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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的求知阁

自由自我,刚韧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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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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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焦虑:论鲁迅在广州  

2013-03-07 21:05:17|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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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焦虑:论鲁迅广州

朱崇科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广州510275)

内容提要作为中年男人的鲁迅,人在广州时,他不仅要面临爱情和水土带来的生理焦虑,同时更要面对方方面面的精神焦虑,这既有外在的压力,比如中大的教务、社会的呼吁、探访、演讲,革命的利用、打压与吹捧,也包括青年们对其作品的期待,当然也有来自其内部的影响,比如他在“中间物”论指导下的量力而行、韧性战斗、坚持个性等等,也包括他最终选择弃绝教授,回归最擅长的文艺创作。

关键词广州鲁迅;精神焦虑;外在压力;内在反应


1927年5月1日,身在广州的鲁迅写道,“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1某种意义上说,上述颇富张力的文字中藏匿着鲁迅的一种中年心境:在现实与理念之间、绿叶的生机盎然与自己的混天聊日编旧稿之间彰显出淡淡的不甘与无奈。

毋庸讳言,中年男人需要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47岁的广州鲁迅也要或多或少面临中年危机,或至少有一种焦虑感,而这种焦虑感往往既是生理的、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思想的。此处侧重后者。

整体上说来,鲁迅在广州的思想生活是活跃的,却也是相当焦虑的,尤其是来自不同层面的诸多事件的冲击、骚扰使得鲁迅的中年转型磕磕绊绊,尽管同时,身居爱人许广平所在的故乡城市,他的物质生活可谓相当滋润:比如在19271-2月的日记中,就三次提到广平的细心照料加物质馈赠,“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四尾”,“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午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16卷,页457)。

考察前人对此议题的研究,整体上而言,论者更侧重鲁迅的革命性,往往不愿或不能直面其精神焦虑和苦闷。即使偶尔涉及,往往也是更强调其积极性或最终转向共产主义的层面,甚至可以借此看出鲁迅不够革命的限度2。但显然,多数论者并没有从鲁迅的立场剖析其作为中年男人的精神焦虑,包括其诱因、层次及其对策与后果等。

许广平曾经这样回顾他和鲁迅的思想关联,“L是知名的著作家,然而他的生活是那么孤独,一切几乎都要亲手处理。我呢,从学问请益和政治关系,有机会和他更多的接近,于是就时常为了工作在他的左右。不晓得怎么一来彼此就爱上了,也许是大家的思想差不多,意气相投吧,总之,后来到上海就生活在一起了。”3但总体看来,对于广州鲁迅的表述仍然是语焉不详的,她并未真正涉及鲁迅内心深处的焦虑。为此,本文主要从两大层面进行分析:一是外在压力,二是鲁迅的内在反应。

一 外在压力:业、革命和创作的逼迫

有论者指出,可以引发焦虑的工作压力源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工作构成;第二,工作环境;第三,工作关系;第四,社会成员本人的状况;第五,来自组织的压力。4回到鲁迅自身,我们可以将其相对繁复的压力加以系统梳理,大致可分三大层面:

(一)业:以教务为中心。

1927年4月29日鲁迅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5校方三番五次从上而下进行挽留,其中《挽留周树人教授》一文中写道,“本校革新伊始,主理教务,正赖鸿猷,何可遽予舍去。承示日内归里,怅望至殷,切希查照前函早日返校,共策进行。”6此文中因挽留需要对鲁迅的成绩或不乏强调和恭维意味,但身在中大的鲁迅,对教务工作至关重要似乎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1工作构成及环境。作为中山大学首任教务主任,鲁迅的工作内容可谓相当复杂。依照规定,他必须召集教务会议,并总持教务处执行决议案。更大的问题在于,作为工作细致认真的主持者,他事务无论巨细都要过问。其相关义务主要如下:①补考复试和编级试验;②召开会议并草拟文告;③制定相关师生守则,建立良好教学秩序等。7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事务大多琐碎繁杂,加上当时重视学生,经常要处理单个或班级学生的教务,更是费时耗力。所以,鲁迅在270530致章廷谦信中说,“中大当初开学,实在不易,因内情纠纷,我费去气力不少。”(第12卷,页35

除此以外,身为中山大学正教授,他还必须亲自上课,而且还要保证每周12课时。可以想象,鲁迅在中大的工作量是相当繁重的。这难免给他带来压力,正如他初来广州,一开始游玩享受美食的兴致很高,随着开学的临近和繁杂事务的渐次展开,他不得不豪兴顿减,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压力大增。

2工作关系。应当说,作为教务主任,鲁迅拥有较大的生杀大权,尤其是在1927年3月底,为解决中大各科系散处复杂、联络困难的境况,中大特别成立了5人(杨子毅、饶炎、黎国昌、傅斯年、周树人)的组织委员会加以调节和沟通,杨子毅为主席,而教务处的事务通则则是由鲁迅和傅斯年负责。8实际上,鲁迅的权力比以前更加集中了,当然这也意味着责任更大。

鲁迅在搬至白云楼后,中大拟聘请顾颉刚来任教,鲁迅反应比较激烈,宣称“鼻来我走”,后来在《略谈香港》中提及“我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第3卷,页448无论这个原因是否真正属实,或最关键,但应当说,这样的工作关系令鲁迅非常不快却是贴切的,即使有争议,这的确是他辞职的要因之一。

3工作者本人状况。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考察鲁迅本人意愿层面,其实他和今天的某些潮流迥异,当时并不想做学官,所以他在270225致章廷谦的信中说,“我是来教书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了。”12卷,页21所以,当鲁迅不得不接受任职,履新后当然也会勤勉工作,但内心的消极因素也会因工作环境的恶化而累积、发酵。

同时,鲁迅在厦门时也担心中大的工作量繁重,他在《两地书?六九》中写道,“中大的薪水比厦大少,这我倒并不在意,所虑的是功课多,听说每周最多可至十二小时,而做文章一定也万不能免,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就非投稿不可,倘再加上别的事情,我就又须吃药做文章了。12卷,页194而事实的确和他的担心差别不大。

综合多方面因素,业方面给鲁迅造成很大的压力,其焦虑似乎在所难免,尽管在未来广州之前,他还想多做一些事情,既有创造一条联合战线攻击旧社会和思想的革命要求,又有企图为中大文科出点力的良好初衷。

(二)革命:期待或利用。

毫无疑问,1927年的广州鲁迅已经在知识人中是一个响当当的文化符号,尤其是其小说《呐喊》、《彷徨》和大量的杂文形成了巨大冲击力,但同时其革命性也因此或多或少被误读。

1期待或拔高。鲁迅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显然有着更强的吸引力,尤其是1925年,他主张中国青少年少读,乃至不读中国书,更是引发满天风雨,支持者甚众,但批判者也不少。甚至有当代论者指出,鲁迅的主张“正是缘于对历史传统的‘失聪’”,“视觉中心主义思维惹致的躁动情绪一直搅扰着鲁迅的心境,迫使他根本无法聆听、领会包蕴在中国典籍之中的深广静默。”9这当然是对鲁迅的片面误读,因为彼时的鲁迅更强调的是要民心和民气活起来、动起来,而中国书则往往使人过于沉静,乃至让神州大地变成“无声的中国”,而实际上,鲁迅对自信力、活力、毅力、实干精神是褒扬有加的,这些优点本来也不分新旧的。

可以想见,1927年1月,鲁迅刚刚抵达广州,广州青年们在欢迎之余就提出了“思想革命”的任务,希望鲁迅引领大家勇敢前进,“我们久处在这工商业化的广州,心灵真是感觉枯燥极了,烦恼极了!我们很希望鲁迅先生能多做些作品惠与我们,给我们以艺术精神上的安慰。同时,希望先生继续历年来所担负的‘思想革命’的工作,引导我们一齐到‘思想革命’的战线上去!进一步,更望他能以其夙所抱持的那种战斗奋进的精神和那种刚毅不挠的态度风示我们一辈子的青年,使人人都有和先生同一的精神同一的态度以及反抗一切的恶势力。”10

当然,更进一步,也会把丰富的鲁迅简单化,把他不懈坚持思想革命的介入举措拔高为战士风采,或者革命家实践,比如朱家骅当时就在欢送会上这样称呼鲁迅,这是一种恭维,当然,也是一种借力。

2利用或打压。文化资本符号鲁迅,其革命性成色似乎往往也受到时间和空间流动性的拷问,僵化的各种主义分子往往以时间来质疑对手。同样鲁迅的革命性,比如,《阿Q正传》被质疑的问题就有,它是否更多只是旧社会的产物?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如大革命、北伐等等?这样的质疑当然只会就事论事,而看不到鲁迅革命性的时代性和超越性共存性特征。

欧阳山指出,在当时的广州青年中,“有一批由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变为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所谓‘革命文学社’的那些人特别反对鲁迅,认为鲁迅不是革命作家,他的作品算不上革命的文学。”11毋庸讳言,这样的观点对鲁迅或许是一种冲击,因为这更像是1928年和左联时期大规模攻击鲁迅的预演,在那时鲁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但那时的鲁迅却是锐利又成熟,他曾经指出,左翼的某些思想貌似革命和激进,其实很容易变成右翼的。但这批广州反动青年的指责却也给鲁迅一种震撼,让他可以更好反思革命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

当然,也有一些更狡诈的势力,狐假虎威,甚至是拉虎皮做大旗,借革命旗号洗清自己并重新镀金。当时的国民党报纸就刊登广告说,鲁迅先生南来,一扫文坛之寂寞,先后创办了“《做什么》、《这样做》的刊物。闻《这样做》为革命文学社定期出版物之一”。而实际上,鲁迅对此毫不知情,这使他非常惊讶,后来才了解,两份刊物前者是共产主义青年们的刊物,后者是国民党青年的刊物,两者性质相反,“由于这一类的实际的教训,他不得不提高警惕,言论就特别当心些。”12可以想见,无论是拔高、利用,还是打压,都给鲁迅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扰,这也可能导致和引发思想和精神的焦虑。

(三)创作:夹缝中突破/逼迫。

毋庸讳言,无论是广大读者,还是鲁迅本人,对他角色的定位首先是作家,为此创作本该成为他的重中之重。但如前所述,不管是他作为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和教授的业,还是他被寄予了厚望,充斥了利用与打压的革命家角色,都令鲁迅分身乏术,颇觉焦虑,而创作方面的相对青黄不接和困顿似乎也就在所难免了,在1927年3月17日致李霁野的信中,“我太忙,每天胡里胡涂的过去,文章久不作了,连《莽原》的稿子也没有寄,想到就很焦急。但住在校内是不行的,从早十点至夜十点,都有人来找。我想搬出去,晚上不见客,或者可以看点书及作文。12卷,页24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事务繁杂,鲁迅几乎停止了他的小说创作,《眉间尺》虽然完成于广州,但在厦门时期的构思和准备却功不可没。相较而言,鲁迅在广州时期的绝大部分作品属于见缝插针、灵活机动的杂文,这当然是鲁迅因应时局的无奈操作,却又可以反衬出鲁迅在此逼迫下的巨大精神焦虑。同时,鲁迅广州时期的作品中不乏对困顿、挫败的书写,虽然他身处革命策源地,这或许不是偶然,尽管有论者指出,“鲁迅的深刻和鲁迅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仅仅是他那些极少数的优秀作品,更在于他对失败和失败者身份深入骨髓的体验。”13

二 内在反应:挺进与规避

王乾坤在考察鲁迅的生命哲学时指出,“中间物”论是鲁迅的生命哲学,“‘中间物’构成了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轴心概念。其它思想可以看作这个轴心的一个个展开。而从研究的角度看,‘中间物’也就成了释读其思想的总向导。这个总向导不能代替具体的方法,但却是根本性的。离开了这个领会态势,有关鲁迅的文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研究,就很有可能切不到点子上。”14

可以理解的是,若对此概念理解不够辩证,或对鲁迅的悖论性思想缺乏全面的考量,论者往往容易自以为是的宣称找到鲁迅的死穴或限制。比如路文彬就认为,“苦闷与彷徨的现代性焦虑不只关乎其个我意识的诞生,最主要的是,这一个我由于出身的缺席始终无法找到自己于现实中的位属。现实和历史的断裂提供的是一处悬空的境遇。此种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的尴尬处境从根本上制约着鲁迅关于现实的认知,因此我以为他在那一时代的判断力只能是有限的。”15而实际上,这种貌似的尴尬其实也是鲁迅“中间物”论的一种践行姿态。

鲁迅面对诸多压力所产生的某种焦虑必须找寻一个合理的出口,如果我们认同“中间物”论的话,广州鲁迅的精神焦虑同样也是对这种生命哲学的一种独特铭刻和自我意识上的主动赓续,他既建构,也解构。所以王乾坤早就以辩证思考堵住了某些学者的质疑,“但这些学者没有想到,鲁迅本人正是一个‘克里斯玛’神话的拆解者;更忘记或者忽视了,‘中间物’这样一个帽子乃是鲁迅自作自戴,‘坟’也是鲁迅自掘自埋。”16我们不妨看鲁迅如何处置精神焦虑。

(一)迂回与进入:慢半拍的先锋。

面对各个层面的压力,鲁迅先生也不乏见招拆招的老练,同时由于长期面临各种战斗、论争、污蔑、背后捅刀子等,他也形成了韧性的战斗精神。

1消解称号与韧性战斗。敬文东曾经指出鲁迅的黄昏意识,“黄昏很早就来到了鲁迅身上,它不仅仅是一个外部事实,更是一种内部的心理事件。是时代、社会、消灭理想的生活以及它们诱发出的鲁迅的斜视和讨厌心境共同培养了鲁迅的黄昏意识。”17稍加反思,其实这种心理更是鲁迅惯有的怀疑精神和“中间物”意识的混杂,在行动表现上就是慢半拍,而在内质上,却是真正的先锋。

鲁迅面对革命家的堂皇“桂冠”,他首先是清醒进行消解,并指出,倘是战士或革命家,就应该北伐或者呆在北京,而不是跑到革命的后方——广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立面的鲁迅的懦弱与退缩,而是说明他更实事求是的讲求策略。而且,如前所述,鲁迅先生是深知革命话语中的流动性与多变性的,与其被无谓的话语收编,倒不如保护自我,更好的战斗。正如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言,“谁要获取不朽的荣誉,决不可被善的空名义牵累,而必须弄清它是否就是善。”18

“四?一五”事件后,鲁迅估计国民党当局对他不至于赶尽杀绝,所以,他可以放心呆在广州,但心境相对抑郁,“既悲且愤,复又感到落漠,这一段时间精神上是很为痛苦的。”19但同时,鲁迅也学会保护自己,如致电《循环日报》要求澄清流言,声明他在广州的事实,最后未能如愿;同时,他也写信给广州市公安局长报告自己的住址,“表示随时听候逮捕,虽然公安局长回信安慰他,又有些有力者保证他的安全,而他似乎仍不免有些愤闷,烦躁。”20

2保护个性、实践操守。鲁迅的讲求策略并非等同于犬儒主义,他在《小杂感》中就提及,“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们就是如此不同。”(第3卷,页554)言辞中凸显出鲁迅对个性的坚守。

“四?一五”事件中,他没有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为营救被捕学生大声呼吁,不遗余力,甚至也冒着危险拯救友人,包括某些中共党员21,而在营救青年们的过程中,各种努力无效后,他最后宣布辞职。毫无疑问,这一举措中张扬着鲁迅的个性,如李育中所言,“他在广州的工作正如他的身份所决定,岗位是在教坛和文坛,对革命有利的事情他是愿意干的,但仍然不是主要的,谁也不能指挥他,除非自觉的要这样干。”22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四?一五”后,他虽然被鲜血吓得目瞪口呆,但还是选择留在广州。但他既能够自我保护,同时又选择以相对安全的方式针砭现实。比如7月份的夏期演讲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除了变形的革命性宣扬和现实批判之外,“他借魏晋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和苦闷来对照他自己目前的遭遇和苦闷,正合着一句成语:‘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23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先生在实践相关策略的时候,并不意味着精神焦虑的彻底平复,而更多是一种转移或宣泄,而新的焦虑总是源源而生的,但尽管如此,这样量力而为的对操守的坚持是更符合鲁迅先生的精神惯性的。

(二)百转千回、回归创作。

面对来自教务、业、革命等多方面的压力以及由此引发的精神焦虑,鲁迅是深明其理的,经过慎重考虑,鲁迅决定还是回归创作。

1弃绝教授。在常人看来,民国时期的教授是一个众人艳羡的头衔,关键是,身为正教授的鲁迅的收入更是令人咂舌,比如厦大国学院时期的月薪400大洋,中大时期的500元月薪。但令人意外的是,1927年4月底,鲁迅最终决定辞去中大教职,而且自此以后,彻底弃绝教授。

除去之前所言的工作压力巨大的深切影响之外,其实鲁迅一直生活在学术与创作权重的纠结中。24而在厦大时期,《两地书?六六》中,他就对能否身兼两职感到犹豫,“兼作两样的,倘不认真,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第11卷,页187-188)

而无独有偶,在1927年7月16日广州知用中学的演讲中,他又重提此话题,似乎为自己的选择开脱,“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作教授的。”(第3卷,页460)当然,鲁迅弃绝教授的原因亦相当芜杂,既有学术事业本身的限制、局限性作祟,又有人际关系困扰,同时又有一些个人交往中所带来的精神伤害等。25

2回归创作。相较而言,广州时期的鲁迅创作相对薄弱,这和他工作量的过于繁重、社会事务过于繁多有密切关系。但实际上,鲁迅其实一直惦记着创作。

鲁迅曾经批评广东文艺氛围淡薄,可读之书甚少,于是他接过孙伏园租过的芳草街44号开始创办北新书屋,而且累计自掏腰包60元付房租,并于3月25日开业。该书屋在鲁迅离开前的8月15日停业,经结算,却还要鲁迅补上80元左右。26但毋庸讳言,该书屋对彼时的文艺青年们是个好去处,“青年们像蜜蜂飞进花丛一般,尽情地采撷着珍贵的养分……鲁迅为了让生活在沉闷中的青年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丝毫不计较自己付出的代价。”27除此以外,鲁迅也会出席各种的文学团体座谈,并加以指导,而且也跟他们分享自己的创作体会。

鲁迅最终选择回归文艺创作,更多是其自我认同确认的结果,与其勉强于学术事务,倍觉焦虑,还不如安心返回本真与自己的最大擅长、兴趣。如鲁迅所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中就提及,“在里面烧着的生命的力成为个性而发挥出来的时候,就是人们为内底要求所催促,想要表现自己的个性的时候,其间就有着真的创造创作的生活。”28显然,个性强烈的鲁迅在创作中才更能发挥创造的伟力。当然,毋庸讳言,彼时的稿酬制度完全可以让名作家鲁迅经济独立,并体面的生活也是一个前提,无论如何,回归创作可以缓解那时鲁迅的精神焦虑。

(三)逃离广州。

就在即将离开广州的1927年9月3日,鲁迅在给李小峰的通信中如此谈及他对广州生活的小结,“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作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第3卷,页465-466)其实,这已经预示着鲁迅不得不逃离广州。

1伤害与出路:广州积淀。尽管广州给了鲁迅很多美好的体验,如美食、爱人、高额收入、粉丝们的热切等等,但同样,广州也给了鲁迅不少伤害,同时,也让鲁迅不得不进行调整,乃至转型。

比如,他是在中大之后彻底弃绝教授的,虽然起因并非在中大生发;他见证了革命策源地到反革命策源地的真切转换,被淋漓鲜血吓得失语,同时更关键的是,他也受了“革命”的欺骗,很强烈的感受到政治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及其背后的肮脏。更深层的原因是,通过这样一个现代性事件,鲁迅深切的感受到了自我、体制等的“有限性”,而“意识中的有限性就是焦虑。或者说绝望的焦虑来自意识中的有限性……有限性是任何人固有的属性,但是只有从根本上消解了形上终极,体验到、意识到了的有限性或中间物性才有可能形成焦虑,才配有真正的痛苦。没有体验到‘无’的人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痛苦。”29

鲁迅不得不离开广州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他不得不为他接近水到渠成的和许广平的婚恋提供更合适的安置空间,而令人伤心和“红中夹白”的广州已经不再适宜。有见证者回忆道,“鲁迅搬入大钟楼之初,许女士怎样替他布置卧室,挂窗帘,买东西一类的事,我早已看在眼内”,而有一次前去探望时,“室内只有他和许二人,许手中的小本线装书还未放下,起来招呼我。就相对坐谈书的情形看来,二人的超过师徒的感情,是不待想而知的。”而迁居白云楼后,“我第一次去采访时,他谈话之间,好象故意使我明白他们俩的关系似的,其实我早已明白,只是一字不提”30。毫无疑问,鲁、许的感情已经日益升温了。

需要说明的是,其实生理焦虑和精神焦虑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以其中的的吃为例,显然鲁迅热爱广州的美食,但同样吃也是具有文化内涵的,吃“虽然是人类作为满足生理需求而普遍存在的行为,但其形式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饮食实践能够充当编码和表述社会关系的复杂结构”31,不仅如此,鲁迅的吃在广州其实也是抵抗生理和精神焦虑的策略之一。

2无奈中的展望:预览上海。就当鲁迅不得不学会韧性战斗,在白色恐怖中量力而为时,当鲁迅最终决定弃绝教授及学术,回归创作后,当他和许广平的爱需要进一步升华或现实化重新安妥后,最好的选择地点似乎只能是上海。32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政治局势,上海(含其租界)为鲁迅的安全提供了更好的屏障,虽然厕身帝国主义的保护下亦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羞辱。当然,实际上,由于国共实力的对抗、国际势力的介入,在混乱之中鲁迅反倒相对安全。据曹聚仁分析,鲁迅在上海“那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33

同时,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出版事业发达,是当时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以知名作家身份驾临的鲁迅完全可以靠稿费和版税体面的生存。34不容忽略的是,居住上海,他还可以较好的安置许广平,使其在名分上有所亏欠的心相对得以尊敬和呵护,而朱安所在的北京显然很难顺妥的承担这一任务。

而实际上,我们如果检点鲁迅最后十年的收获,其硕果累累令人震惊,“鲁迅译著共五十余种,而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不下四十种。也就是说,他十年间的成就,超过他全生涯,约占到五分之四”35,而且,同时,在质上,也是齐头并进,令人欣慰。

结论:作为中年男人的广州鲁迅,他不仅要面临爱情和水土带来的生理焦虑,同时更要面对方方面面的精神焦虑,这既有外在的压力,比如中大的教务、社会的呼吁、探访、演讲,革命的利用、打压与吹捧,也包括青年们对其作品的期待,当然也有来自其内部的影响,比如他在“中间物”论指导下的量力而行、韧性战斗、坚持个性等等,也包括他最终选择弃绝教授,回归最擅长的文艺创作。

面对焦虑,鲁迅先生也选择了克服焦虑,如论者所言,“我们不仅仅有焦虑,我还要有面对焦虑的勇气。我们不仅仅会死亡,而且,虽然我们会死亡,我们还是能够有很多作为,能够忍受、体验、改变,而不是简单地听任焦虑的摆布。而且,我们不仅有面对焦虑的勇气,还有希望,还有生活的信心。”36最终,鲁迅先生选择逃离广州,奔赴上海,这已经是他各种焦虑环绕中的最佳选择,尽管以后的各种各样的焦虑仍会继续。


注释:

 1《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235。如下引用皆采用此版,只注卷数和页码。

 2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论鲁迅在广州》(广州:广东鲁迅研究小组,1980)大多持此类观点。

 3许广平《从女性的立场说女性》,见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页261

 4汪建新著《现代人的焦虑——理论、现状及对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页41-42

 5具体考证可参李伟江著《鲁迅粤港史实考述》(长沙:岳麓书社,2007),页29

 6可参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页206。

 7有关分析可参李伟江著《鲁迅粤港史实考述》,页14-21

 8《组织委员会已成立》,可参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页205。

 9路文彬著《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页140

 10鸣銮《欢迎鲁迅先生》,1927年1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26期,或可参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页211。

 11欧阳山《光明的探索(摘录)》,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348

 12何春才《鲁迅在广州的生活点滴》,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372

 13敬文东著《失败的偶像:重读鲁迅》(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页298-299。

 14王乾坤著《鲁迅的生命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页14

 15路文彬著《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页136

 16王乾坤著《鲁迅的生命哲学》,页16

 17敬文东著《失败的偶像:重读鲁迅》,151-152

 18[]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著,蒲隆译《自立》Self-reliance(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页6

 19李育中《鲁迅在广州的若干问题》,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论鲁迅在广州》,518

 20尸一《可记的旧事》,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286

 21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322-323

 22李育中《鲁迅在广州的若干问题》,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论鲁迅在广州》,506

 23宋云彬《回忆鲁迅在广州》,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379

 24有关分析,可参陈占彪《学术与批评之间的徘徊与选择——论鲁迅的身份困惑与角色体认》,《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页52-59

 25具体可参拙文《论鲁迅对学院教授的弃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页51-62。

 26景宋《北新书屋》,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227

 27李伟江著《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页13

 28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页226

 29王乾坤著《鲁迅的生命哲学》,页191-192

 30尸一《可记的旧事》,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285

 31黄秀玲著,詹乔等译《从必需到奢侈:解读亚裔美国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页29

 32陈丹青在演讲中曾指出,鲁迅选择上海是因为后者有租界而且很大气,可参陈丹青《鲁迅为什么选择上海?》,《南都周刊》第208期,2008411日。

 33曹聚仁著《鲁迅评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页100

 34比较典型的论述可参尾崎秀树著《上海1930年》(东京:岩波书店,1989)和Leo Oufan Lee,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等。

 35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晚年》,见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页467

 36[瑞士]维雷娜?卡斯特著(Verena Kast),陈瑛译《克服焦虑》(北京:三联书店,2003),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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