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任平的（文学史）措置与填充
——以谢川成的《温任平作品研究》[1]为中心
朱崇科
（广东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广州510275）
内容提要：谢川成的《温任平作品研究》一出，相当成功的强化了天狼星诗社教父级人物——温任平的实际影响力，并将其外在声名与创作实践梳理充实对应。该书的论述特点有二：1全面——视角宏阔、资料齐全；2独到——人本/文本互证与修辞进路强化。同样若从更高要求看，谢或许也要借助宏阔的阶段性的文学史风格定位、传承与发展来重新措置温任平，这样温的高大上与可能弱点才更能彰显。同时，结合本土性、中-国-性等核心议题，比较其他著名的有关此议题的马华作家，兼具华语语系文学的比较视野，这样既可能凸显温任平的独特性，同时反过来又可能更加丰富有关议题。
作为马华文坛本土出产的集大成者，温任平（1944- ）先生不仅名声在外、影响深远（天狼星诗社教父级人物），而且亦具有与名声相符的丰厚产出：举凡诗歌、评论、散文皆有专擅，加上长期写专栏、亦帮助别人写序提携后进的不凡资历可谓闻名遐迩，如谢川成所言，“他有四枝璀璨的笔。第一枝写诗，第二枝写散文，第三枝写评论，第四枝写文化评论。他有本事越界，而且越界之后战果斐然。”（页268）
但同时吊诡的是，有关温任平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粗粗说来，原因大致如下：（一）研究资料相对不易获取，毕竟，有关出版物多在大马本地出版，流通不畅，这严重限制了作品及作者声誉的实际传播效果，亦给研究者带来不便【而反观温任平的弟弟温瑞安（1954- ）的通俗作品主要在海外发行，影响力更大】；（二）相关研究专业门槛较高，无论是对诗作还是对散文的诠释与剖析，要想得出独特而深刻的结论，乃至一家之言，必须经过良好的学术或批评训练，绝不可意气用事、大放厥词；（三）大马本土批评界的劣根性限制了本土文学批评的发展，如我十多年前（2003）的观察所言，“平心而论，马华本土批评的内耗与无谓纠缠拖慢了批评原本可能逐步推进的步伐，比如小圈子意识、文人相轻、帮派林立等不良习气往往牵涉了论者太多的精力从而客观上使原本粗疏的批评界更显荒芜（质量上而非数量上）。”[2]
谢川成的《温任平作品研究》一出，相当成功的强化了温任平的实际影响力，并将其外在声名与创作实践梳理充实对应，在某些层面上合二为一，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一、全面而独到：内外兼修
朱文斌教授在序言中指出，随着谢著的出版，“天狼星诗社的‘神话王国’必将解密，总社长温任平的文学创作特色和成就必将为世人所认知，这对于马华文坛乃至世界华文文坛都是一件幸事。”（序，页8）在我看来，支撑此书价值的主要优点有二：
（一）全面。作为较早（1980- ）研究温任平的学者/作家，谢川成在这本论著中集中展现出相当全面的学术观察与结构理路。
1视角宏阔。该书共分四辑，实际上也就是从四大层面展开了对温任平作品既立体而又多维度的聚焦与剖析。如辑一中对其诗作的研究，着力探勘其间的中-国-性问题：既有同母题宏观处理，又有关于其中屈原符指的微观拓展式连缀。辑二属散文版块论述，既有对温1970至21世纪的散文观的线性勾勒、梳理，又有对《暗香》代表作在细读基础上的主题新探。辑三则关注温的序文，既有整体评估，同时又结合具体个案探讨其谋略、风格与方法。辑四则从宏阔层面总结温任平的两大支柱性贡献：他对马华现代主义的独特付出以及他文学书写的“越界”特征。上述层面恍若四重聚光镜交叉聚焦温任平各种文体的作品，既结构井然，又叠床架屋，让人感受到论者的大气挥洒和当仁不让。
2资料齐全。某种意义上说，困扰一般评论者或学者的资料问题到了谢川成研究温任平的个体实践中往往不是什么大问题，相反，他利用自己的地缘、业缘和人缘优势反倒做得风生水起、挥洒自如。比如在研究温诗作中的屈原情意结时，他特别搜罗了温的有关文本，并以表格方式列出（页54）：不难看出，其间的资料时间跨度近30年（1972-2001），而有关出版物也是各地荟萃：既有台湾的《中外文学》，又有本地的大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但更有天狼星诗人节纪念专刊等可能相对小众乃至私密的“独门暗器”。
而在研究温的序文时，他努力实践穷形尽相：既找到收入专书中的系列，又大力搜罗散布的文本，“以上所列的二十一篇序文，其中十一篇已收录于作者的《文学观察》一书里，其余十篇则分散在报章杂志，尚未结集出版。”（页147）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同样令人感动的是，在评述有关温任平序文被拒事件时，他还在文末将有关此事件的直接论争文本目录存档，作为附录保留，方便后来人查找。这种处理方式既可以看出谢的细致认真，又可以彰显出其大度淡然。
（二）独到。谢川成这本论著的第二个优点是独到。相较而言，马华文学论述中常见的是面面俱到但略显平淡乃至平庸的论述，缺乏锐利深刻、独到客观的问题意识[3]，谢著则自有其特点：
1人本/文本互证。谢川成指出，“温任平近期的序文风格是文本与人本并重。换句话说，他不仅注重作品的内在研究，也不会忽视作品的外援关系。两者并重更能对作品有整体性的了解。”（页152）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评价也是谢的“夫子自道”，可以用于对谢自身的文学研究实践评价。前述表扬其由于独特的业缘、人缘、地缘优势可以掌握第一手丰富、翔实的资料（包括口述资料），不仅如此，作为温任平的得意门生，也是天狼星诗社继任的掌门人，谢川成在研究温任平时毫无疑问也有外人/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人本熟谙优势，无论是文本诠释，还是背景观照都可快速直接查证并确认（当然也有缺陷，以下述及）。
比如，在处理温任平被索序而又遭拒用的文化事件时，他就显示出处理此事的游刃有余：如对温的处理方式——以书信方式展开有理解之同情，“温任平收到端木虹的诗集稿后，久久不能动笔，因为实在不知道如何下笔。端氏年纪不比温氏轻，温任平当然不能以长辈的口气/语调替他写序。考虑良久，最后以书信方式来完成任务。”然后又提及，“虽然以书信方式来写序文，温任平还是保持其一贯作风，以诤友的身份向诗人提出逆耳之忠言。”（页158-159）显而易见这些都是知根知底的判断，对于温的举措和内心有着深切的理解。而在评析后续论争时，他不是简单的引述资料，而且也评判是非，但同时却又尽量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显示出论者的相对客观性，“这不大不小的论争是马华文学史上值得一书的事件，因为它反映了当时评论的风光，也反映了一些作者出书，请人写序的心态。这提供了良好的文学史资料。”（页164）而在结论中他才亮出底牌——表达出对温任平的整体肯定，尤其是对于马华文坛发展的积极意义。
2修辞进路。在对温任平进行文学史风格的处理的同时，谢川成并未忘记自己的理论优势——身居汉语语言学系的善于修辞，同时他又兼具诗人的气质。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对《暗香》的别致处理，恰恰是立足于对温任平语言策略的精细厘析，如四字组词及相关效果、比喻语句、文言词语、文化典故、对偶排比手法的使用等等，谢从而将《暗香》的主题从一般人认为的婚外情表面主题升华为关涉“中华文化”，反映了“海外精神浪人的情绪状况，他们那种在异地怀想民族文化的心情。”（页72）
除此以外，无论是剖析诗作，还是细读序文，谢川成都偏重其间的修辞，而经由此孔径，他不仅呈现出温任平长于修辞的特征，而且发挥了自己的专长，可谓相辅相成。
二、开拓而锐化：左右开弓
谢川成此著可谓上乘之作，尤其对于研究温任平的学者来说，是一个资料和观点都颇具参考意义的著述。但若从更高的要求来看，结合鄙人的研究领域，谢著似乎尚可精益求精，在此提出一些拙见希望可以开拓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也求教于学界同好。
（一）文学史意义上的温任平措置。朱文斌指出，“如果换一个方式来编排这部书，将第四辑‘综合评论’作为第一辑放在本书的开头，让读者开篇先大致了解温任平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主张，必将有利于读者深入理解后面几辑有关温氏的评论文章，窃以为这样阅读效果可能会更好。”（序，页12-13）他当然指出了从读者接受视野或习惯方面的技术提升可能性，但在我看来，温任平及其研究更特别需要更大的文学史安放空间和主体视野。
简单而言，如果从文学思潮/流派的宏阔发展脉络/阶段来看，现代主义（modernism）[4]恰恰是居于现实主义（real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之间（当然关系错综复杂、犬牙参差）的文学流派，而将之还原到马华文坛上来，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温任平的文学史措置问题。整体而言，温任平是可以划入现代主义者（modernist）之列的，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如何继承并突破马华现实主义书写？他和其他的马华现代主义者有何差异？他和后起的马华作家，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尝试者有何关联？换言之，只有从更宏阔的视野中重新去措置温任平，将之安放在具体而幽微的马来西亚文学历史现场，我们才能更清晰的发现其文学史意义，尤其是其独特性，这是谢川成在未来的全面/整体（totality）性论述上必须要强化的一点。
如前所述，深入了解温任平的“人本”对谢川成撰写此书不无裨益，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若更强调温的文学史意义，谢川成也需要指出并一一点评温任平的书写缺憾，毕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同时，温任平的某些缺憾很可能也具有标杆意义——作为马华诗坛“祭酒”的他理应具有更典型的解析性。目前的论述即使偶有批评只能算是蜻蜓点水或点到即止，须知：在大多数文学史上的作家都是“中间物”，展现出他们书写中的经验与教训同等重要，他们也必将为更优秀和有特色的作家或推翻、或继承、或超越。
（二）谁的本土/中国性？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性既是马华文学不可或缺的一翼，但同时往往又成为“去中-国-性”主义者砍杀的对象。同时，本土性原本也是马华文学发展独特性的另外一翼，但又成为极端论者努力抛弃的对象——他们往往偏执的认为强调或坚持本土性是马华向本土马来人输诚乃至投诚的标志。[5]
实际上，从文化层面考量，兼容并蓄、自成一家却是一条必经之路，借用鲁迅的话说，“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或许“本土中-国-性”（native Chineseness）的创制与探寻是作家和评论家可以关注与探勘的两全其美策略：既可以葆有中华特质，又可以兼具本土内涵。但实际上，无论是大马本土文化批评界，还是在台马华批评场域，他们对于本土性、中-国-性往往有着过于纠结或偏执的扬弃心理：比如在台人士的大马本土性相对减弱不能刻意强调本土性，台湾性增强却又不得不打杀中-国-性；大马人的本土性优势明显，但内在特质的丰厚度不够，往往又要借助中-国-性（却又惧怕政治中-国-性的收编），但同时又担心为官方本位的本土马来性所同化（这当然都是整体的观点小结，具体的个案当然千差万别）。
整体而言，谢川成有关温任平中-国-性的论述亦难彻底跳脱类似的窠臼，他认为温任平的认同处于“灰色的认同地带，本土无论如何都难有作为，他不愿放弃。他无意像李永平、林幸谦那样‘一条路走到黑’，完全放弃本土。温氏的内心波涛澎湃，那是自我辩证的过程，也是寻找认同的过程”（页62）.不必多说，谢川成还要强化他对温任平有关本土书写的认知和敏锐感受，但就本土-中-国-性的理解来看，他在只言片语中恰恰呈现出对李永平、林幸谦繁复中-国-性的简单粗暴。
在我看来，李永平差不多是马华文坛最复杂和精彩的个案——他既中-国又本土，既大马又台湾，但似乎又都不尽然，他经由华文文字建构了自己精神上的原乡——文化中-国，却对这种原乡有着深刻的深恶痛绝。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是他旅行的本土-性，我们可以《吉陵春秋》为例加以说明，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吉陵考古：四不像哲学；2．真的恶声：“恶托邦”本土；3．旅行的本土：离散与游移。[6]
而到了其长篇巨著《大河尽头》则又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可以看出他对大马本土有着高度的致敬、怀念与独特再现的另一方面，《大河尽头》作为李永平迄今为止最气势磅礴、结构井然、首尾呼应的长篇力作，呈现出李长于结构、精于布局、善于把握大叙事的独特优势。如果结合“殖民主义”词根展开思考，他既再现出大历史视野下的殖民主义乱象，又立足于个体，呈现出个体成长/自我教育,自我清洗之后的重生，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解殖民或去殖民。当然，在这部长篇中，一贯书写“旅行本土”的李永平更加重了台湾元素的砝码,而显示出其可能落地生根的倾向。[7]
当然，如果认真考察他对砂拉越、台湾这种“台砂并置”的观察与书写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他独特的“在地-离去-归来”的圆形本土叙事模式，甚至也可以发现其可能的问题，善于宏大巨制、史诗叙事既是他的优势，但同时又是他可能的软肋，因为无论是台湾还是砂拉越，其实历史与实际都过于复杂。在处理现实时，尤其是虽然打着“寓言”“仙境”的旗号书写台湾读者生活其间的现实时，往往不那么成功，这更多时候不是李永平的能力问题，而是现实太真切，又太复杂，他必须采取更复杂的对症下药式的书写策略。[8]
我们当然也可以继续探勘林幸谦，他表面上看是最中-国的，但实际上他也有本土的一面，他对中-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文化和现实既切割又叠合。林幸谦的原乡书写与追求往往刚烈、浓郁，他既有相对清晰的大马认同：书写自我、小家，同时又将其升华为大家、华族与大马的议题与身份认同探寻，同时，又由于他有相对特殊的留学经历和线路，又让他可以反思台港、批判大陆，既有精神原乡，又有现实历练。表面上看，林幸谦似乎是一个无地归返的过客，甚至是一个文化孤儿，或者是倾向中-国大-陆的神州迷思纠结者。在我看来，实际上，他更是一个通过解构来建构华人大同的个体实践者。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可将其对中-国大陆的浓烈精神原乡视为中国情结，更要辩证而清醒的看到他的宏阔视野与追求，以及偶尔的宏大叙事。[9]
某种意义上说，温任平、李永平、林幸谦代表了大马作家三种书写“本土/中-国-性”的类型，而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往往都是精彩的不可踵武者，值得读者和学者们仔细探勘。
结语：谢川成此著自有其精彩之处：他具有全面而立体的结构设置，独到而具体的论述进路，同时加上他与论述对象相当熟稔、资料占有上别具优势，因而呈现出相当厚实的风格。但同样若从更高要求看，谢或许也要借助宏阔的阶段性的文学史风格定位、传承与发展来重新措置温任平，这样温的高大上与可能弱点才更能彰显。同时，结合本土性、中-国-性等核心议题，比较其他著名的有关此议题的马华作家，兼具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比较视野[10]，这样既可能凸显温任平的独特性，同时反过来又可能更加丰富有关议题，这或许就是文学史视野的指引和论者的反哺功能“教学相长”了，我期待着这样高水平的新论述出现。
[1] 谢川成著《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4），共274页。下引只注页码。
[2] 具体可参拙著《“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页61-62。
[3] 整体而言，貌似最活泼然则最贫乏的往往是马华文学评论卷，真正的思想碰撞与创造往往如凤毛麟角，意气用事的口舌之争比比皆是，要么就是流于文献的简单堆积，甚至罔顾前人和国际理论前沿的优秀研究，这种状况也限制了马华文学的本土论述水准，缺乏对业界及其他的高度补偿价值。金进新近著述的《马华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亦难免此类缺陷。
[4] 简单分析可参Michael H. Levenson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 可以参考我对黄锦树教授此类论述的评价，拙文.《台湾体验与黄锦树“南洋”论述的吊诡》，《暨南学报》2014年第6期，页26-33。
[6] 具体可参拙文《旅行本土：游移的“恶”托邦——以李永平<吉陵春秋>为中心》，《华侨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或可参拙著《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229-248。
[7] 具体可参拙文.《（后）殖民/解殖民的原乡（朝圣）：<大河尽头>论》，《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页59-68。
[8] 具体可参拙文《台砂并置：原乡/异乡的技艺与迷思——以李永平、张贵兴的小说书写为中心》，广东《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9] 具体可参拙文《论林幸谦的中-国迷恋及其超越》，香港《文学评论》2014年10月号，总第34期，页39-45。
[10] 有关论述可参拙著《华语比较文学：问题意识及批评实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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