生前根本没有机会接受任何正式的文化教育,但我在同她的交往中却屡屡听到她熟练的运用成语进行事务和价值判断。当然,从她的个案来看,有关古代文化的评书和戏剧可能成为她间接吸收此类文化价值的主要渠道。

  在古代文化、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自然存在着不容分割的密切关联,这当然也是为什么中国人仍然可以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继承并发扬远古时代的精深文化,聆听诸多先贤的谆谆告诫,当然也可以与他们神游,与在同一个主题有着不同发挥和洞见的大师们对话。反过来,这些古代的智慧和文化伦理同样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发挥作用,尽管前者在近现代的许多场景中备受打压。

  需要进一步明了的是,当代中国也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复杂与流动世界。地域的差异、文化的冲突与整合、语言的丰富与多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想在一两年内培养双语精英无疑更加凸现了新加坡的功利思维和对中国认知的匮乏。不要说是农村和城市等的差异,单纯是大都市之间,北京、上海、广州等就可以让外来人慢慢惊讶与学习,耗费相当多的精力。更加复杂的是,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城市里,其文化品质和城市个性(如果有的话),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尤其是在日新月异的今天,稍有不慎,一个人可能就会被某个城市的(文化)潮流抛弃。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以经济“骑劫”语言/文化的做法是相当可怕和愚蠢的行为,误导性很强。当我们如果以半瓶子水的“精英”来指导我们的未来时,我们缺乏的可能不仅仅是学习华文的热诚和虚心(许多洋人学习华文却表现出与某些新加坡人迥然不同的心态),而更可能因为自大会造成难以避免的误差和褊狭。

 

本土语言政治的限制

        我们知道,语言学习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就是适宜的环境,当然主观因素源自学习者的天分、热诚和持之以恒。很可惜的是,回到华文学习的课题上来,今天的新加坡在这两方面都难以真正满足。

        从语言环境来讲,华文的地位偏安于一隅。我们往往会为拥有超过70%以上华人的新加坡的华文水平感到汗颜或疑惑,但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如下的事实:英文作为工作和第一语言的地位雷打不动。这已经内化到普通新加坡民众的血液和思维中去:在新加坡,不懂英文或英文不好就没有(好)出路。反观华文,内在的强制自然是缺席的,外在的鼓励和强制却也是步步退缩。

        当华文越来越成为可有可无的实质点缀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政府的苦口婆心变成口干舌燥。所以也难怪吴元华先生在他的论文中宣称,“新加坡华人有必要调整看待英文和华文定位的传统思维,接受英文已经不再是外语,而是广大新加坡人工作和交际的通用语的事实;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其水平和使用范围难以跟英文并驾齐驱,华文课程也必须跳下传承文化传统和民族价值观的道德神龛,成为生活和经济语文。”

        问题在于,如果华文不能承担文化传承和价值人文的塑造,难道我们指望作为工具语言的英文来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放眼全球的文明和文化,稍微有点文化认知基础的人就会发现中华文化独特的伟大、神圣、连续和博大精深。当我们选取功利、物质欲望作为自己生存的追求时,这种放眼长远、厚积薄发或许才可能创造性产出的高成本投入——文化传承与创造自然成为发展的累赘和不屑一顾的对象。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单纯崇尚快乐的物质的猪的理想,我们同样需要哪怕痛苦的高蹈而精深的天才。惟其如此,我们的时代才不会全盘堕落,才可能在危机时实现内部的自我拯救与发展。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即使我们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人才到中国进行短暂的进修,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一旦他们返回了新加坡,他们如何保持跟中国的密切联系?他们如何在发育不良的华文环境下延续他们的自我提升?须知语言和文化学习是一个终生的事业,如果他们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一点皮毛心得,再将自己跟本土的华文整体性贫血进行比较的话,他们似乎更加缺乏与时俱进的激情与动力。而所谓的双语精英不过是一种自封而已。

        同时需要表明的是,不仅仅要将双语精英的培养时间拉长,比如让他们可以到中国不同的省市地区学习10-20年(在此过程中,同样也输出自我的经验给新加坡人),而且我仍然觉得双语精英似乎首先是华语精英比较可行。毕竟,华文与其背后的中华文化是一个太过复杂与深邃的宝藏,华文的独特书写模式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同时也是思维与自我等的形塑问题。比较而言,可能中华文化的相对内敛与包容性可以让这些精英们更好地吸收其他文化。也因此,双语精英才更加容易成为可能。反过来,我们看看本土的所谓学贯中西的前辈精英们,如林文庆、辜鸿铭等人的文化缺憾与视野就知道双语精英如果从华文精英开始才更为可能。

        同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思维思考,与其执著于双语精英的迷思中,或许我们培养更加精尖的专语人才反倒吊诡的有可能实现双语精英的目标。新加坡作为双语学习的社会桥梁,具有语言和文化传译的沟通性,当有一天我们的单语能力即使置于大中华文化圈内也是佼佼者时,那我们的双语精英也可能因此而产生。

        我们今天的华文学习似乎越来越堕入本末倒置的误区,当我们更加强调学习法的时候,更加过度强调轻松愉快(甚至是浮浅)的学习策略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精深的华文学习更应当是精神之旅,在其中有痛苦,有欢乐,有枯燥,但也有充实的喜悦。但是,总体而言,从积累到创造,从起步到腾飞,总是一个相对艰苦的奋斗过程。当我们不从源头而从表面找寻华文学习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许多对策也因此显得肤浅轻快有余,沉淀不足,因而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言以蔽之,双语精英的批量诞生还需要走太长的不容乐观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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