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的吊诡:重读《立论》
朱崇科
提要:作为“我梦见”系列书写中的一篇散文诗,《立论》中有其朴素外部难以遮蔽的复杂意义与诗性。其中呈现出一种“言志”的吊诡:包括言志的艰难性,鲁迅借此批判立论中载道对言志的欺压,表达出孤独、失语状态以及对立论权的争取,同时也批判国民劣根性;不容忽略的还有对立论的原则和方法——“真”的吊诡书写,比如其中“真”的杀伤力。而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文本中的人物设置又呈现出鲁迅式的思想追求。当然其中也包括言志的工具式吊诡。其中的哈哈论和“Hehe”都有其他可能的内涵和开拓空间。
关键词: 《立论》;言志;吊诡;鲁迅;国民性
写于1925年7月8日的《立论》属于鲁迅《野草》集中7篇以“我梦见”打头的系列中的一篇,但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和其他几篇的风格略显不同,《立论》的书写并未涉及死、地狱、动物寓言、鬼等常规生活难以亲密接触的相对奇特而诡异的题材,而是更贴近现实观照。而且,加上有关人士,如荆有麟等人的回忆指引似乎将诠释的视角指向了“哈哈论”及其具体指涉,从此视角看,对于《立论》的理解不乏窄缩之处。
简单浏览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种,讽刺“哈哈论”或折中说。如李何林就认为,鲁迅“批判了折中、骑墙的中庸之道,抨击了孔孟之道的虚伪的市侩人生哲学。”[1]相关联的是,亦有论者认为这是一首讽刺小诗,“讽刺的对象是中国人瞒和骗的人生哲学,也就是作者常说的‘怯弱、懒惰、巧滑’的国民性弱点;同时也抨击了造成这种弱点的社会黑暗势力和习惯势力。”[2]
第二种,爱情说。如胡尹强就认为,这是鲁迅与许广平在爱情相对稳定之后的意见分歧反映,“出现《立论》这样的梦,不仅表明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经过一段时间的热恋,已经进入稳定的情爱阶段,而且还表明,在情爱的稳定中,他俩开始对爱情的前途产生了不同看法,因此,开始讨论如何安排今后共同的爱情生活计划的时候,也出现了分歧。”[3]
第三种,综合考虑。随着研究的推进,亦有论者整合多家言论,比如有论者指出:若从鲁迅对外批判的视角解读《立论》,将“立论”限定在老师与学生之间时,文本显现的是对中庸主义的批判;将“立论”限定在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与中庸主义的大众之间时,文本显现的是大众对个人的压迫与损害。若从鲁迅自己内省的视角解读,把“立论”设定为鲁迅对自己的“立论”,文本显现的正是鲁迅对自己灵魂的解剖,对自己所认定的“黑暗与虚无”“实有”与否的反思。[4]
在我看来,《立论》中尚有一些值得深挖的点,比如其中梦的作用及其相当开放的结局的目的——《立论》是很罕见没有明确梦醒结局或回到现实的篇目。同时,其中的作文立论其实亦可指向真实抒发,无论是观点、情感,还是权利,因此,我更将之视为一种“言志”的吊诡,其中既凸显了其艰难性,同时又渗透了现代性语境中“真”的悖论性存在。
一、言志的艰难性
需要指出的是,《立论》的浅层指涉是有关小学生作文的立论方法问题,“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但不必讳言,这既是一个为文的技术之道,却又可能关联了道德、道义、权利和立场等面向,为此,《立论》可能变成了载道、言志与写作杂糅共存的立人、立德、立言的系统化理论与实践整合。实际上,鲁迅先生也确实在1933年11月10日创作的《作文秘诀》中表达了和《立论》类似的观点,“作文真就毫无秘诀么?却也并不。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无实据’。到这样,便‘庶几乎免于大过也矣’了。简而言之,实不过要做得‘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一)载道压倒言志。
这里的载道和言志是相对的区分,并非截然对立。此处的“道”主要是指道德伦理,而“志”主要是指真情实感与真实观点。回到《立论》中来,我们不难发现,老师在答复学生时,立论难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载道压倒了言志:面对孩子弥月,如果不想被群殴,所有的言辞必须指向祝福——哪怕这祝福是虚假预支或信口开河的赞扬,讲真话或者抒发相对负面的情感是不被允许的。
1孤独与立论权。文本中的“我”——小学生显然呈现出和老师所提供的选择项主体执行的差异,“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而另一面,争取立论权的道路是狭窄的:举办男婴弥月的主家却也有所期待,“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而他们却是请客的主人;同时,又有讲好话得到好处的个案罗列,“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当然也有人因为讲真话而被群殴。在这样的语境中,坚守自己观点和立场的“我”难免孤独而困惑。
如果要结合鲁迅先生的实际,其实其中包含了两个层面:1立论权。书写此文的时间恰恰是“五卅运动”开始后的第40天,批评家们蠢蠢欲动;同时,1925年初以来的“青年必读书”事件中,鲁迅备受攻击,甚至有民粹/国粹分子撰文说鲁迅“真该割去舌头”,鲁迅在1925年4月28日给许广平的信中亦有无奈,“割舌之罚,早在我的意中,然而倒不以为意。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颇觉得有点苦了,割去舌头,则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做报章文字,岂不舒服。所以你们应该趁我还未割去舌头之前听完《苦闷之象征》”。[5]幽默言辞中其实亦有对立论权可能惨遭剥夺的不满。2立论的方法。说虚假的赞扬违心,说真实的话要遭惩罚,剩下的选择项其实很少,似乎只有无意义的情绪模糊或者不表态,或者是貌似说了很多言辞,但全无观点,热情洋溢但滴水不漏。
换言之,如何保持立论的权利和自由,如何抒发真情实感呈现逆耳忠言,都是孤独奋战的鲁迅的关注点,如人所论,鲁迅作为多数同时代人不能理解的孤独的先行者,“他的孤独和愤怒形象充分体现在《立论》主人公面临的两难中,如果他既不想说谎也不想挨打,就只好放弃立论的权利。这是《立论》的主题,它深刻地反映了鲁迅思想情感的矛盾,只怕不仅仅是某些论者所说的讽刺骑墙或哈哈主义。”[6]
2失语的先觉?在《立论》的结尾,老师给“我”的解决答案是,“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he! he,he he he he!”相当奇怪的是,文本到此结束。一般情况下,在有关“我梦见”系列篇章里,由于涉及的主题往往是神鬼、死亡(所谓怪力乱神)等,鲁迅往往让作品回归现实,或者梦醒。而《立论》却不是,结局给人的感觉却是,一如一粒石子没入了大洋,杳无痕迹。
有论者认为,这是先觉者的失语症,“《立论》的表层意蕴是对中庸、无是非观念的批判,但这些观念同时又构成‘我’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基础和思想文化语境……面对着这样一种独特的现实关系,面对着‘老师’从现实原则(文化观念)出发所提出的‘立论’原则,‘我’无法驳难,无言以答,彻底地哑言——‘失语’了。”[7]这种论述有一定的道理和新意,但亦有简单化倾向。
回到文本中来,梦中的“我”是一个小学生,他尚是一个需要请教老师的学习者(虽然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的无语更多是困惑和彷徨(这也表征了鲁迅彷徨时期的意绪);而同样保持沉默和没有梦醒的却是作者鲁迅,他以相对开放和意犹未尽的结局企图表达什么?无语或失语,可能是一个层面,另一种可能是,他想让这样非常现实的罪恶和压抑的东西埋葬在梦里,而非梦醒后又回到现实。
(二)国民劣根性:瞒和骗为中心。
值得反思的是,为何立论的选择项变得窄缩而具有强迫性?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和国民劣根性的形成有关。
1历史累积。《立论》中弥月的角色是男婴。相较而言,在中国长期的父权制[8]社会中,男人不仅肩负着传宗接代的任务(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且同时又是各种制度和权力的立法者和执行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但不论怎样,这往往都是对特殊性别利益的保护策略。所以,作为男丁,他获得的期待、祝福和哪怕是虚伪的致贺也就多些。而有关他的批评,因为涉及到这样的孝敬、传宗接代等伦理文化,此时的真实批评甚至就变成了一种对文化、祖先和现实人们及其家族的不敬。
但同时更常见的是一种大团圆结局强迫意识下的瞒和骗惯性。如果说“活着”成为一个历尽磨难的民族和种族的高级追求,那么精神上的自我圆满和欺骗也势在必行。即使遇到了挫折和磨难,人们往往也生吞活剥、生硬忍受,而往往不进行深入的自我反省,甚至借助于互相善意的欺骗,而让精神胜利法变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和可能的精神反哺与麻痹,如人所论,“这篇短文用生活中一个极平常的故事,针贬时弊,既含蓄地揭露了旧中国真理受压、歪理横行的社会相,又辛辣地讽喻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蔓延滋生的虚伪乖巧的处世态度。”[9]
2现实因应。值得注意的是,在书写《立论》的同一天,鲁迅先生还写了《补白(三)》一文,而这篇论述文中鲁迅特别理性地辨析了学生们在“五卅运动”(或其他大事变)中的角色与位置,同时他也批评了“聪明的批评家”对青年学子的误判。实际上,鲁迅却给了青年们以相对宽宏和包容性的鼓励,“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10]
某种角度看,这种论述和《立论》似乎关系不大,但认真思考后不难看出,这和《立论》中对小学生立论苛责和狭隘的道德批判成为论述的一体两面,《补白(三)》是一种善意的鼓励、指引和包容,而《立论》中却颇有瞒和骗的劣根性绑架青少年的理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强迫功能,而在写完《立论》的两周后,7月22日,鲁迅又写了《论睁了眼看》,直指国民劣根性,火力集中且猛烈,“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 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不论是历史的惯性羁绊,还是现实的强迫和打压,都让“言志”成为一种不太容易操作,或者很难符合论者主体本意的实践,在此层面上,鲁迅先生显然是大力批判的,惟其艰难,也才必须考虑如何改进。但不管怎样,立论权和立论的方法都不可或缺。问题在于,说真话,或者“真”就容易了吗?
二、真的吊诡
某种意义上说,立论的方法可以理解为讲真话的艺术,但其中相当繁复,甚至是吊诡重重,如人所论,“‘说真话’决不是一种简单机械的表态,而必须通过智慧的方式。更具体到文学性写作——如散文诗而非杂文——当中,如何‘文学’地‘说真话’更是一个事关‘诗与真’的重大的艺术问题。”[11]《立论》中同样呈现出类似的吊诡。
(一)真的杀伤力。
毋庸讳言,讲真话也具有杀伤力,甚至后果严重,也就是文本中某人的经历,“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他讲了真话,显然大家难以接受,于是也给他很真实的具有杀伤力的群殴待遇。
1真相残酷。有论者指出,“依笔者愚见,《立论》存在着两个艺术性的失误: 一是构成作品内容的材料实质上不能反映作者企图表达的思想,即选材不当;二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真实。”[12]在我看来,论者的指责有两个缺陷:第一,他并未意识到《立论》中的梦幻封套,借此,鲁迅先生多了更大的闪跳腾挪的空间和策略,而论者却过分坐实了现实立场;第二,鲁迅让老师给“我”提供了真相残酷的选择项,并非老师不符合所谓的真实人物形象,不谙人情世故,而是他面对求教的学生需要亮出底牌,让小学生“我”(当然也包括读者)看到更多可能性,从而或者批判,或者接受,或者批判接受。
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真实/真相的残酷,尤其是某个人所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的结局也就是鲁迅先生自身的清醒认识,在1926 年11月11日所作的《写在<坟>后面》一文中,鲁迅曾明确地表示,“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难能可贵和相当独特的是,正是因为看到了绝望的真相和真实——自己的“中间物”本质,鲁迅先生才会“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更坚忍不拔、艰苦卓绝的反抗绝望,并且在命定和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带着镣铐舞蹈,舞出有意义、别致而又深刻、坚定的人生。相较而言,文本中的男婴父母,也就是封建伦理制度和文化的主持者其实更希望听到虚幻的美好,升官、发财乃至长寿祝福,这些都需要真正的事实来证明,其中不乏变数和或然性,但因为充满诱惑和利益却往往为人所期待,而死亡,无论时间长短先后却是一种必然性和确然性,而且中国人普遍害怕面对丑恶、疾病、地狱和死亡,更情愿避而不谈,这恰恰也反映出真相残酷和劣根性并存的社会存在。
类似的书写与感喟也呈现在小说《伤逝》中。多数读者会指责涓生道德上的懦弱、自私,并将子君的死归结于由此导致的爱情死亡,但“视涓生纯粹为其‘自私’寻找堂皇之借口的解读不仅倾向于根本否定启蒙,也可能忽略了涓生与启蒙之间亦真亦幻的复杂关联”。[13]从启蒙现代性的真实角度看,涓生有两点值得深入反省:1他坚守了自我(虽然自私);2他尊重真实(不爱就是不爱,虽然有点落井下石,没有成就携手赴死的神话)。某种意义上说,多数读者的道德投射反映出真实/真相的残酷性特征,在忠/孝,真/美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坚守有缺陷的真实立论可谓同样,乃至更需要勇气,因为多数人喜欢或情愿以美好自欺也欺人。
2进化论的作用力。相当耐人寻味的是,《立论》故事内部存在着一个可能是刻意的人物设置链条:成年的老师+少年小学生“我”+弥月男婴。故事的发展是:一个成年老师就男婴弥月事件教一个少年如何立论。有论者指出,“在这个特殊事件中,说谎者无可厚非,说真话者挨打活该,哈哈哈主义者则值得同情。既然作者写的是同社交有关的生活中的一件寻常事,我们也不妨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梦。”[14]上述论点的缺陷在于他过分借助当代社会社交礼仪的常识貌似深刻的指责鲁迅的书写和这件事情的对错,还故意反弹琵琶,貌似新颖、实则肤浅,且偏离了鲁迅先生思考的方向。
在我看来,这个人物链条中存有一种进化论视野下的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判定与文化习得——不同阶段的人如何处理他与世界的关系。从此视角来看,《立论》其实就是表达一种“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并如何得出结论的理论与实践演练。为此,男婴一方面是最弱的,他不谙世事、面对复杂的世界无能为力,但另一方面,按照鲁迅尚未“轰毁”(要到1927年)的进化论观点,他却又是最有希望的象征,因此他不仅最该受保护,也理所应当接受祝福。
小学生“我”恰恰是有自己的一定想法却不是掌握规则乃至制定规则的人,年轻的时候尚可以“百无禁忌”,但随着年龄和心智渐长,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甚至于失去了童年[15]而变得“成熟”。因此,他必须向成年教师请教,而成年教师却恰恰是熟谙世界秩序的历练者和过来人,为此,老师借鉴一个故事的发展和不同路向来给少年提供选择项和他自己的答案。作为作者的化身,“我”的感受和反应(从迷惑到无语)恰恰也吻合了进化论视野下的“中间物”特征,在这个世界发展的链条上,是一个过渡。借此,鲁迅同时也批判了成年老师身上的劣根性/恶习与无奈,却又呈现出这种劣根性对孩子/后代的污染,潜意识中呼应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式呼吁。
(二)言志的吊诡:哈哈或“Hehe”。
如前所述,如果我们把“立论”视为“我同这个世界谈谈”——如何面对并评判世界关系的描述时,所谓的“哈哈论”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态度,而且,吊诡的是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1“哈哈论”及其衍义。有关《立论》的主题诠释,当然有具体而微的评论和回忆式印证,据说:1924年暑假鲁迅应陕西督军刘振华邀去西安西北大学讲学,王小隐(当时《京报》记者,曾与鲁迅同赴西安),据鲁迅后来说,此人“一见人面,总是先拱手,然后便是哈哈哈。无论你讲的是好或坏,美或丑,是或非,王君是绝不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总是哈哈大笑混过去。鲁迅先生当时说:
‘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以哈哈论过生活的人。他的哈哈是赞成,又是否定。似不赞成,也似不否定。让同他讲话的人,如在无人之境。’
于是才写了那篇《立论》。”[16]
这或许是一个由头,从某一角度帮助我们理解《立论》,但当然也不能绝对坐实,毕竟,鲁迅的书写往往具有典型性,而尤其《野草》中又包含了鲁迅的“全部哲学”,因此我们不能只拘泥于“哈哈论”。但同时,更进一步,所谓的“哈哈论”中是否也包含了其他可能性?
相当耐人寻味的还有,我们如何解释老师提供的答案,只能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he! he,he he he he!”尤其是,这里的“Hehe”如何解释?有论者把文中的“Hehe”读为“黑黑”,“是无意识在意识尚未失去功能或开始恢复功能时的一种心理表象……对存在的理解,除了媚俗和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一面可寻。”[17]这当然是一种有趣的解读方式,但“Hehe”或许还有其它方式,仿若阿Q的命名,Q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模糊性(桂,贵,还是鬼?),“Hehe”也该是。
2“Hehe”及其悖论。有关“Hehe”的汉语拼写最少可以有两种。
第一种,可以是“嗬嗬”。嗬嗬而笑,表示一种对事物的不置可否态度,或者是无语之后的尴尬解嘲或填空。这一种相对简单。
第二种,则是“呵呵”。作为2013年度网络上评出的最伤人的回复词汇,杀伤力惊人,“看到它,有人黯然神伤,有人憋出内伤,有人直接掀桌……难怪,近日网友评出年度最伤人聊天词汇,没有之一”。[18]
而根据有关的归纳,“呵”的含义广泛,主要有【呵】“①呵,代表拘谨。②呵呵,代表装逼。③呵呵呵,代表应付。④,呵呵呵呵,代表随便。”[19]鲁迅先生大概未曾料到因他而起的现代语气词对应可以发展得如此令人眼花缭乱。
但相当可悲的是,“Hehe”作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词汇,表征的却是言志的无可奈何、没有态度或不敢直面真实的逃避性,在鲁迅的时代是大力挞伐的对象,到了当代却登峰造极,成为一种时尚,此种吊诡不免令人唏嘘。顺便一提的是,“Hehe”理论上也可写作“喝喝”、“赫赫”等,但含义上要么雷同,要么意义不合此处语境,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其他事项罗列,也因此不再深究。
结语:作为“我梦见”系列书写中的一篇散文诗,《立论》中有其朴素外部难以遮蔽的复杂意义与诗性。在我看来,其中呈现出一种“言志”的吊诡:包括言志的艰难性,鲁迅借此批判立论中载道对言志的欺压,表达出孤独、失语状态以及对立论权的争取,同时也批判国民劣根性;不容忽略的还有对立论原则和方法——“真”的吊诡书写,比如其中“真”的杀伤力。而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文本中的人物设置又呈现出鲁迅式的思想追求。当然其中也包括言志的工具式吊诡。其中的哈哈论和“Hehe”都有其他可能的内涵和开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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