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朱崇科的求知阁

自由自我,刚韧有度

 
 
 

日志

 
 
关于我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网易考拉推荐

广州鲁迅:如何广州,怎样鲁迅?  

2013-03-22 22:10:08|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广州鲁迅:如何广州,怎样鲁迅?

朱崇科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广州510275)

长期以来,“广州鲁迅”是一个被低估乃至忽视的复杂存在。因为,一方面,如果从文学创作的数量角度来看,鲁迅在广州的产出算不上丰硕,更算不上影响力巨大,比如“北京鲁迅”的振聋发聩、气势磅礴,如《呐喊》《彷徨》让他名闻天下;另一方面,如果从革命性角度来看,“广州鲁迅”似乎也有点“温吞”,不至于像1930年代之后的“上海鲁迅”那么风光,而其1936年的逝世更是风光大葬,整个华人世界为之动容。相较而言,处于中间转型期而居住时间较短的“广州鲁迅”似乎往往被视为鸡肋。当然,坦白来说,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影响严重的对“广州鲁迅”的相对纯粹化和简单化处理也让一般读者乃至某些专家认为“广州鲁迅”乏善可陈。其实,这是一种大谬、错觉,乃至无知。


一、广州鲁迅:历史现场与纷繁身份

我们绝对不应低估“广州鲁迅”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立体性。毫无疑问,如果把鲁迅简化为斗士,那么依照鲁迅反感地回应当年学校委员会委员朱家骅的话语逻辑,那他应该来的不该是广州,而是当时北伐势如破竹后的重要都市——武汉。当然,更不应该把鲁迅所有的事务都和革命挂钩,那样的话,除了窄化鲁迅之外,还会窒息和糟践鲁迅留给我们很多的有关广州的文化遗产。在我看来,理解“广州鲁迅”有两大法宝:

第一,要回到历史现场。

正是回到了历史现场,才可以发现广州鲁迅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也是本书着力要处理的多元化“广州鲁迅”,他既是按照良好惯性和激情指引努力耕耘的闻名遐迩的写作人,却同时又是被广大青年和读者拥戴着发声的演说家、斗士和批判者。他既是身居一线孜孜不倦授课的名师,同时又是执掌中山大学教务,不断创设规矩的首任教务主任。同样,这是他收入最高的时期,却又是他弃绝教授回归自由撰稿人的阶段。同样,在“四·一五”血腥事件发生后,他很快宣布辞职,但我们却不应忘却在此之前他和顾颉刚教授(1893-1980)不浅的私人恩怨。无疑这其间密布了各种复杂性。

即使回到革命的字眼、实践和理解层面,很显然,鲁迅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他既看到了广州的“红中夹白”,同时却又潜心工作,鼓励青年们牢记中山先生的革命真谛——永不完结;他寄希望于文字、文学对人心启蒙的力量,却没有忽略现实中具有思想的军队(含武器等)的切实战斗力;他来广州既是想和创造社联合起来多做些事情,但同时又是为了和爱人许广平团聚。除此以外,他能够看到青年们的热血、坚持和理想主义,但也明晰他们的分化,有些人堕落,有些人的升迁恰恰是因为手上沾满了同辈人的鲜血。

当然,我们更不该忘记鲁迅此时也是一个47岁的中年男人。惟其如此,我们才更可以平添“理解之同情”,回到历史现场,可以感受到鲁迅来自于生理和精神的双重焦虑,他的工作繁忙之下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平素不关注饮食的他却那么喜爱广东点心,即使在越秀山游览时腿部摔伤以后还要前去香港演讲,这显然都不是单纯的革命情怀所能简单解释的。当然,他如何照相,其中呈现出怎样的态度和立场都耐人寻味。这也为我们思考“上海鲁迅”热爱看电影、照相等为数不多的休闲娱乐兴趣展开埋下了伏笔。而同时,广东青年廖立峨作为青年代表,其实也映照出鲁迅对青年的态度以及广州对鲁迅的镌刻。

第二,要纵横交错、聚焦转型。

从写作人、革命者、教授(教务长)、中年男人四个层面重新观照鲁迅更多是从横向剖析出几个横断面加以叠床架屋式的处理,除此以外,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广州场域的转型特征。

换言之,“北京鲁迅”和“厦门鲁迅”的某些特征、成果和思路在“广州鲁迅”这里多有呈现,而“上海鲁迅”的独特性在“广州鲁迅”时期却又有迹可寻。比如,“广州鲁迅”的文学风格转换、文体转换都必须结合前后的具体文本和整体表现加以审视。

当然,回到具体文本,比如,此一时期非常重要乃至经典的文本《铸剑》(原名《眉间尺》)原本引起鲁研专家的不少争议。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到底它属于厦门时期,还是广州时期?如果采用转型期和纵横交错的视野看待此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不该引起太多论争:作为一个优秀的写作人,鲁迅是在厦门时期酝酿,而在广州时期修订并完成此文的。

同样需要关注的是,比如“广州鲁迅”对大学教授的弃绝,有些人往往会想当然地归结为中山大学对鲁迅不够好。这个问题也要需要更纵横交错的视野加以探讨。换言之,这不是中山大学让鲁迅从此弃绝了教授,而是在广州时期鲁迅终于最后决定回归自由撰稿人的角色。而实际上,北京时期,尤其是厦门时期才是影响至深的关键时期,“广州鲁迅”弃绝教授更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呈现时段。

简单而言,“广州鲁迅”绝非是一个对革命鲁迅的广州时段截取和刻画,而更是一个对鲜活灵魂的历史再现和真诚抚摸,鲁迅在此时期既是柔软的,又是焦虑的;既是痛苦的,又是畅快的;既是革命的,同时又是游移的、矛盾的。这都为“上海鲁迅”的精彩上演提供了坚实而充分的预演。


二、广州之于鲁迅

毫无疑问,1927年的广州对于鲁迅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而鲜活的情意结。

首先,广州是鲁迅甜蜜生活的据点,是爱人许广平的老家,这势必会对鲁迅造成非常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经历过二人温馨而紧凑的《两地书》精神对望之后二人终于得以彼此面对,虽然限于环境压力二人不能光明正大的同居一室,但是这种由爱情促发的美好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当事人可谓不可磨灭。当然,也包括鲁迅在生理焦虑和精神焦虑时因为爱情的滋润而对广州的吃喝玩乐颇感兴趣,“老夫聊发少年狂”,这在鲁迅的一生中相对少见。

其次,广东性格的渗透。鲁迅曾说,“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致章廷谦,卷11,570)毋庸讳言,鲁迅也批评过广州和中山大学。比如大钟楼工友们的喧嚣、粗俗和浮躁,也包括某些办事部门机关的人浮于事。但是,整体上,鲁迅对于广州和中大的印象还是有好的一面的。这也包含了中大对鲁迅薪水的厚道——他4月中下旬宣布辞职,但工资却开到5月底(500大洋/月)。

整体而言,广东性格中包含了务实、敢干、好利和率真的各色内涵。我们由鲁迅和广东青年廖立峨的交往可见一斑。换言之,鲁迅之所以对廖立峨如此纵容固然有他爱护青年的天性使然,某种意义上说,青年就是鲁迅的宗教信仰,但同时也恰恰是因为在廖身上同时也镌刻了部分优良的广东性格,这种情意结让鲁迅对过往的自我记忆难以彻底割舍。

第三,广州体验也让鲁迅更好地认识了革命,从而更加独立、辩证的思考复杂现实。广州“四·一五”白色恐怖既让鲁迅看到了中大当局的问题,背叛了当年革命的真精神变成了国民党党校,但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所谓革命的反复性和繁复性,也看到了他所期待的青年们的分化和部分人的高度堕落,这让他修正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同时,从政治斗争角度来说,也让鲁迅明白了日后借助党派集体斗争的必要性。这也是实现“上海鲁迅”革命性——倒向共产党的重要现实基础和深切反思载体,比如参加“左联”等等。

第四,在日益繁琐的事务纠缠中,广州更让鲁迅明白了自己的擅长和兴趣在于自由创作。教授、文学系主任、教务主任、组织委员等学校的位置和优厚待遇并没有让鲁迅真正获得成就感,却同时把他推向了惯性“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的最重要身份,从骨子里说,鲁迅更是个体的、孤独的、自由创造的世纪苦魂。


三、鲁迅之于广州

相较而言,我们对于广州之于鲁迅的作用相对了解,但对于鲁迅之于广州的重要作用似乎还有待深入挖掘。目前为止,我们对鲁迅的强调都是革命性,尤其是和共产党关系的密切性以及对国民党的透彻批判。而实际上,这同样也是对革命的僵化和简化处理。鲁迅对国民党的认识也是复杂的,对于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还是颇有好感的。直到“四·一五”后,他才对国民党及其政权日益失望,乃至笔伐加以反抗。

但毫无疑问,鲁迅留给广州的遗产远比这些丰富,多元,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继续论述:

第一, 广州美食、水果。如前所述,鲁迅对广州的点心特别有好感,这在他日记中屡有体现,尤其是来广州前期,经常和好友以及许广平等饮茶、吃点心。毋庸讳言,广州饮食界,尤其是鲁迅光临过的商家,应当大力宣扬“广州鲁迅”的捆绑性。与此关联的,还有广州水果。比如,鲁迅最喜欢吃的就是杨桃。

第二, 文化性格反思。不管是从广东性格反思上,还是从名人如何指点广东的角度思考,鲁迅所欣赏的广东的“蛮气”其实应该和近代以来的广东的革命性、先锋性、实干性息息相关。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扬长避短,克服喧嚣、浮躁,增强涵养。这一点,有关部门和学界似乎关注不够。

第三, 人文景点加注。鲁迅居住过的白云楼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但鲁迅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的演讲精神似乎更可深入挖掘,完全可以和黄埔军校的伟大历史密切结合,或者以碑文的方式处理,或者翻印出鲁迅当年的演讲词以供揣摩。除此以外,鲁迅去过的越秀山、沙面等地点似乎也可略作纪念(比如设立雕塑等)。

第四, 鲁迅和中山大学。鲁迅在1927年1月26日曾经在中山医学院演讲过,3月29日黄花节曾经在当年的岭南大学怀士堂(今天中山大学的康乐园小礼堂)演讲过。易言之,在1927年的广州,鲁迅和当时以及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悠久的南、北校区都有密切关联。加上他又是中山大学首任教务主任,这种精神和物质关联应该大力强调,让他渗透到中山大学莘莘学子的文化记忆中,而不该只是简单的一闪而过的文化符号。


四、未竟的课题或余绪

目前的“广州鲁迅”研究中,鲁迅在中山大学其实还有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组织委员会”委员。它不同于今天所言的党委组织部的“组织委员”,而是当时的大学感于“本校各科院散处,范围广大,科部繁多,非有严密之组织,不足以收统率联络之效”而成立的,而当时的五人委员会分别为:杨子毅【主席】、饶炎、黎国昌、傅斯年、周树人。

而根据当年3月31日下午4:30《本校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事录》表明,其最重要的责任在议案1中,“先根据各处科部之办事细则,拟定教务处及事务管理处通则;教务处办事通则,由本会议决后,送大学委员会,转送教务会议议决,送还委员会核定施行。关于事务管理处办事通则,由本会议议决,送大学委员会核定施行。教务处办事通则,请周树人、傅斯年两委员担任整理。事务管理处办事通则,请饶炎,杨子毅两委员担任整理。”【原刊《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9期,1927418

通过这仅有的上述资料,作为组织委员的鲁迅不仅和傅斯年一起负责教务办事通则的制定,同时也深度参与中山大学事务管理处通则。这意味着鲁迅先生的位置至关重要,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大学教务和行政的重要执行者,是当时大学校务的核心成员。但世事变幻莫测,鲁迅先生4月中旬就宣布辞职了,他根本没有时间继续创设、实验和深度影响中山大学。而耐人寻味的是,今天的中山大学多校区(东、南、北、珠海)办学也面临鲁迅当年类似的问题,很遗憾由于资料不足和鲁迅过早的辞职,我们无法向鲁迅先生取经了。

因此可以说,“广州鲁迅”依旧是开放的,它期待着更多有心人加入进来,继续巩固提高。


广州鲁迅:如何广州,怎样鲁迅? - 朱崇科 - 朱崇科在路上

(前排左一廖立峨,后排右一何春才,右二许广平,1927819日,广州西关)

 


  评论这张
 
阅读(618)| 评论(5)
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