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朱崇科的求知阁

自由自我,刚韧有度

 
 
 

日志

 
 
关于我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网易考拉推荐

论鲁迅对学院教授的弃绝  

2012-10-09 19:59:33|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论鲁迅对学院教授的弃绝

朱崇科

内容提要鲁迅虽然不乏优秀学者的基本素质,但担任专职教授的时间很短暂,考察其原因,既有来自内部的思想的、性格的矛盾和相关气质起作用,同时又有来自外力的不断拒斥,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因素的伤害,又有人格的、学术的技术性压制,而在1927年弃绝教授其实更是多种元素水到渠成后的产物。鲁迅对教授的弃绝和批判也应该引起我们对学术技术体制以及政治限制的反省。

关键词鲁迅;学院教授;北京;厦门;广州

 

1909年以海归身份执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到1910年的绍兴府中学堂,从1920年开始在公务员之余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到1926年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再到1927年同样昙花一现的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文学系主任、教务主任,教师身份显然在鲁迅的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鲁迅55周岁的人生历史中,教师生涯大约占到10年左右,不可谓短。

考察这十年的教学历程,鲁迅和大学的遭遇似乎也耐人寻味,从兼职讲师到专任教授的过程中,不难发现,鲁迅真正担任学院专任教授的时间可谓屈指可数,合起来不到一年。更细致一点,1927年居然成了鲁迅弃绝教授身份的转捩点,而在其最后的十年[1]中,尽管其写作的内容所指非常开阔和广泛,在文体创新上也是继续进取,但毋庸讳言,其基本身份可以定义为“自由撰稿人”。如人所论, “鲁迅不再教书,是早有考虑的。一则他觉得教育界和政界一样的浑浊,二则,他认为教书与写作是有矛盾的,难以两全”,“经过长时间的认真考虑,又目睹了大学里的各种倾轧斗争,鲁迅到上海之后,是决定不再教书,而专事写作的了。他有时自称为‘游民’或‘流民’,其实也就是今之所谓‘自由撰稿人’。”[2]

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学院教授之于鲁迅意味着什么?它具有怎样的功能?又在鲁迅身上打下了怎样的印记?同时,到底是何原因使得鲁迅痛下决心弃绝了令时人羡慕的教授身份?而1927年的广州和中山大学之于鲁迅教授生涯的转换意义何在?

通览前人对此课题的研究,则大多局限于对不同历史时空鲁迅教学活动的整理与考辨,也即,鲁迅的特定时间的教学活动不过是某个时间段的一项活动,因此往往对他全部教授生涯的内在关联缺乏必要和充分的认知。当然,前人的研究,尤其是在史料考据方面,给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然,有些也需要继续校勘。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缕述鲁迅在不同时空大学的教学活动,而毋宁更是以1927为中心,通过历时性思考来考察鲁迅弃绝教授的深层原因。为此,本文会依照时间顺序来依次处理不同时空中鲁迅的教授体验、伤害与转向。

 

一 北京:责任与创伤

192086日的鲁迅日记记载,“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3]聘书内容如下:  

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

        此订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

                       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4]

但鲁迅真正开始大学教师的身份实践却是始于该年1224日,“午后往大学讲。”(卷15,页417)寥寥数语,却掀开了鲁迅先生人生经历中崭新的一页,他的亦官亦教由此开始。彼时,鲁迅就开始了其精彩纷呈的中国小说史讲授生涯,当然这件事情的促成也和其弟周作人的推荐不无关系。[5]

除此以外,鲁迅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兼课,而在北大(6年)、北师大(6年)、女师大(3年)这三所兼课最长。值得一提的是,从19262月起至是年8月,鲁迅被聘为国文系教授,这也是鲁迅生平第一个学院教授头衔,其聘书如下: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聘书(二)

     

周树人先生为本大学国文系教授

  此订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易培基

中华民国十五年[6]

若考察北京学院教授身份之于鲁迅的功能和作用,简单而言,我们或许可用两个关键词进行概括,“责任”与“创伤”。作为鲁迅公务员[7]之余的兼职,学院教授对于鲁迅其实远非可以置身事外那么潇洒,也并非乐在其中那样惬意。

(一)责任:从踌躇到介入。

据推荐鲁迅前去北大教书的周作人回忆说,本来他自己想借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作为基础来上小说史,但“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8]在鲁迅的踌躇中,以今天的眼光推断,涉及的考量可能不少,如自己的时间分配,教材等等问题,但毋庸讳言,里面却也深深地凝聚着“责任”二字。

王富仁曾经犀利的指出,“鲁迅在北京高校的任课,除了经济的原因外,体现的是他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的文化选择,而不是作为一个教育部官员的政治选择。在他的教育实践中贯彻的是他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独立意志,而不是作为一个教育部官员的国家意志和长官意志。”[9]

1经济责任。作为家族的长子长孙,鲁迅所肩负的家庭责任感似乎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兄弟。而实际上,他的于1909年从日本回国就业教书,也包含了养家糊口支撑其他人继续实现理想的考量。在北京担任大学兼职讲师的鲁迅其实也戮力担起了其应付的经济责任,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和房子密切相关。

1919年,鲁迅在绍兴的周家旧屋由六房联手卖出,母亲、朱安、兄弟等一家大小有意投靠身在北京的鲁迅。鲁迅多方奔走、打听、选择,最后确定好购买北京八道湾11号的三进大院子。房价计3500元,分三次付清款项,而且又花了近600元稍作休整并购买了一些家具。1121日,周作人夫妇和鲁迅率先移入新居,1229日,接绍兴家人来京居住。[10]

应当说,八道湾住处是一个房间多、院落大的好居处,鲁迅在其身上投射了“齐家”的儒家思想理路——其乐融融、共享天伦的美好期待,他曾经对许寿裳说,“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11]但同样,大家人口兴隆和睦、家大业大风光无限的背后其实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买屋的债务和整个家庭运转的开支令鲁迅左右支绌,他的经济状况因此变得困窘,日记里亦不断有向齐寿山等人借钱的记载,我们不妨考察一下1919年底到1921年的借钱情况:

时间

内容

全集卷15

1919  1113

“上午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

383

1920291617

分三次将200100200元逐步归还

396

34

“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397

330

“午后从戴螺舲假泉百”

400

522

“托二弟从齐寿山假泉百”

402

611

“从戴螺舲假泉五十”

404

710

“又从齐寿山假泉四十”

406

727日,29

又分别从齐寿山处借钱10元、20

407

82

“午后从徐吉轩假泉十五。从戴芦舲假泉廿。”

407

820日、24

两次分别向齐寿山借钱10

408-409

911

“午后访宋子佩,假泉六十”

410

1027

“上午从齐寿山假泉二百”

413

1127

“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

415

121

“上午从李遐卿假泉卅”

416

1215

“上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416

122829

分别向齐寿山、朱孝荃借钱2050

417

1921  329

“从齐寿山假泉五十。下午二弟进山本医院”

427

41

“午后从许季市假泉百”

428

45

“上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428

412

“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

429

426

“午后从齐寿山假泉廿”

430

530

“下午从李遐卿假泉四十”

433

64

“下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434

86

“上午从许季市假泉百。”

439

810日、12

分别向宋从子佩借泉10050

439

113

“晚从齐寿山借泉卅”

448

119

“下午从大同号假泉二百,月息一分”

448

1923  922

“下午往表背胡同访齐寿山,假得泉二百”

482

109

“季市来部,假我泉四百,即托寿山暂储”

483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那个时间段,鲁迅兼职其实也是无奈之举。而且,鲁迅的经济条件在一段时期内其实有恶化的情况,周作人的生病、疗养更是雪上加霜,而且,学校方面也开始欠薪,所以,鲁迅当时时不时向友人借钱实在令人同情,而且有时数额较小,方便向不同人借。直至1923714日,兄弟失和,“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卷15,页475)尽管今天为止,兄弟失和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经济压力与相关的纠纷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因。

192382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卷15,页477),1923年鲁迅又借钱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6间旧房,根据1924525日日记,“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卷15,页513),自此在砖塔胡同借居9个多月的鲁迅在北京终于有了定居之所。但毫无疑问,经济压力同样巨大,此房要价800元,鲁迅向许寿裳、齐寿山各借400元,直到鲁迅去厦门大学教书时才全部还清。可以理解的是,鲁迅在1925年甚至前去中学兼课,比如黎明中学、大中公学等。[12]想必也和经济压力有关。

2护犊责任。如果仅仅把鲁迅在北京高校的兼职视为赚取外快的工具性操作,则显然是简单化了鲁迅的教育实践及其革命思想。毕竟,彼时的鲁迅同时还是已经崭露头角,甚至可以称得上名满天下的作家,而他对青年学子们亦有其独特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当时旁听他课程的尚钺如此回忆并评价道,“这是一个道地中国的平凡而正直的严肃先生,既无名流学者自炫崇高的气息,也无教授绅士自我肥胖的风度。这典型,我们不仅只在‘呐喊’这本著作中到处可以看见,即在中国各地似乎也处处都有着他的影子。”[13]很显然,鲁迅先生绝不是被仅仅视为一个当时的教授,而是颇有点“公共知识分子”的风范。

而另一面,鲁迅对自己所从事的事务慢慢有了更强烈的介入感,正如鲁迅所提倡的现代父亲精神,“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4]而其实际表现在两大典型事件中最为惹眼,那就是“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

1)女师大风潮:从旁观到力挺。鲁迅一开始到女师大上课,由于是兼任教师,加上他非常忙碌(教育部、家庭事务等),使得他在风潮乍起时,基本保持沉默态度,但一旦当他了解到杨荫榆压迫学生、无理开除学生自治会6名骨干成员时,他开始介入并主持公道。第一件重要举措就是起草《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邀请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和他联名发表,证明学生被无辜开除,而她们品学兼优。[15]同时,针对“正人君子”之流的流言与污蔑,鲁迅撰文开始回击并加以淋漓尽致的反驳。

但事情却进一步恶化,7月底-8月底间,杨荫榆先是动用武装警察、特务和老妈子近百人进入女师大,紧锁校门、掐断电话、围攻殴打学生,而此后的8月份,在刘百昭的带领下,更多流氓打手多次闯入学校,打人、抓人。

鲁迅此时挺身而出,而在章士钊决定关闭女师大后,825日,鲁迅又一次“赴维持会”,决定另租校舍,教员开始义务上课,借此维持女师大的教学生命,也与官方所谓的“女子大学”分庭抗礼。但毫无疑问,这对鲁迅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如人所论,“鲁迅从此在女师大义务授课,且将其课时增加一倍。那阶段他的经济情况恶化,身体状况也不佳,终于累病了,吐血了。在‘保校’斗争中,鲁迅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做出了最大的牺牲。”[16]

2)“三?一八惨案”:出离愤怒。如果说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在事件伊始仍有不便插手的旁观阶段和沉默应对,而到了“三?一八惨案”中,其直接反应甚至有些令人惊讶。毫无疑问,鲁迅对“三?一八惨案”的愤怒与出发点绝不仅是他对学生的爱护,而且更是寄托了他对暴力机构、专制逻辑以及卖国行径的大力鞭挞。但同时,鲁迅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出于一个学院教师的愤怒和正义感可谓一目了然。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不仅把这一天视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同时又写下了势大力沉、悲愤沉郁的《记念刘和珍君》,同样其引子和要因都是纪念和悼念不幸殉难的青年学生的,当然,其风格也和周作人有很大的差异。[17]除此以外,鲁迅同样更加反击流言,和统治阶层及其文化帮闲,比如“正人君子”之流继续笔战。而鲁迅如此这样介入的结果也令人出乎意料,他因此也陷入了被通缉的境地,甚至被迫躲到D医院住了十天暂避风头。[18]

(二)创伤:双重打击。

鲁迅在北京担任学院教授的时期其实也不乏伤害与打击。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伤害与打击既给鲁迅造成了一时的困扰,有些甚至也埋下了以后弃绝的伏笔,为他以后对教授的彻底绝望提供了深切而绵长的基础。

1学院政治与传统打压。鲁迅在北京时期只是兼任教师,但背后确实有着贯串其始终的长线的人格支撑,“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所以在讲授《中国小说史》时往往既能够随手拈来,深入浅出,又能够了然于胸、洞见迭出,很受欢迎。这当然也是一种革新的实践,无论教学,还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但同时,学院政治,或者政治对学术的操控却未曾停歇。

鲁迅被章士钊免职一事其实亦可放在这样的语境下思考。表面上看,章士钊罢免教育部佥(qian)事鲁迅其实更多属于行政事件,而实际上这却是由于“女师大风潮”战火波及后的产物,不可单纯视为政治事件,而更多属于学院政治或政治对学术的粗暴干预。1925814日,鲁迅得知自己被罢免后,决定以法律形式起诉,不请律师,结果得以伸张正义终得复职。

反思这一事件,章士钊假借整顿学风的口实行使行政欺压之实,着实有其阴险和理屈之处,所以陈思和指出,原因之一“是鲁迅支持了学生运动,别的教员他管不了,鲁迅是他属下的事,自然觉得好欺,但鲁迅当时所做的都是公开的合法的斗争,他抓不住什么把柄”,“章本来也经历过大风大浪,应该是个豁达的人,可是一朝权在手就变得不那么费厄泼赖了”。[19]但不管怎样,“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和对手们虽然各有胜负,但学院派中的某些乌烟瘴气,旧有传统和国民劣根性的呈现肯定让鲁迅不爽。

2人格攻击:与陈西滢之交恶。某种意义上说,陈源(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在排除某些意气成分外,其实更体现了不同类别的文化知识分子在与现实的互动中所持文化立场的差异。而实际上,陈源也是鲁迅先生相关论见呈现和诠释的很好对手,他也被论者视为“鲁迅的第一个论敌”,“是鲁迅认真对付、刻骨铭心额第一个论敌”。[20]鲁陈之论战涉及方方面面,但彼此与学院教授相关的核心论题可以基本归结为如下两个议题:

1)“学者文人”的批判。虽然一开始这个词并无恶意,但一旦涉及到鲁陈之争,其内涵就在逐步转变。在写于1925915日的《“碰壁”之余》里,鲁迅提及对学者封号的奉还,“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可以想见,当类似的名号被置于论争中间用作攻击工具后,鲁迅不惜将错就错,暂时放低类似的名号。实际上,在19255月所作的《导师》一文中,鲁迅就主张不要寻找所谓“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同时鼓励青年“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此中已经包含了对所谓“思想界权威”、“学者文人”的不满和批判。这些批评虽然并未点名道姓,但背后的靶子却是陈西滢。

而到了后来,矛头所向已经日益分明,比如1926215日《华盖集?后记》里面,鲁迅对于曾误将杨荫榆请客并预谋开除学生自治会6名学生的“西安酒店”写作“太平湖饭店”有如下的解释,“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很显然,鲁迅对那种借小错搪塞和洗刷大错的帮闲行径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此时的陈源已经明确成为论战的敌手,而“文士”学者和“学者文人”等执其一端的迂腐则成为鲁迅批判的对象,所以,这样的称号“在鲁迅笔下就这样成了一种言行不一,前后矛盾,自我否定,出尔反尔的特殊群体。”[21]

2)人格污蔑:“剽窃”见高下。在19251121日出版的《现代评论》250期上发表闲话《剽窃与抄袭》,一方面以不点名的方式攻击鲁迅,整大本的剽窃;另一方面替凌叔华进行辩护,在我们不宏博的人看来,剽窃’‘抄袭有一定的意思,不能看见两篇东西稍有相同之点便滥用这样的名字。 C
3]"y7
而在1926130日《晨报副刊》,陈源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则说得非常明确了,“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22]

鲁迅对此当然予以回击,在192621日的《不是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承认参考过盐谷温的大作,但并未抄袭,而是有自己的判断。甚至一直到了193512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也借着盐谷温著作有了汉译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了日译本后再次作答,“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通过鲁迅十年之后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可以推断鲁迅所受伤害之大,同时可以推断,尽管对“学者文人”的帽子和行径不满,但鲁迅对做人的起码诚信原则还是相当坚守的,毕竟,这不只是学者的要求,也是做人的底线。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的岁月中,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公仇私怨更加恶化与延续,当然,这也慢慢成为鲁迅弃绝教授的深层导火索之一。

 

二 厦门:逃离与再逃

王富仁曾经犀利的指出,鲁迅离开北京,除了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和迫害,和许广平“双雁南飞”以外,还有一个“逃离”的原因,“逃离已经严重国家主义化了的北京学界,寻找一个对于自己相对自由、即使战斗也能在心灵上感到更加轻松的文化空间。”[23] 当然事实上,厦门的实际和鲁迅的期待似乎颇有落差,在19261023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至于学校,则难言之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卷11,页583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厦门时期的鲁迅其实还是“玩玩的时候多”。在102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他提及,“至于工作,其实也并不多,闲工夫尽有,但我总不做什么事,拿本无聊的书,玩玩的时候多,倘连编三四点钟讲义,便觉影响于睡眠,不易睡着,所以我讲义也编得很慢,而且少爷们来催我做文章时,大抵置之不理”(卷11,页591);113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又说,“我又在玩——我这几天不大用功,玩着的时候多……”(卷11,页600)所以,如人所论,“厦门时期的‘慵懒’,是鲁迅一生中的特例。”[24]

毋庸讳言,被聘为厦门大学国学院专任教授的鲁迅其实也正面临他人生中第一个全职学院岗位,在此,经济条件优越,“在他那个较为纯粹的教授学者时期,并非是一个‘横眉冷对’的斗士形象”[25];但同时,厦大教授的身份体验也给他带了不少负面感受。

(一)文化创造内驱力的匮乏。

朱水涌在总结厦门时期的鲁迅时,用了三个关键词,其中一个就是“无聊”,“作为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一个对‘立人’和社会、文明有着自己思考和想象的知识分子,鲁迅即使是在重新思考自己命运之旅的厦门时期,也是无法对‘十字街头’的平庸与浑噩视而不见、无法排除自己的疑虑与悲哀的。”[26]当然,在这样的字眼以外,其实还可以加上荒蛮、闭塞、传统等描述的。

1新文化活力的萎缩。毫无疑问,时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显然有着鲁迅难以割舍的文化便利与优势,作为一个各种文化并存、众声喧哗的文化场域,其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氛围,更为关键的是,高校作为文化的创造地和引领者,营创了一种现代的极富活力的学术语境。

彼时的厦大则无法提供类似的文化多元汇聚,就好象鲁迅先生自己的描述,“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而相关的吃住条件都相当一般,在1926103日致章廷谦的信中提及,“若夫房子,确是问题,我初来时,即被陈列于生物院四层楼上者三星期,欲至平地,一上一下,扶梯就有一百九十二级,要练脚力,甚合式也。”(卷11,页561)同时,周围环境也相当荒凉。从此意义上说,曾经身居当时文化重镇北京的鲁迅难免有一种被流放的寂寞感,尽管同时,鲁迅先生的诸多粉丝从北大、青岛大学、金陵大学、南洋大学等转学厦门[27],但从更大的意义上说,鲁迅在厦门无法找到适合的对话者(偶尔有孙伏园作陪),因为他更多是一个精神/文化输出者。

不仅如此,厦门时期的鲁迅更可感受到彼时旧有文化传统的强大,“尊经读孔”的潮流得不到有效的抵制和批判,甚至成为校长林文庆[28]在丰赡自己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之余变成国学研究院的重大使命之一,这对于文化斗士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之一的鲁迅不啻是个绝妙的讽刺。

2经济撑腰的悖论。作为陈嘉庚先生捐建的私立大学,彼时的厦大显然有着不同的财政支撑与体系,而如何利用既定的资本办好事情想必是校长林文庆先生魂牵梦萦的事情,同时经济支撑的背后也有其悖论性,经济也完全可以异化人、机构,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话语操作实践。[29]

其中相当著名的典故就是钱和话语权挂钩的事件。据陈敦仁(陈梦韶)在《忆鲁迅先生在闽南》一文中回忆道,国学研究院的预算经费从十万元缩减为五万元后,鲁迅据理和林文庆力争,林文庆说,“关于这事,是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的。”鲁迅先生很气愤,也很幽默,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银角子(或铜板)说,“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据说当时的校长十分狼狈、尴尬的陪着笑脸,赶忙结束了会议。[30]这件事情当然反映出鲁迅处世态度的机智和幽默,但另外一面,却也可以看出金钱对学术体制的异化,如人所论,“厦大也有两面性:一是它的封建性……一是它的带有资本主义社会色彩的铜臭气。”[31]

同样在参加厦门平民学校的创办与演讲中,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两地书?九三》)提及此事,“有一曾经留学西洋之教授曰: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再会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我感佩之极,溜出会场”(卷11,页244)。在和同校教授演讲的比较中,可以感到,鲁迅更是着眼于警惕金钱对人的异化,而另外那位教授则是更指向有奶便是娘实在,“教授的实在,是希望这些下层人坐稳奴才的位置,成为更受主子喜欢的更有用的奴才。”[32]

厦大整体环境的不尽如人意,对于想干一番事业的鲁迅当然是个打击,但同时对于学术的虚名的追求、考核与对本真的干扰却又是另外一重压抑。

(二)技术压抑与人际迷乱。

毫无疑问,学术的技术性也给鲁迅造成了压抑感,他曾经写道,“别的学者们教授们又作别论,从我们平常人看来,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33]鲁迅的这番话似乎有些感性和夸张,但可能说出了一个创作者对学术的直观判断,厦大的确也给鲁迅带来了压抑感。

1技术压抑与经济考量。创校不久的厦大其实也是有其做大的雄心壮志的,但因此亦有急功近利的举措,就好比当下的教育大跃进,各种评估数据需要量化,还要涉及各种项目、基金、刊物级别、影响力等等,大学教授往往变成了“表格教授”,俨然一副表面热火朝天的学术评估气象,实则充斥着和学术无关的喧嚣。当时的厦大亦有类似的学术考核要求。

我们可以从鲁迅给许广平的两封信比较中看出端倪,在《两地书?四二》中,他抱怨道,“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画,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其实我只要将《古小说钩沈》整理一下拿出去,就可以作为研究教授三四年的成绩了,其余都可以置之不理”(卷11,页121)。不难看出,鲁迅在此函中既有对厦大考核的不满,但也有自己的对策。

令他想不到的是,所谓的考核实质其实出人意料,在《两地书?七五》中,他又写道,“国学院也无非装门面,不要实际。对于教员的成绩,常要查问,上星期我气起来,就对校长说,我原已辑好了古小说十本,只须略加整理,学校既始此着急,月内便去付印就是了。于是他们就从此没有后文。你没有稿子,他们就天天催,一有,却并不真准备付印的。”(卷11,页208

不难看出,因为鲁迅的编辑钩沉古小说算不上可以争荣誉、吸引眼球的赚钱货,所以备受冷遇也属常态,但厦大此时的技术要求更多是侧重虚名和实利,当鲁迅把耗时费力的冷僻学术作品拿出来后,自然就击碎了其华丽的表面,但同时也给鲁迅对学术的恶感涂上了浓重的一笔。有学者为此指出,“这折射出了一个信息,鲁迅不仅在厦大待不久,就是以后去中大或别的什么大,也不会待长久的……鲁迅的心灵是自由的,虽然鲁迅从事的职业已经很有弹性了,但他还是觉得那是羁绊。”[34]

2人际离乱。同时,在厦大也还有着不让人愉快的人际关系。比如,貌似强势的国学院经费的问题显示出其外强中干,更大的困扰则是来自于“现代评论”派的渗透,“现代评论派的色彩,将弥漫厦大。”

1)与顾颉刚[35]的面对1926年顾颉刚也来到厦大国学院担任教授,这就给鲁迅带来了被包围和排挤的感觉。更关键的是,顾颉刚不是单枪匹马来的,“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两地书?四八》,卷11,页137)。

不难想象,顾曾宣称自己只佩服胡适和陈源的,鲁迅离开北京时,陈源抛给他“剽窃”的烫手山芋记忆犹新,而顾颉刚们的到来无疑又重揭了鲁迅的心灵伤疤。所以,从此意义上看来,顾颉刚被鲁迅视为北京论战的余绪,鲁迅对这个派别已经有相对固定的印象,很难彻底改变,何况他面对的是一群人?[36]

2)“走卒”黄坚。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顾颉刚推荐的黄坚。这个人在北京时期就担任过杨荫榆的“走卒”,这当然不会引起鲁迅的好感。而且,在多次事件中,黄坚都表现出令人厌恶的行径。比如,在鲁迅参加国学院的古物展览会时,他只给鲁迅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害得鲁迅不得不把展览物放在地上挑选,孙伏园想帮忙,却被叫走,沈兼士想过来,也遭到喝了一点酒的他的百般阻挠。鲁迅为此很气愤,“正如明朝的太监,可以依靠权势,胡作非为”(《两地书?五三》,卷11,页151)。

尽管如此,黄坚却是一个油滑的人,和鲁迅关系不好,却宣称自己如何如何,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描述他道,“‘我是他的学生呀,感情当然很好的。’他今天还要办酒给我饯行,你想这酒是多么难喝下去。”(《两地书?一〇九》,卷11,页274)毫无疑问,鲁迅对这样性格的人是不喜欢的,当然,这也可以把他归结到现代评论派的交恶中去。

3)和刘树杞的矛盾。值得一提的还有鲁迅和当时任校秘书的刘树杞之间的矛盾。刘本人在理科教学、科研方面均表现优异,当时却对于国学院的创办极力反对。而林文庆为了团结他,曾提出要任命他为国学院顾问,但被国学院拒绝,而鲁迅就表示“国学院无须请化学家作顾问之必要”。此后,刘树杞及理科某些教授多次在场地、资金方面挤兑国学院诸人,使得相关人等短期内纷纷离厦。

192714日,鲁迅决定前往中山大学执教,文科学生引发了一场以“驱刘”为中心的学潮,宣称“刘树杞不去,厦大无望”,并成立了驱刘执委会;同时,理科师生也群起声援刘树杞,要与其共进退。3月刘树杞离开厦大,国学院随之停办,顾颉刚等人也相继离开。[37]

考察这一事件中的冲突,本来,鲁迅和刘树杞并无直接的冲突,但作为同校且不同学科的知名教授与专家却因为对学科理念的差异而产生现实的冲突实在令人遗憾。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事件对于鲁迅对所谓教授的认知体却更多提供了反面的例证。所以,19261023日,鲁迅在信中写道,“这学校,就如一坐梁山泊,你枪我剑,好看煞人。”(261023致许广平,卷11,页585)而在1927112日给翟永坤的信中又写道,“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270112致翟永坤,卷12,页13

总结起来,鲁迅在厦大的确是感受到了学院内部的人生百态,也感受到了百无聊赖与难以排解的孤独、寂寞、肮脏、黑暗,这或许可以令他的创作更进一步,“诗穷而后工”,但同时,也注定了他下一次的逃离。在王富仁看来,“鲁迅从厦门到广州,意欲寻找的是将自己的文化活动与现代革命运动更密切地联系起来的环境。”[38]

 

三 广州:始乱与终弃

1927118日,鲁迅乘船抵达广州,第二天在许寿裳和许广平帮助下移入中山大学。但很遗憾,“四?一五”事件后,不久鲁迅选择辞职,而中大最终也在66日经数次挽留无效后,同意鲁迅的辞职。毫无疑问,鲁迅先生本来也想在中大大展拳脚,或至少为中大的文科尽些力量、干一番事业的,但结果也是以悲剧和不愉快收场。据鲁迅后来回顾这段经历,他说,“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三闲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卷4,页32)不难读出里面身为教授的无奈和矛盾,他在那时往往变成了一个被供奉的符号。

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在广州之初,日子过得既温暖又杂乱,除了教授以外,他还担任文学系系主任、教务主任,从工作压力的角度看,鲁迅在广州其实比在厦门有着更大的压力,教学方面,在厦门只须每周5小时,而在中大则是12小时/周。坦白说,每周的工作量换到今日也是令人刮目,尽管同时,虽然爱人许广平可以朝夕相伴。反思广州时候鲁迅对教授的弃绝,可以相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毋宁说,广州同时更是鲁迅对教授厌倦达到极点之后的发泄地和弃绝地。

(一)内心的冲突:拒绝的惯性。

我们不妨从内外两个层次来考察鲁迅弃绝教授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最主要的则是来自于其内心的矛盾和冲突。

1内心的召唤:学术败于批评。从鲁迅内心选择的角度看,学术/教授行当或许更像是北京时期的选择——兼职,而非第一兴趣或志业。尤其是,等到他担任厦大国学院教授、亲身体验学界的龌龊和无奇不有后更是如此,他内心的矛盾尤其显得强烈。而其实在临去厦门以前,鲁迅就有自己的打算,“临去之前,鲁迅曾经考虑过: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作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39]

    回到广州的具体语境,通过考察鲁迅开设的课程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的课程(“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上古至隋”)多数是他驾轻就熟的课程,可以相信,他原想在上课之外,可以实现自己创作或革命(攻击旧势力)的理想预设,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无奈的失败。表面上看,“四?一五”事件是鲁迅抗议暴政和与异化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决裂的标志,但回到其教授身份,其实更是他不堪忍受学院教授限度而得以爆发的导火索,他最终选择了批评,而抛弃了学术和讲课。如人所言,“中山大学的短时间的再度尝试及其失败其实正是学术败于批评的又一次再现!”[40]

2怀疑精神与永远的过客。鲁迅应当属于多血质的人,由于其自身经历的坎坷与敏感性格,使得他自然具有了强烈的怀疑精神,同时也使他在精神气质上秉承了过客的禀性;同时,在对诸多事务上,他也形成了批判的看待和拒绝的惯性。易言之,对于他原本就犹疑的教授行当其实是难以持久的,正如增田涉所指出的,“所谓多疑,另一面可说是想象力丰富。这是由于苦心或多忧虑产生的,总之是不能安闲地静观事象的气质。”[41]

包括在广州中大的开学典礼上,他也面对诸多压力,提出了自己对创作和讲课兼顾的矛盾心态,“我要做教员,我便不能创作。我要创作便不能做教员。编讲义的工作是用理性的,而创作需要感情。如今天编讲义用理性,明天来创作用感情,后天又来编讲义又变为用理性,大后天又来创作,又来用感情,这样放了理性来讲感情,或放了感情,便来讲理性,一高一低,是很使人不舒服的。

或者我将来的讲义编得不好,而创作也弄得不好,所谓一无所成,这是没有法子的事。”[42]

反向观之,杂文书写其实更适合其文化的“流动战术”原则和批判的内在性格,而实际上,后期杂文恰恰也呈现出类似的精神意蕴,“作为代偿性的自我肯定,后期杂文用一种破坏性的冲动填充了《野草》中欲望断裂的真空地带。作为欲望宣泄的直接途径,杂文写作成为一种对‘暴力’的直接模仿。”[43]

简而言之,鲁迅的性格其实更多属于解构的策略,注重消解、攻击和批判,同时,他也不喜欢把“一切主义”和“世界观”从外部带入,而和“终末论”息息相关,也即,“一方面认识到现实世界几乎不可能变革,一方面又将自己投放到其中,面对眼前零散琐屑的现实付出极为踏实的、科学的,而且不知疲倦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有责任的参与);同时,令这种活法成为可能的,是与终极意义上的绝对否定者的相遇——可以将其试表述为根植于终极意义的‘死’的、伦理的和意志的活法”。[44]

(二)外在的伤害:逆推的累积。

除了鲁迅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冲突以外,在大学体制内外的压制却又是另外一种不可忽略的推理,确切的说,这些推力强化了鲁迅最终弃绝教授的冲动。

1学术的摧残与争夺。事实上,鲁迅内心的冲突和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他在中大的教授生涯其实过于忙碌,甚至颇有些摧残意味。鲁迅后来在反思这一段时间的极度忙碌时写道,“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只有一事觉得颇为变得特别:对于收到的长信渐渐有些仇视了。”(《三闲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卷4,页34

同样的,鲁迅作为名人的附带功能更令人疲倦,加之他又不喜欢演讲,却偏偏有无数人前来邀约,这对鲁迅的个性、天性似乎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制,正如在在《致章廷谦》(270225)所言,“我是来教书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不过我以为教书可比办事务经久些,近来实在也跑得吃力了┄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没有了。”(《鲁迅全集》卷12,页20-21

而且,鲁迅在担任教务主任[45]时同样也不得不面对诸多琐碎的挤压和烦扰,这当然使得他倍觉焦虑,“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三闲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卷4,页34

或许不容忽视的还有来自青年们不同层次的需求:革命的,小说的,杂文的,等等,一声声追问,“鲁迅先生往哪里躲?”也使得中大时期的鲁迅其实相当压抑。

2政治的玩弄。广州时期的鲁迅其实也难免被偶像化的命运,而同时,政治对人的玩弄却也令人无奈以及忧伤。某种意义上说,“井井有序的学术世界在杂乱的社会现实中显得近乎是一种时代错位。”[46]当然,这里的政治可分为学院政治以及现实的政治。

在学院政治方面,鲁迅主要面临诸多领导们有关革命的言辞,比如朱家骅在开学仪式上对鲁迅的赞美,称其为了革命跑到广州来了“他一开口就把朱家骅的卑鄙的奉承,通通打回去。他严肃的说道,‘朱先生的那一套,我不能接受。我对朱先生的话要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也不是什么‘革命家’”。[47] 不难想见,鲁迅在大学里面,必须面临来自于不同流派、党派、团体等的拉拢或利用。

    在现实政治方面,“四?一五”事变反映出鲁迅对当时现代国家、政府的绝望,对当时革命被异化的愤怒,同时也是对大学受制于这种体制、国家的堕落表示不满。有论者在论述鲁迅的辞职时指出,辞职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运动。”“鲁迅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主要原因是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捕杀革命青年的暴行,同时也与顾颉刚矛盾的发展有关。鲁迅正式辞职的时间应为四月二十九日。”[48] 同时,在事后鲁迅也感慨说“教界这东西,我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致章廷谦1927515日》,卷12,页33

3人格的攻击与人际的障碍。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即使到了广州,现代评论派的阴魂仍然不散。之前是陈源,厦门时期就有顾颉刚,而到了广州,顾颉刚仍然是主旋律。

在一开始时,是算上厦门时期的旧账的,“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1927420日 致李霁野,卷12,页29-30

鲁迅在自己辞职后,和顾颉刚的直接冲突源自一封书信——《二、鲁迅先生的来信》,刊于汉口《中央副刊》1927511日,信中提及,“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这封信令顾颉刚勃然大怒,1927724日,顾颉刚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

鲁迅当然没有应承顾颉刚在广东打官司,而是在写了一封相当嘲讽的回信后不久前往上海去了。反思顾颉刚和鲁迅的广州冲突,自然二人都有意气成分,但鲁迅显然是把顾颉刚当成是现代评论派的代表性人物了,冲突难以避免,“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哪里有鲁迅,哪里就有陈源,无论厦门也罢,广州也罢,现在想想,鲁迅先生怎么能和他们一团和气的长期共处呢?他总要突出重围,寻找他自己的道路的,有时也会单枪匹马的冲入重围去的。他怕什么!”[49]

或许很多人对鲁迅的不依不饶和不宽容感到愤怒和遗憾,但看看鲁迅的对手们的举措,我们或许会更心平气和些,回到陈源所污蔑的“剽窃”骂名,多年以后胡适希望可以为鲁迅平反,“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g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摆的。[50]但即使在鲁迅死后,陈源似乎也没有给出应给的说法,表现出绅士风度。

同时,根据增田涉的回忆,恰恰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给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盐谷温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那材料的丰富和体系的完整使人惊异……受了它的刺激,盐谷温先生完成了明代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研究,弄明白了《今古奇观》的成立系统。”[51]

当然,更进一步反思鲁迅和陈源的论战,其实背后的深刻蕴含是颇具典型性的,有论者指出,“鲁迅与陈西滢的恩怨,是现代中国社会具有人道感的个性主义意识,与绅士阶级交锋的一种典型。陈氏的许多思维方式和价值态度,在中国知识阶层,是有代表性的。鲁迅在这类人的举止言谈中,看到了上层知识界的要害的东西。他觉得,在‘正人君子’那里,蕴含着可怕的劣根性;绅士阶级的人生态度,以及维护‘公理’的精神意志,是中国腐败政府赖以生存的精神土壤。”[52]

鲁迅在离开中山大学后,也有朋友推荐鲁迅到正在筹备中的浙江大学研究院工作,他写道,“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致章廷谦1927612日》,卷12,页37)而同样,在即将离开广州以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政,教两界,我不想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致翟永坤1927919日》,卷12,页67)最后,鲁迅终于弃绝了学院教授,而逃往上海,从此开始了其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撰稿人”生活。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教授的弃绝行为和思想不能被纳入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所言的“无限弃绝”概念中去,因为在后者那里,“无限弃绝是通向信仰的最后阶段……只有在无限弃绝中,我才能悟出我永恒的有效性,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谈得上依靠信仰的力量去把握存在。”[53]显然,鲁迅对教授的弃绝不是通向某种信仰,而是走向自己更切合的志趣。

 

结论:鲁迅对教授的弃绝其实不是一时冲动的产物,也不是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正如有人所臆测的,“周树人到上海后,也许陶醉于夫妻生活,也许仍倦于广州的喧闹,总之,他基本上推辞了全部的教学邀请。”[54]而是有诸多的不同时期的原因累积,既有来自内部的思想的、性格的矛盾和相关气质起作用,同时又有来自外力的不断拒斥,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因素的伤害,又有人格的、学术的技术性压制,而在1927年弃绝教授其实更是多种元素水到渠成后的产物。但无论如何,鲁迅对教授的批判、弃绝除了学理上的意义以外,也应该引起我们对学术技术体制以及政治限制的反省,如学术评估量化制度,人际交往中的帮派政治等等,都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以及卓有成效的改进。

 




  评论这张
 
阅读(1233)| 评论(15)
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