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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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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及其周邊  

2014-06-13 07:57:49|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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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及其周邊

 

魯迅(1881-1936)作為20 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文化史,甚至是世界文化史上繞不過去的偉人之一,自有其豐富性、深刻性、繁複性和爭議性。作為一個作家,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小的開創之功有目共睹,他對文體創新(如散文詩、雜文等)的敏意識更是令人驚歎不已。而有關其研究更是汗牛充棟、高手輩出,形成了迄今為止聲勢浩蕩的顯學─「魯學」。

毋庸諱言,有關魯迅研究由於諸多元素(尤其是意識形態等)的介入按照歷時性觀照,也大致經過了文學巨匠、被神化、回到人間、被褻瀆等四個階段,惟其如此,卻又可以反證出魯迅的魅力或魔力。大致而言,中國大陸對魯迅的研究和海外的魯迅研究各有千秋,隱隱然形成一種對話關係。日本學界自從竹魯迅以來至今,史料考據始終是其擅長的優良傳統,中國大陸則佔據了歷史現場的地利和人數優勢,海外其他區域,如香港、歐美等學界往往能結合新理論出新,也自有其傳統和專擅。

除此以外,世界各地的文壇上,尤其是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板塊,往往也會形成魯迅傳統及其賡續,如“南洋”華文文學中的魯迅傳統,甚至在1939年和人在獅城的郁達夫形成對話乃至爭論,而之後的雜文傳統更是綿延不絕,如英培安等;臺灣文壇上的陳映真等等,這些作家/文學界眾星拱月,也就反過來化了「祖師爺爺」——魯迅的地位,而他們的豐富變異也因此得探勘。

當然,更為關鍵的是回到和魯迅直接關聯的內部及其周邊,已經成為文學經典的魯迅代表作(尤其是《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編》)有關其文本精讀似乎已經化成了新的傳統,而有關他的是是非非、人物糾葛仍可繼續耙疏;恰恰是由於他自身興趣的多元、跨學科的豐富性,其小說史創制、早期文言論述、翻譯實踐、美術設計理念等等也成為了近乎取之不盡的資源寶藏。

本期特稿,有幸邀請到了北京清華大學汪暉教授。汪暉先生是最近20年来魯迅研究界的標杆之一,他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迄今已成業界論述的經典,其創新性、思辨性令人刮目。之後他漸漸變成了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和跨學科對話能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他以中國為中心的著述等身的話語形構和論述模式(如中國、現代、去政治化、區域政治等)在在引人注目。最近這些年來他重返魯研界,大作頻出、風采依然。《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採用文本細讀的方法,別出心裁讀出了常人容易忽略的罅隙——六個短路或暫停瞬間,回答了《阿Q正傳》研究史上的三大經典問題,即一、作品的敘述方式是否發生了斷裂?二、阿Q及其精神勝利法是國民性的代表,還是農民階級的思想特徵?三、阿Q真的會革命嗎?作為國民性典型的阿Q與作為革命党的阿Q在人格上是一個還是兩個?同時他還探勘文學敘述、歷史解釋的複雜互動,可謂別有深意。

同樣是文本細讀,和汪暉教授不同,朱崇科教授轉向了魯迅博大精深的《野草》,其<《野草?題辭》中的意義“播撒”>著力於細讀富含魯迅哲學的《野草》,既著眼於魯迅對自我的昭示與清理,又將其置於廣州場域中加以確認,同時也梳理了書寫中魯迅潛伏的曖昧和悖論存在。顯然,該文企圖在自我、現實、哲學之間找尋一種新的詮釋可能性,也為《野草》的新詮埋下了伏筆。

張芬的<從「無治主義」文學到蘇聯「左翼」小說的翻譯——兼談《故事新編》的創作>可謂是一篇跨越性(橫跨魯迅的翻譯和創作)的論述,恰恰是從魯迅翻譯的俄蘇文學(阿爾志跋綏夫的「無治主義」文學和後來的左翼文學)的前後比較中,論者讀出了它們在文學中對未完成的「新的人類」的描述上,有著濃烈的一致性。不僅如此,它還更進一步,指出了這種一致性如何幽微地關聯魯迅在192030年代這段分野明晰的神話、歷史題材小說集《故事新編》的寫作。雖然可能有爭議,但作為別致的一家之言,的確有值得關注之處。

張勇副教授的大作佔有豐富資料,他認真地將晚清的國民性話語流變(尤其是以梁啟超為中心)加以仔細梳理,並將魯迅安放其間,這樣一來,有關國民性的賡續與新質可以逐步浮現。該文犀利指出,魯迅留日初期受到了當時國民性問題討論的影響,也共用了晚清國民性話語的一些預設,但最終形成了以文藝去「改變國民精神」、主張「個性」和「精神」的頗為不同的思想。

崔峰博士的宏文<魯迅硬譯的文化探源>試圖提出新穎且全面的觀點,從四個層面(1. 佛經翻譯、理論著作與「硬譯」, 2. 知識份子、政治環境的操控與「硬譯」, 3. 文網與「硬譯」, 4. 語言的改造與「硬譯」)來探討魯迅「硬譯」的觀念與方法,視野宏闊、關注深遠,其中作者試圖提出最新穎且關鍵的是魯迅與中共黨組織的關係如何左右魯迅「硬譯」觀念與方法的形成,可謂新人耳目,而且論者對於翻譯理論學養精深,有新穎而廣闊的視野,可謂是對有關魯迅翻譯思想研究的一大推進。

程振興副教授的大作《假「私」濟「公」的回憶——論許廣平的魯迅紀念》同樣別具意義,它既可以當作是對魯迅的直接研究,但亦可視為是一種周邊反觀中心的視角與策略,經由許廣平的回憶,可以解/構一個相濡以沫十年的伴侶別具意識形態特色的複雜形象(再)確認——許廣平建國後,尤其是「文革」中的魯迅紀念,大「公」無「私」,甚至假「私」濟「公」,塑造了一個「被虛構的魯迅」。

 

朱崇科(廣東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教授)

张钊贻(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前副教授

此文为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第25期“鲁迅及其来者”专题主持人语,2014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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