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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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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庆与鲁迅的多重纠葛及原因  

2013-04-18 06:52:51|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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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庆与鲁迅的多重纠葛及原因

朱崇科

(中山大学 亚太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鲁迅和林文庆的复杂纠葛是一个令人兴趣盎然却又望而却步的艰深议题。我们当然不能过分夸大林文庆与鲁迅二人之间的冲突或纠葛,而是同时我们更应该回到历史现场,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之间的冲突。通过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林、鲁最重要的文化冲突其实更是两种现代化过程中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不同反省和汲取的差异所致;而在人事学术层面的冲突,则更凸显出二人的身份、位置所带来的不同思考与处世立场;同样,在经济及相关人格层面二人亦有冲突,当然这也和二人的不同经历和体验密切关联。

    关键词:鲁迅;林文庆;纠葛

    

鲁迅和林文庆的复杂纠葛是一个令人兴趣盎然却又望而却步的艰深议题。从议题内部来说,一方面,二人都是不同各自所在区域华人社会丰富而重要的精神存在;而另一方面,二人之间更有着遭遇时角色扮演之外的诸多层面的重大差异。如果从议题研究层面来看,一方面,由于时间相对久远,二人交集的一手资料相对较少,从而增添了研究难度;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介入的巨大力量,特别是鲁迅的长时期被神化和片面化,让二人的关系长时间内出现一面倒的抑林崇鲁实践的局面,但21世纪以来却又出现了为林文庆树碑立传中矫枉过正的过度辩护现象(比如评价林文庆时,主张要和鲁迅研究专家们有所切割),但毋庸讳言,要想真正厘清二人的复杂纠葛,做到不偏不倚,则需要既知道鲁迅研究又了解新马华人史的跨学科思维与实践。

考察目前相关研究,大多数论述略显平淡。直接相关的论述,要么是简述二人的冲突,如陈漱渝《鲁迅与林文庆的冲突》(《同舟共进》2009年第1期)和观点类似、篇幅加长的《林文庆一位难勾脸谱的历史人物——兼谈鲁迅跟厦门大学一些人的分歧》(《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期);要么是对夸大化了的二人冲突加以反拨,如严春宝《在想象中被人为夸大了的思想冲突——剖析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和校长林文庆之间的“矛盾”》(《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相对疏离的则是考察鲁迅与厦门大学(国学院)的关系,如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就细致分析了顾颉刚和鲁迅冲突的方方面面,既有私人恩怨,也有师承和派系的冲突;苗体君、窦春芳《鲁迅与厦门大学的是是非非》(《文史精华》2009年第4期)进行了整体性的概述。其他如探究林文庆的教育思想、儒家思想等,相对集中的论述主要是严春宝的《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而在林文庆的故乡新加坡,李元瑾博士的相关研究则最为丰富1,她编著的《林文庆的厦大情缘》(新加坡: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2009年)也是她一直以来戮力为林文庆呼吁正名的实践之一,里面收入她多年来对林文庆整体思想的探究以及对其应有地位的呼吁的6篇各类论文/文论。

但合而言之,上述多数论述在拓展了我们对林文庆、鲁迅的认知视野以外,其实并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详细阐述、论证并挖掘林鲁二人复杂纠葛的深层动因、生成模式,本文则企图结合二人交往的细节和要事重新阐释二人纠葛的层次、要因,并得出一己的判断。为此,本文主要从如下三个层面展开分析:1.文化差异;2.学术人事纠葛;3.经济及其人格冲突。


一、 林、鲁文化差异

某种意义上说,林文庆、鲁迅最大最深的冲突层面是文化差异/冲突,从更复杂而深刻的意义上说,他们表面的“国学”(含儒学)纠缠其实更是两种“现代”模式如何处理传统的对话,只可惜他们二人对彼此的内心世界相知太少,更缺乏足够的时间与合适的机缘互动,后人们在理解这种冲突时往往隔靴搔痒,制造不少人为的误读,乃至以讹传讹。王赓武相对较早时就犀利地指出人们对林文庆的相对忽略乃至误读:“在中国,只因鲁迅于19261927年有短短几个月在该校执教,许多作家才记起了林文庆这个人物。不过他们提到林文庆,毫无溢美之词,大多是对他认真提倡儒家思想的努力廖及数语,不以为然。中国的当代政治已经把鲁迅和陈嘉庚两人誉为中国人民的楷模,而林文庆则由于他的‘儒家信徒’形象,招致了人们严厉的指责。看来现在他只能企望从他的新加坡同胞那里得到比较宽厚的对待了。”2为此,我们必须指出林、鲁面对传统时所呈现出的巨大文化差异以及模式。

(一)林文庆模式:多元文化认同中的儒学坚守。熟悉新马政治、历史、文化与文学的读者都知道,新马华人的文化认同变迁有其相对复杂的历史,哪怕单纯是国家认同,其历史也是耐人寻味。3同样,如果从中国性(Chineseness)视角考察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迷恋(obsession with China),则仍然可见别有一番不同于中国大陆母体的别致风情。

1.多元文化认同中的儒学坚守。相较而言,新马华人有着比其他区域,尤其是中国大陆华人更加复杂的认同模式,也就是王赓武教授所言的多元文化认同(multiple-identities)4。毋庸讳言,多重认同的形成其实和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息息相关,多元种族文化的冲击、现代化与殖民主义的介入与反拨,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本土认同等多元混杂。林文庆正是出生并成长于这个世事多变、认同纠葛的时期。我们其实也可以从林的好友邱菽园(“南洋第一诗人”)身上看出这种多元认同的痕迹:作为笃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诗作中却也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本土关怀的情愫,甚至我们也可视之为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萌蘖的源头之一。5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面临现代性的冲击,作为对自己华人身份的强调,在新马(马来亚时期)时空里,传统和现代的冲突并未达到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境地;恰恰相反,它们更多是相对融洽的兼容并蓄。以“五四运动”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新马社会与文化界对此反应是相对迅速而及时的,比如新加坡《国民日报》副刊《国民俱乐部》的编辑在1919年6月5日开始正式提倡“新文艺”,这往往也被学界视为马华新文学史的起点。6同时更耐人寻味的是,马来亚“五四运动”的提倡者恰恰是旧派文人,正是有感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同胞难以掌握传统文化而带来诸多不便,他们才更积极倡导新文化开启民智。7

当然,从更复杂的意义上说,这些华人的反殖民意识觉醒时,儒学(含孔学)也成为一种对抗性的工具,这和我们一直所认为的封建文化残余与糟粕的简单界定的确大不相同,林文庆等人组织孔教会举办国语班大力宣传儒家学说正是为了唤醒流徙华人的民族意识。这是一场跟殖民者‘归化政策’相对抗的‘归顺运动’”。8

正是在此语境下,虽然传统和儒学在马来亚时空也曾经遭受过一定的冲击,但它们的发展与变异却是一直卓有成效展开着,远没有达到中国国内一度被完全否定的局面,而相应的,民间宗教和文化甚至保存得比中国大陆母体还要原汁原味。林文庆、邱菽园、陈嘉庚等华人亦都呈现出大致相似的多元认同模式,他们既传统又现代,既革命又保皇,既具有民族主义的心志,又包容异族与他者。当然,如果细分起来,新马华人的认同模式亦有微妙的差异,如宋旺相、林文庆、辜鸿铭、邱菽园等等还是各有千秋的。9甚至哪怕只是将范围锁定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议题中,也有相似和差异之处,如海外华人中也有不同的民族主义模式,比如伍连德、林文庆的差别。10

    2.峇峇身份与补偿机制。同样要强调的是,林文庆是一个峇峇(Baba)11。这种身份对于中国性的本土化葆有大有裨益,虽然对于操持中文(华语)的人来说这种状态似乎不无尴尬。林文庆是一个锐意改革、坚守中华文化的峇峇,他对于华语与文化有着高亢的热情与高度的崇敬,而且,他也对借文化传统维持华人属性有着精深的认知和坚定的实践,“在峇峇华人社会中,最令林文庆不能容忍的,就是峇峇们那种只顾追求西方生活却轻视中华语言文化的态度,他甚至将那些有意误导以致引起峇峇们憎恶中国传统文化、礼俗、宗教和语言文字的人视之为敌人,因而,他极力地要在海峡华人中恢复中华语言和文化”。12林文庆把华语这种母语称之为“父语”,他不断在各种演讲中告诫海峡华人,“要是可能的话让我们除却不知父语(father tongue)的污名让汉族的每一个儿子学习宝贵的语言”。13

峇峇身份来看,由于更要借助外语(往往是英文,或部分马来文和少数闽南方言)维系自我的华人文化身份,他们其实比传统的华人有着更深的失根恐惧以及反向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热烈拥抱的过度补偿的激情,这种情结往往挥之不去,而且由于某种机遇一旦掌握了华语,他们往往会如饥似渴的汲汲于传统经典的崇拜与吸纳。辜鸿铭是如此,林文庆对于儒学的一生坚守更是如此,如人所论,“林文庆对于儒家思想的痴迷与坚持,可以从他对儒家思想的热切推行上反映出来:他不但在理论上为儒家思想展开辩护,更以其实际的行动,在现实生活当中来推展儒家的伦理思想”14,这也包括在厦门大学。整体而言,林文庆的思想主线是相对传统的,更是以儒学为中心的多元并存的认同确认,如人所论,“林文庆兼具多重身份,而将这些身份连接起来的是他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对儒学文化的认同与回归。”15

(二)鲁迅模式:革故鼎新中的矫枉过正。出身传统而直面现代的鲁迅则呈现出别样的文化模式,严格说来,鲁迅本身是一个难以简化处理或标签化的精神存在。

1.“别立新宗”:反思性现代性。如果套用西方术语“现代性”来归纳和探勘鲁迅对现代性的追求的话,我们或许最好使用“反思性现代性”(reflective modernity)来加以概括,这意味着,一方面,鲁迅对现代性的追求不遗余力,是有着发展性和科学性特征的,比如,从进化论、个人的无治主义、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都曾经和鲁迅发生过千丝万缕的纠葛。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思潮在鲁迅的思想脉络中并非是单纯的线性关系,而是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纵横交错的。另一方面,鲁迅对西方现代性其实也不乏反思,在早期的数篇文言论文中,如《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等,鲁迅既对现代化/现代性的积极一面加以热烈拥抱,同时又对其问题和缺憾进行了相对犀利的批判,如他对科技“物化”人类可能性的副作用以及包括少数服从多数民主模式中可能的集体暴政倾向等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和反省。

从此意义上说,我们应看到对现代性进行整体拥抱、局部批判的鲁迅相当积极的建构性的一面,他的“立人”核心理念于此尤显突出,他主张“立人”而后建立“人国”。同时需要强调的是,鲁迅的反思性现代性中间还潜藏了他对本土的深沉思考,正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同时反省西方现代化,鲁迅才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本土现代性模式——他未必是追新逐旧、引领潮流的新文化主将,但他却一直坚韧不拔,迂回前进,“荷戟独彷徨”,成为诸多“唯新是从”者哄闹散后的有力坚守者和孤独战斗者。从此视角看,鲁迅一直是一个相当清醒而务实的“本土现代性”的实践家。

2.“取今复古”:决绝于传统。表面上看,鲁迅得益于传统良多,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其早期的相对艰涩而精深的古文创作,还是其在北京各大学兼课时名声在外的《中国小说史略》;无论是其写作《狂人日记》之前十年沉潜在故纸堆里,16还是他生命精神中魏晋风度的镌刻,这一切似乎都注定了鲁迅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命定式关联。但命定并不意味着主观抉择的顺从性和被强迫性,从更宏阔的视野来看,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作为糟粕、国民劣根性日益凸显的载体身份的传统、“国学”等等,态度是相当决绝的。

即使是比对于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孔子,鲁迅也是有着他截然不同的人生价值关怀和取向的,如论者所言,“鲁迅的为人生,是要改良这人生,疗救社会的病态,改善人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孔子的为人生,是想挽救王纲解纽的社会,培养君子,把社会拉回周王朝的鼎盛时期。因此,鲁迅与孔子分歧多于认同,而且分歧是重大的、根本的”17。为此,鲁迅为了呈现出他对新和现代性的理性坚守与实践,他往往采取了矫枉过正的策略。

从此视角看,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鲁迅对待旧传统的逻辑思路、文化模式及其间的决绝精神。他不仅在自己的小说创作《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对旧文化大加挞伐,同时他的作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杂文更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清扫,有论者指出鲁迅这种说狠话的决绝风格还有来自文体——杂文方面的制约和塑造。18同样,在现实事务中,他也坚持此类观点,比如1925年1月,《京报副刊》刊启事,向社会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书目各十种。2月21日,该报发表了鲁迅应约所作的答复,“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种观点自然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其实这其中恰恰蕴含了鲁迅对旧文化“破”的坚定理解。

当然还有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文学言辞,鲁迅在1926年发表的《二十四孝图》中指出:“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毫无疑问,鲁迅在整体原则上,对新的坚守和对旧的批判绝对是截然分明的,虽然骨子里他对传统浸淫极深。哪怕是到了他晚年的1933年10月,鲁迅和施蛰存又发生了关于《庄子》、《文选》的论争。排除其中二人的意气成分,表面上看,鲁迅似乎过于钻牛角尖了,对传统经典和精华似乎缺乏必要的理性和包容性,实际上里面恰恰体现出鲁迅的破旧立新以及要坚守和巩固现代性成果的不依不饶。

也有论者会另外读出鲁迅企图借用传统“复古”的目的,并结合魏晋风度和《故事新编》加以论证。19无疑,复古和启蒙在鲁迅那里是有着复杂的张力的,但在我看来,鲁迅“取今复古”的侧重点指向了“别立新宗”,即使结合鲁迅的《故事新编》加以分析也是如此,鲁迅更是借小说回击了企图依靠传统救彼时中国的虚妄性。20同样,在鲁迅的古文创作中,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学术论著,其实都涌动着现代性反思的新气象以及评价乃至重估传统的崭新视角,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林文庆、鲁迅二人的直接文化冲突并不多见,但无疑,在不同文化认同模式中长大和成熟的林文庆是无法真正理解鲁迅的,虽然他以重金聘请鲁迅前来厦大担任教授。林、鲁直接的文化角力发生在1926年10月14日上午9点,林文庆邀请鲁迅到群贤楼上发表演讲,题目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结果“演讲词的前半,关于‘少读中国书’部分,被校长林文庆删去,所以在《厦大周刊》登出时,看不到了。鲁迅先生自知他的见解与当局相反,不受采纳,以后林文庆再要请他演讲,他都婉言辞绝了”。21平心而论,鲁迅的观点其实还是延续了他1925年开列书单时的认知,正是在新与旧不破不立的决绝中,鲁迅坚持否认了传统的合法性,借此来捍卫新文化来之不易的并未牢固的地位,而这当然与需要以中华传统安身立命的林文庆有着根本的差异,这个差异乃至冲突其实更是两种思想模式的对抗。因此,在理解和剖析林鲁冲突时一定要回到历史现场,而不要简单把差异和后人导致的不公变成了另一种偏执的辩解,否则,这对真正理解林、鲁关系又是一种新的伤害。


二、学术人事纠葛

林鲁之间的冲突还表现在有关学术人事上。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厦门大学可谓在起步中百废待兴,相关规章的完善与执行都有待进一步提升,加上文科、理科之间,本地人和外江佬之间,还有大学内部的一些派系斗争,千丝万缕,这都有可能引发或牵出林、鲁间的某种纠葛,本文此处只涉及直接关联的事件。

(一)学术考核:工具理性压迫与戏弄。作为教授的周树人与作为作家的鲁迅其实是有一种身份兼顾的内在张力的,这一点无论是鲁迅本人的感受,还是由于他的性格与教学研究事业的冲突都可见一斑。尽管后来从中山大学辞职后,鲁迅从此就弃绝了教授。22但毋庸讳言,教授这一职业既有让人在思想上感到激情与自由的一面,同时又有各种考核、制度化措施等所带来的工具理性压迫的一面。

可以理解的是,为厦大发展鞠躬尽瘁的林文庆通过重金礼聘名教授,自然也希望人尽其用、性价比高,他自然也希望教授们(包括鲁迅)拿出自己的成果作为证明和顺便考核,同时又为厦大的声誉增砖添瓦。在10月4日的《两地书》中,鲁迅就提及:“校长是尊孔的,对于我和兼士,倒还没什么,但因为花了这许多钱,汲汲要有成效,如以好草喂牛,要挤些牛乳一般。” 23林文庆在有关会议上提出,希望大家半年内就有一些成绩,鲁迅则觉得半年时间不够,为门面起见,也可以付印自己整理的古小说钩沉,“院长当时很慷慨的说了,大意是:只怕没有稿子,有时便可立即付印,请就拿给他看。鲁迅的稿子果然拿出了(可证他——鲁迅——并未吹牛),来往不到半点钟,这部稿子转了回来,以后便没有声息,稿子也就到鲁迅的箱里去休息了。”24

如果我们从鲁迅的做事风格考察,他是一个崇尚认真、埋头苦干并加以身体力行的人,如增田涉在回忆中就指出,“认真——诚实是他最喜欢的”。25鲁迅对学术的态度是虔敬而认真的,坚韧不拔的,在未达到一定水准的情况下,他不会轻易出手,但这和某种意味上有些急功近利的学术考核是背道而驰的,这自然也是一种压迫;同时,把辛辛苦苦整理的成果交上去却又难以出版,这种戏弄和鲁迅的认真又形成巨大反差,无疑林文庆这种举措会让鲁迅感觉相当不舒服,在《两地书?七五》中,他就写道:“国学院也无非装门面,不要实际。对于教员的成绩,常要查问,上星期我气起来,就对校长说,我原已辑好了古小说十本,只须略加整理,学校既如此着急,月内便去付印就是了。于是他们就从此没有后文。你没有稿子,他们就天天催,一有,却并不真准备付印的。”

从鲁迅来厦大之前的现实设计考察,许广平回忆道,鲁迅来厦门之前就考虑到,“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做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26可见鲁迅一开始就没有把担任教授当作是长远之计,而更多是一种生活缓冲,既解决了生计,同时又避开了当时北京政府的高压,但他在骨子里对自己的定位仍旧是作家,尽管表面上看,著有《中国小说史略》以及着手撰写断代文学史的鲁迅完全算得上一位相当称职,乃至优秀的学者。

(二)与现代评论派:时空转换中的持续纠葛。某种意义上说,林文庆无意从人事上给鲁迅制造麻烦,但就是在无意之中,求才心切的的林文庆亦把当时的史学新锐顾颉刚请到厦大,这就意味着“现代评论派”和“语丝派”的二大主将同时把战火从北京燃烧到了厦大。

在一般人看来,作为史学家的顾颉刚算得上谦谦君子,而鲁迅往往攻击性强,生性多疑,所以,在顾、鲁的私人恩怨冲突中错误多在鲁迅。而实际情况则是大谬不然。简而言之,除了性格、籍贯、学校、老师门派等表面因素以外,鲁迅和顾颉刚真正的结怨原因则是鲁迅的“剽窃”事件。也就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似乎剽窃了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文学史论述。当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和鲁迅论战时,陈就抬出了此观点对鲁迅大加嘲讽。毫无疑问,说鲁迅剽窃无疑是对素来认真工作,而且凝结了无数心血的著作的亵渎,更是对鲁迅人格的污蔑,但真正的幕后始作俑者就是顾颉刚,是他在饭局上或聊天中谈到了鲁迅剽窃的事件,所以虽然和陈源打笔战,但鲁迅对“幕后黑手”——顾颉刚却是耿耿于怀的。1935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被增田涉译成日文,而盐谷温的著作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1935同年12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继续表达他的愤愤不平:“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可见,剽窃说对鲁迅伤害极大。

事实证明,剽窃说是对鲁迅的巨大诽谤和污蔑,然而无论是鲁迅生前和死后,当事人都未曾向鲁迅道歉;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写了本《南下的坎坷》为其父辩护,却“在无意当中承认了顾颉刚是最早的诬陷者如此说来胡适论证的一个小人应该换一换人了总而观之统而论之顾潮通篇都在为自己的父亲洗刷并欲泼鲁迅先生一身污水但可怜一片女儿心却无法洗尽历史的真实”。27

因此,表面上看来,鲁迅一直在抱怨“现代评论派”在厦大拉帮结派、乌烟瘴气,而实际上鲁迅的意味显然不在于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鲁迅对造谣者顾颉刚有种发自内心的鄙视与愤怒,才会一直耿耿于怀。当然,如果从帮派的角度看,似乎鲁迅也有自己的帮派,如林语堂、孙伏园等。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在做人的圆滑程度上,少年得志的顾颉刚却更显得八面玲珑,明显比梗直刚硬的鲁迅容易讨人欢心。比如就在校长林文庆大力提倡国学、尊奉孔学的时候,顾颉刚不失时机的趁热打铁,大讲特讲孔子,向厦大广大师生宣讲《孔子何以成为圣人》,而且,其演讲稿分为三期连载在《厦大周刊》160-162期。28或许顾颉刚有关孔子的演讲不乏可取之处,但鲁迅势必会对他的涉嫌钻营的举措带上一些相对不屑的感情色彩,从此意义上说,鲁迅亦会反过来感受到自己在厦大的挫败感。

当然,还需要提及的是,1924年下半年,厦大曾经发生过学潮,当时有100多名学生脱离厦大,在上海成立大厦大学(后更名大夏大学),林文庆虽然在陈嘉庚的大力支持下最后力挽狂澜,让学潮平息,29但他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也是有一些问题和弊端的,因为在文化认知上,林文庆还是相对传统的,有一种大家长式的强硬,有学者指出:“就东西方文化方面而言,林文庆是从西方文化回返中国文化的怀抱,而就新旧文化方面而言,他又是坚守旧文化抗拒新文化!”30比如其思想陈腐、学潮中出现了流血事件等。鲁迅到厦大以后,也了解到类似事实,无疑,他对林文庆处理学潮时的手段和弊端存有看法,这当然也会在潜意识中影响到鲁迅对林文庆的判断而造成隔阂,毕竟,长期以来,鲁迅多是站在弱势群体和青年(学生)的立场上思考的,而北京的学潮及其后果对于奔赴厦门的鲁迅可谓一如昨日再现、栩栩如生。


三、经济及有关人格冲突

林、鲁之间的冲突还表现在他们彼此的经济及有关人格差异上,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厦大国学研究院一家之长的林文庆和校方重金礼聘的名教授周树人对于金钱的看法的确迥异,鲁迅在离开厦大前的1927年给友人的信中对厦大的“人格”就颇有微词,比如1月8日致韦素园的信中就提及,厦大“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在骗取陈嘉庚之钱而分之,学课如何,全所不顾。且盛行妾妇之道,‘学者’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恶,真是好看,然而难受”。12日致翟永坤的信中又说,“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近来因我的辞职,学生们发生了一个改良运动,但必无望,因为这样的运动,三年前已经失败过一次了”。相关言论不乏愤激之词,但可以看出鲁迅和厦大(林文庆)之间关涉到金钱的人格冲突。我们可从两个层面展开论述:

(一)宏观冲突:命运与话事权旁落。林、鲁的经济(人格)冲突首先体现在一些较大的层面,比如国学研究院的建设等等。

1.经费削减:惨淡的未来。毫无疑问,林文庆在筹建厦大国学研究院的时候是野心勃勃的,他对国学也有着自己相对独特的认知,如人所论,“林文庆虽然尊孔但他没有把国学等同于儒学,反而认为国学作为中国固有的文化,其内容涉及所有的学科门类”。31同时,他也礼贤下士,给教授们开出了很高的月薪,比如鲁迅月薪400银元,这远远超出了当时国立大学的教授大约200-300元的月薪。32何况当时由于北方军阀混战,甚至连这些规定的月薪往往要打个折扣?

但是,可惜好景不长,由于陈嘉庚当时在南洋的生意开始亏损,使得林文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活,甚至牵连到了国学研究院的经济预算(缩减),为此鲁迅在《两地书·八一》中表达了他的不满,“近日因为校长要减少国学院预算,玉堂颇愤慨,要辞去主任,我因劝其离开此地,他极以为然。今天和校长开谈话会,我即提出强硬之抗议,以去留为孤注”。

同时还需指出的是,前述学术考核中鲁迅也曾把《古小说钩沉》应要求拿出来,却又因为资金紧张而无法出版,毫无疑问,这种失信是令言出必行的鲁迅感到不满乃至愤懑的。无疑,鲁迅对金钱是既看重又看轻的,有着他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体认,这在其小说中也有所体现。33但林文庆的做法,即使有其现实苦衷和无奈,但还是会令人不满,因为这体现了某种经济人格的低落和降格。

2.经济资本与话事权的对抗。有关鲁迅所说的“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的故事流传很广,版本也不少。34当然其中也寄托多种含义,或者是呈现出鲁迅的机智、幽默,或者是传达出他对“发言权”中平等观念的强调,不一而足。暂时抛开这个故事细节的真实/虚构纠葛,我们其实可以从中看出林文庆和鲁迅的经济人格差异。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林文庆对董事会/经济资本所带来的话事权的尊重,作为一校之长的角度得出的亲身感受。但毫无疑问,他和创校者、校董陈嘉庚先生关系极其密切与融洽。在厦大建校三周年时,林文庆就指出:“今年为本校建校三周年,即为本校校董陈嘉庚先生知天命之年。陈先生在南洋经商,最为发达,以其血汗之资,创办集美学校及本大学,其尚义为国人所共知,而其商业发达皆由信用所致。”35无疑,他对陈嘉庚从创业到兴学都相当崇敬,而且对于办大学又是冷暖自知,林文庆自然对经济资本带来的话事权是认同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彼时的林文庆和陈嘉庚都把自己当作是中国人,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比一般国人更显激进,“历史地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海峡殖民地现代国家观念尚未确立 当地华人在身份认同上仍倾向于把自己界定为中国人与本土国人不同海峡华人往往将对于祖国的认同与自己在域外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一起加上与西方长期接触他们的民族意识往往表现得更为激进”。36

另一面,鲁迅则不尽如此。鲁迅当然知道经济的重要性,他的杂文自不必说,小说《伤逝》、《幸福的家庭》等等,其核心命题都是直接关涉了金钱,探讨它对家庭、爱恋的深刻乃至致命影响。但不容忽略的是,鲁迅对经济资本所带来的权力是有警惕心和怀疑的,换言之,他更看重权利中的平等、公平、正义等普世原则。有学者批评鲁迅不能理解林文庆办校的艰难,而对厦大的物质条件颇有怨言,然后得出结论说:“鲁迅尽管思想非常敏锐,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也需要一个过程和具备必要的条件,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也不能从母亲的肚子里带出一贯正确的意见,因而出口未必就是金科玉律。鲁迅当然也不能例外。”37但实际上,鲁迅这个视角有其合理之处,而且符合他一贯的启蒙者和代言人立场,他其实所期待的是更多国人可以发言,甚至有话事权。

(二)私我冲突:日常的困顿。某种意义上说,细节未必可以完全决定事物的去向,但细节绝对可以影响一个人对事务的判断和最终决定。而鲁迅在厦大所遭受的生活不便与困顿自然也会顺便提升或恶化他和一校之长林文庆的矛盾。

1.日常的束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通览《两地书》里的厦门通信,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平素并不讲究日常的鲁迅在生活中体悟到的深深的困顿与无奈。吃喝住都有问题,比如喝白开水中的问题,米饭中的沙粒,菜极差,教授们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住的方面,往往要搬来搬去,居无定所,校舍也不敷使用,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甚至上个洗手间都要“千里迢迢”(要走160步)“山高水远”(上上下下石级),而且“颇多小蛇,常见被打死,鄂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没有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两地书·六二》)类似的通信一方面可以反映出鲁迅和许广平的甜蜜爱情中鲁迅的偶尔淘气,另一方面却又反映出厦大当时条件的不完善,乃至问题重重。

上述日常的困顿亦可能带来人际纠纷,比如,鲁迅和理科教授刘树杞、黄坚之间就存有不愉快,其原因和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不无关系。而这一切会影响到鲁迅的工作,如许广平的分析所言,“然而厦门大学的实际,并不如先生去时所想象。一般连伙食也时常需要自己动手,在特别优待的借口下,几乎处处被人作弄。对学校设施,先生又深深感到难有所作为”。38

2.最高月薪=理解万岁?为林文庆撰写传记并为其辩护的严春宝博士指出:“就算是鲁迅离开厦门大学之后前往执教的中山大学,所能提供给鲁迅的月薪也不过280元而已,由此可见厦门大学教授待遇之优厚。”39言辞之中看得出有对鲁迅不厚道做法的不满。这样的误解此前也发生过,陈占彪在其论文《学术与批评之间的徘徊与选择——论鲁迅的身份困惑与角色体认》(《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中就曾指出,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月收入当为280元,并以许广平的回信(《两地书?七七》)中所言“况中大薪水,必低于厦门”为佐证,以指责陈明远著述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92页有关鲁迅在中大的月收入是500元论断缺乏根据。

上述论断,其实可以反证出二人读书不认真或者为了替传主辩护而不够细致,根据鲁迅日记、《两地书》的后续通信这两种直接材料,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薪水在中大聘任他的过程中其实不断在提升。因为后来中大对他日益重视,其薪水自然水涨船高,并且俟后他还兼任系主任、教务主任等领导职务;在辞去教职前,中大开给鲁迅的薪水是月薪500银元,时间是从1927年1月至5月(4月中旬鲁迅就宣布辞职,6月6日中大在挽留数次未果后批准)。40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单纯指责一个重金礼聘的教授不能体谅校长难处是不公平的。因为二者分工不同,校长的工作重心就是要募集办学资金、招揽优秀师生,而教授的职责就是教书育人、传承学术。要想让一个教授理解大学校长的难处,并设身处地为学校着想并且同患难共呼吸,还真得需要教授本身对大学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献身精神,就此点而言,当时的厦大对自身角色的责任承担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即便是为林文庆辩护的人也不应苛责名满天下的周树人教授。


综上所论,我们当然不能过分夸大林文庆与鲁迅二人之间的冲突或纠葛,而是应该回到历史现场,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真正理解其冲突。通过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林、鲁之间最重要的文化冲突其实更是两种现代化过程中面对传统的文化模式角力的结果;而在人事学术层面的冲突,则更凸显出二人的身份、位置所带来的不同思考与处世立场;同样,在经济及其人格层面二人亦有冲突,当然这也和二人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密切关联。通过还原历史,条分缕析,我们希望可以“了解之同情”深入剖析二人冲突的内在要因。从文化史上说,二人都是巨人,然而就缘分来看,二人的交集太少,鲁迅在辞别信中固然因为文体风格和礼貌关系而对林文庆有所褒扬,但难以共存却是事实,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他和林文庆关系的评定,所谓“屡叨盛饯,尤感雅意,然自知薄劣,无君子风,本分不安,速去为是”,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事情,然而这也是人生的真相和常态。


注释:

李元瑾有关林文庆的专著主要有《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1)、《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等。也多谢李博士热心提供资料上的帮助。

王赓武著《中国与海外华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4),页174

 3相当精彩的论述,可参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4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n”, see Jennifer W. Cushman & Wang Gungwu (ed.),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2.

5具体可参拙文本土意识的萌孽抑或起源语境——论邱菽园诗作中的本土关怀,《南大语言文化学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第七卷第一期,页223-248。

 6可参郭惠芬《马华新文学史起点的新界定:〈国民日报〉与〈益群报〉探析》,见新加坡《亚洲文化》第24期(20006月)。

7具体可参杨松年著述的《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BPL教育出版社,200033-55他发现了文学传播与推行的独特性以及与区域性特质的关联,原因等。

 8陈漱渝《林文庆一位难勾脸谱的历史人物——兼谈鲁迅跟厦门大学一些人的分歧》,《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期,页52

 9具体可参李元瑾的论述《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等。

 10可参李叔飞海峡华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伍连德与林文庆的比较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1相当著名的研究来自陈志明教授Tan Chee-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12严春宝著《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77

 13Lim Boon Keng,We are a peculiar peopleStraitsChinese Magazine, Vol. 6 , No. 24, June, 1898, p.167

 14严春宝著《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298

 15张亚群从西洋文化回归儒学文化——林文庆大学教育思想解析》,《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93

 16有关鲁迅和传统的关系可参李城希著《接受 偏离 回归——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和田刚著《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等。

 17王得后著《鲁迅与孔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页410

 18具体可参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19可参廖诗忠著《回归经典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和袁盛勇著《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0可参拙著《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中编。

 21陈梦韶《鲁迅在厦门的五次演讲》,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页96-97

 22具体可参拙文《论鲁迅对学院教授的弃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23卓治《有关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回忆》,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页45

 24增田涉著,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可参钟敬文著 译《寻找鲁迅·鲁迅印象》(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页289

 25《鲁迅全集》卷1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208

 26许广平《鲁迅离北京去厦门》,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页6

27 徐文海《南下的坎坷〉看顾颉刚和鲁迅的矛盾冲突,《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页25

 28具体可参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页109-116

 29有关大夏大学的发展以及学潮的详细描述,可参林坚编著《芙蓉湖畔忆“三林”:林文庆、林语堂、林惠祥的厦大岁月》(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上篇。 

 30严春宝著《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10

 31杨国桢《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页7

 32有关教授的收入情况可参陈明远著《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33 具体可参拙文《论鲁迅小说中的经济话语》,《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34有关说明和分析可参严春宝著《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页194-196。

 35《校庆三周年校长演说辞》,引自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一辑(1921-1937)(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36李珊《义和团时期西方特别的华人声音——林文庆中国内部之危机〉一书论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页72

 37洪丝丝《〈陈嘉庚兴学记〉序》,王增炳、余纲著《陈嘉庚兴学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

 38许广平《鲁迅离北京去厦门》,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页8

 39严春宝著《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页151。

 40有关论证可参拙文《中大到底开给鲁迅多少月薪》,《羊城晚报·羊城沧桑》2011312b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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