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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的求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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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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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家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另类声音【转】  

2012-10-15 10:13:16|  分类: 讲会谈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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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家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另类声音

2012-10-13羊城晚报

 

 

 

 1968年的诺奖评选中,老舍得票第一。后由于种种原因,该奖授予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海明威凭《老人与海》获得195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丘吉尔是唯一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首相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奖提名的作家,但他婉言谢绝了

 

 

 

  钱锺书一生对诺贝尔奖不屑

 

 

 

  瑞典皇家文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萨特拒绝领奖




 

 

  印度杰出诗人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位东方作家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2008年,中国作家莫言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被问及生活、工作在中国的中国作家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他的回答是:或许100年之后。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文学院宣布,来自中国的莫言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理由是“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实。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的步伐与媒体日渐发达,诺贝尔奖的符号意义,为舆论所津津乐道。无论在业界,还是在公众中,它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盛事一道,为大家所翘首以盼。这,也日益演变为诺贝尔焦虑症。

  “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

  鲁迅、胡适均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每年的这个时候,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总会在国内引起躁动。这个诞生于1901年、跨越111年的文学奖,并非在上世纪80年代后才与中国作家发生关联。

  1927年9月17日,鲁迅收到北京自己的学生台静农的信件,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时候听说鲁迅的名字,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事实上,每年获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非想象中那样“离诺贝尔文学奖仅一步之遥”,其数量不下百人,有时甚至多达200人。但相比起今天世人对诺奖的热情,鲁迅当年表现出奇冷静。他当即回信,清晰地表明了自己对该文学奖项的看法,态度丝毫也不暧昧。

  他在信中明确表示感谢,但“为我,为中国”,都不愿接受提名。理由是“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并以自己翻译的《小约翰》一书作者、荷兰作家弗雷德里克·凡·伊登为例,认为伊登尚未能获得赏金,自己更没有资格。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朱崇科教授长期研究鲁迅,在他看来,作为一位善于“否定式思维”的知识分子,鲁迅对国人与诺奖间的关系充满警惕。鲁迅在信中提出:“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更进而指出,“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这85年前的诺奖话题并未见诸当时媒体,仅仅以北京圈内人士谈资的形式被时间一笔带过,波澜不兴。次年,当斯文·赫定询问胡适是否愿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时,也遭到拒绝。

  “中国作品就一定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

  钱锺书历数赛珍珠之流入选者,以证其谬

  同样作为善于“否定式思维”的知识分子,钱锺书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更为豁达,甚至表露出不屑。诺贝尔评奖委员之一、汉学家马悦然曾登门拜访钱锺书,遭到钱锺书讥讽:“你不就是仗着我们中国混饭吃的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那种烂译文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一定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的作品为什么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

  后来,钱锺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笔谈式文章历数“诺奖委”的误评、错评与漏评。在《灵感》一文中,钱锺书更深入评价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

  他写道:“(有的中国作家)对文学上的贡献由公认而被官认。他是国定的天才,他的代表作由政府聘专家组织委员会来翻译为世界语,能向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同时,他再次讥讽诺贝尔文学奖在语言选择上的不足。他写道:“诺贝尔奖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陈腐得发霉的老古董,只认识英、法、德、意、俄等国语言,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偏没有人懂世界语。他们把夹鼻老花眼镜,擦了又擦,总看不明白我们这位作家送来审查的杰作。”

  80年代中期,诺贝尔文学奖话题开始受到公众关注。1985年冬,《文艺报》副主编吴泰昌与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林湄登门采访钱锺书。

  言谈间,引出钱锺书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番议论。他先是问记者是否知道萧伯纳的话:“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后来也领取了这个奖。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说活着的,在已故得奖者中有格拉齐娅·黛莱达(意大利小说家)、保罗·海泽(德国作家)、鲁道夫·奥伊肯(法国哲学家)、泼尔·布克(赛珍珠,美国作家)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

  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巴黎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二十年采访选》,翻到博尔赫斯因为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的一节,说道:“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会似乎太看重了。”

  “他既不屑于诺奖,也不屑于推崇诺奖的人。”朱崇科认为,钱锺书学贯中西,这让他在今人所追捧的诺奖面前表露出高度自信。而其家学渊源深厚,见识广博,也使他对诺奖背后的世俗名利淡而处之。

  为了“保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被评论批评以西方文本为主。而在西方,也有人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存在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戏剧和小说创作上也占有重要位置的萨特就是其中一位。

  1961年,由于经济拮据的缘故,萨特执笔重写搁置多年的自传,并将其重新命名为《词语》。该书在1963年发表于《现代》一刊上,次年出版单行本。萨特此作一经面世,引发评论界热议。同年,瑞典皇家文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授奖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丰厚奖金面前,经济拮据的萨特致信诺贝尔文学奖,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但瑞典皇家文学院并没有因为获奖者本人的意愿而改变决定,最终仍把文学奖授予萨特。

  10月22日,萨特委托瑞典出版商的代表在斯德哥尔摩宣读自己的公开声明,声明中以保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由,再度拒绝领取该奖。“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它增加什么,相反的,它反而把我往下压,它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他说。

  萨特一向弃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无论是战后法国当局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还是来自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仅仅来自他个人的学养成就,而非这些世俗名声。在面对读者时,这些荣誉会让一个作家的真正价值受到遮蔽。用他的话来说,签名落款为“萨特”,是一回事;签名落款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特”,却是另一回事。

  莫言获奖

  是治疗诺贝尔焦虑症的良药吗?

  30多年来,国人从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翘首以盼,演变为今天的诺贝尔焦虑症。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作家郑彦英认为,莫言获奖是治疗诺贝尔焦虑症的良药。事实能否如此理想?

  “一边是诺贝尔奖在中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家喻户晓,”朱崇科分析道,“另一边是国人在重开国门后,渴望得到国际认可,而建国63年来的文艺发展不尽如人意,从而进一步夸大了这种焦虑感。”但他并不认为诺奖授予中国本土作家,将有助于国内诺贝尔焦虑症的消解。“如今,文学奖项很大程度上成为文学的束缚”,从更深的角度而言,反而“如同一块遮羞布”,遮蔽了中国文学当下问题。“恰恰是中国大陆文学奖项公信力的丧失,才令诺奖成为业界、媒体和公众对文学认知、评判上的最大公约数。”

  回顾近年国内一系列的文学评奖,几乎无不夹杂着大量非议之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有关“茅盾文学奖”。2008年,评论家洪治纲撰写长文《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对评出的作品是否代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艺术上的“高峰”等问题提出质疑。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同样引来争议,参选作品的前10名作者中,省级的作协主席、副主席占到了8位,被指“充满官僚主义”。

  而“鲁迅文学奖”也同样遭到质疑,2010年第五届 “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时任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的诗歌在网络引起巨大争议。

  尽管诚如钱锺书所言,诺贝尔文学奖也有着不少不足,其评判结果也引发不少争议,世界文坛群星闪烁,不少海外著名作家都与之无缘,如易卜生、契诃夫、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等等,但从其组织结构上看,瑞典文学院独立于政府的组织,也独立于任何政治和社会集团,虽然每个院士都有自己的道义倾向以及政治倾向,但文学院作为整体一直避免形成干预政治的倾向。瑞典文学院院士基本都是著名作家和学者,一般都精通四五门外语,多数都能直接阅读英、法、德、西以及北欧原著,也有几人熟悉俄语。评选和颁奖的决定权仍然属于全体院士。

  “起码这样的国际文学奖,是国人无法通过权力或金钱能够左右的。”朱崇科认为,在获奖人的选择上,其更看重的是作品本身。相比起受到泛政治化裹胁的本土奖项,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流还是好的”,也更令人信服。也有评论认为,莫言得奖的一大缘故,在于作品在瑞典的传播广泛。

  中国文学从业者

  更应侧重什么?

  时至文学奖尘埃落定,公众关于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仍未休止。而回过头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基准,根据诺贝尔遗嘱,为“应授予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之人士”。有评论指出,相比起奖项本身,这份“理想倾向”更应为中国文学从业者所侧重。

  在课堂上,朱崇科向学生介绍鲁迅在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知己,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就是其中一位。受其母影响,大江健三郎在学生时代已经对鲁迅的文学相当熟悉,并一直对鲁迅怀有极为谦卑的态度。他曾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这是我文学和人生的最大愿望。”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世俗名声盛大的文学奖项和鲁迅之间,视后者为更高峰。

  而大江健三郎与莫言交往数十年,一直对其给予好评。而据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回忆,2002年大江健三郎访华,并抵达莫言的家乡。当时,大江健三郎说:“再有10年,他能拿奖!”(羊城晚报 朱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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