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钟怡雯散文中的南洋书写及其限制
朱崇科
提要：钟怡雯的散文书写已经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这无论是在台湾文坛，还是大马文化界皆如此。其南洋书写颇具功力，她善于刻写自我、家族的人生体验，亦能够结合时空、地方感加以丰富，层次井然。另外，她善于经营情感结构，文字书写和想象力中有狐猫合体的风格，同时又因为她善于台马互看的对视策略，更让其散文兼具两方面的带入感而备受欢迎。但钟怡雯在南洋历史的挖掘深度、思想哲理的厚度上尚有欠缺，而其书写套路及文字修炼方面亦略显单薄，并未真正反映出朴素简单节制之后的美感和直抵人心的杀伤力，亦有提升空间。
关键词：钟怡雯；散文；南洋；节制
毋庸讳言，如果缕述在台马华文学发展史，钟怡雯（1969- ）的散文创作可谓独树一帜，即使放到当代马华文学史上，她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她既是缪斯的女儿，擅长创作散文，同时又是头脑冷静的学者——台湾元智大学教授。甚至在黄锦树的研究序列中，她被归到“美学化（浪漫化）”范畴中，罕见的兼具马来西亚、台湾经验。[1]
钟怡雯左手为文，右手学术，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创作方面，散文集有《河宴》（台北：三民书局，1995）[2]；《垂钓睡眠》（台北：九歌，1998）；《听说》（台北：九歌，2000）；《我和我豢养的宇宙》（台北：联合文学，2002）；《飘浮书房》（台北：九歌，2005）；《野半岛》（台北：联合文学，2007）；《阳光如此明媚》（台北：九歌，2008）；《麻雀树》（台北：九歌，2014）。同时她又论述等身，不必多说，这种文学/研究的相对融洽与兼擅又可以强化她的创作更新与吸引更多研究。
钟怡雯拿奖无数，如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新加坡金狮奖、梁实秋文学奖等等，可谓拿奖专业户，但同时她又相当勤奋——量/质双管齐下，所以其有关研究亦是丰厚茂盛。其中既有学术名家和前辈们的大力褒扬，如余光中、陈慧桦、焦桐、陈义芝等人的积极赐序和提携，又有多层次的学术研究，但就其南洋书写来说，其实还有探索空间。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钟怡雯如何再现南洋的层次和内容？怎样以独特策略呈现？又有怎样的书写局限，即使从南洋书写角度窥探？
一、如何原乡：南洋再现
尽管散文呈现的理论深度因文体风格或多或少会有所限制，但在原乡书写的宽度方面，钟怡雯却不遑多让，借助飘逸飞扬的文字，她给我们描摹出一个多姿多彩的南洋世界。简单而言，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加以梳理。
（一）家族叙事。毋庸讳言，家族书写既是身在台湾的钟怡雯纾解乡愁的有效凭借，又是她探寻个体谱系（genealogy）成长的家庭性格重构，同时更可能蕴含了有关华人种族身份认同的变迁。
1家族谱系。钟怡雯在散文中营构了看似眼花缭乱却又井然有序的家族谱系——祖父、奶奶、小祖母；外公一家；父亲、母亲、妹妹等，她对长辈的书写特别呈现出她的长于刻画其内在性格，屡有点睛之笔。
毫无疑问，她以《外公》作为题目直接表达她对外祖父的喜爱，他不仅仅是她身体从瘦弱转向健康的形塑者，让她接近自然，而且她也因此更加自由自在的成长。而在书写奶奶的时候，钟怡雯却采用了人/物合一的写法，《天井》表面上看是在书写产出独特而清冽的井水的天井，其实更借此彰显奶奶的贤淑、能干，如酿好酒、讲故事等，同样也涉及奶奶的逐渐老迈、独自滑倒以及被逼搬离老屋过程，其中又不乏怀旧意味；《灶》却是书写目盲的奶奶和灶的同命相连、劳作不辍，从年轻一直步入老迈。《人间》处理的主人公却是小祖母，爷爷的第二任太太，写她面对闲言碎语和现实坎坷时貌似柔弱，实则紧扎土地的强韧生存哲学。《岛屿纪事》里钟怡雯书写爸爸的勤奋和家庭温暖，《晨想》中却书写她和妹妹富于张力的姐妹情谊，从一开始的不习惯到逐步相亲相爱。
当然，钟怡雯对这个家庭也有自己的不满，她在《野半岛》中自叙自己成为逃家的人；《北纬五度》里面提到他们的家族遗传病——头疯，多个亲戚都有（页14），也会批评热爱自由的父亲的并存的懦弱；《我们的问题》提及和父亲共享的“神经质且不易沉睡”的毛病。而到了《阳光如此明媚》一书时，也有文章继续批评，如《今晨有雨》对祖父的一生的深情回顾，当然也批评他的大家长作风和“无理取闹”。其实，《垂钓睡眠》中也有剖析家庭的书写，在《渐渐死去的房间》中，钟怡雯书写年近百岁的曾祖母用安眠药了结了自己，因为晚年的她一直因病大小便失禁导致大宅气味污浊怪异、众人厌恶，连“我”都恐惧时，但其养女满姑婆却不离不弃。但整体而言，恨、批评其实往往也是爱和怀旧的另面证明，如徐国能论及《野半岛》时提到了，“乍读此书仿佛是对故乡的嗤诋，对命运的怨怼以及对自己能及早离开的嘉许，但其实全书的情感却是那种‘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天宽地阔”。[3]钟怡雯的相关散文都有如此的功能和态度。
2身份认同。作为散文研究者，学者钟怡雯认为，“马华散文对中国的书写，亦是一种文化认同，本来寻找认同和故乡，是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本然的部分。然而现实中国已赤化，只有透过象征符号与历史链接才能发挥其中国想象，于是创作者以文学的砖瓦所建构的中国蓝图，必得避开真实/现实，或至少把真实/现实涵盖到想象中，才能再造抽象/个人的中国”。[4]毋庸讳言，对家族谱系的梳理也暗含了对身份认同（identity）的考问。
《我的神州》一方面刻划身在大马却被称作“老唐山”的爷爷，他的神州就是“广东梅县”，而奶奶和建叔却反对这一点。爷爷反对轮回，也和孙子关系不好，因为第三代传人的出现意味着他落叶归根的可能性变小了。但孙子的感受的确不同，“我终于明白，金宝小镇，就是我的神州。爷爷在世时，他的神州，是家人的梦魇。”（页61）而这一切都指向了不同的“神州”定位。无独有偶，在自己的论述中，钟怡雯对马来西亚散文的中国图像曾作出这样的批评，“这些第二、第三代的华人，在生活习惯上已深深本土化，其实已具备多重认同的身分，他们所认同的中国，纯粹是以文化中国的形式而存在”。[5]
而实际上，在其第二本散文集《垂钓睡眠》里，钟怡雯其实已经强化这种本土认同，《可能的地图》中年迈的祖父派遣他的长孙找寻他过去的记忆，祖父嗜吃咸茶，在长孙看来，“咸茶的制作，是一种对故乡的追悼仪式。费时费事的做工，是对原乡的无法割舍。”（页185）但结果，几经努力和打探，存活者都不能确认祖父的历史痕迹，这个故事中其实也存在着一种身份确认的吊诡，祖父的追寻大马时空里自己过去的记忆实际上已经不能确认，在孙子看来，那是一种可能不存在的历史，但吊诡的是，这其实本身就是来自中国的华人逐步被本土化的必经阶段——从中国人变身为大马华人，无论是情感还是政治身份，惟其如此，后面的长孙才可能自然而清晰地认同马来西亚。
当然，在书写大马认同时，旅居台湾的钟怡雯也不时呈现出其身份构成的多元性，甚至游移性——旧有的故乡情结可能会变淡，而新出的原乡元素也在介入，甚至由于自己年纪的增长，也呈现出更复杂的认同感，写于2013年11月的《从榴梿到臭豆》中，经由食物口味的变迁，她也隐喻了自己认同的渐变，“其实也没什么奇怪。既然有榴梿和臭豆腐……再来个两者之间的臭豆，平常得很。这就是我现在的位置。”（《麻雀树》，页78）
（二）自我/成长。对家族谱系的梳理必然指向自我和成长。尽管很少涉及自己的私隐感情，钟怡雯还是有所涉及。《乱葬的记忆》写一段别致而清新的感情萌芽，喜欢她的男生并不直接表白，却骑脚踏车带她去乱葬岗看长眠于彼的妹妹，最后因为其父亲辞世而不得不分开；《垂钓睡眠》一书依旧延续此话题，《惊情》其实书写少女的她收到情书时的复杂感受：收到第一封匿名情书时的激动和微妙感受，尤其是打算把它放到什么课本里的幽微心理，读来妙趣横生；收第二封有名有姓情书的对照性失落，因为那个男生是个长相略显痴呆和猥琐的书呆子（页95-96），两篇散文钟怡雯都写出了少女的萌动、早熟、情感缠绕。
除此以外，钟怡雯还写到自己童年时的记忆，比如《来时路》提及童年的愉快成长：周边的自然环境宜人，大自然是“无字书简”，“上学和空气与水同样重要。当然也期待放假，然而总不如长大之后迫切。那时考试和分数尚不狰狞。上学和快乐有一大片交集区域，甚而是两个重叠的圆。”（《河宴》，页104）当然，也会有记忆美好但现实残酷或已经扭曲变形的对照，《童年花园》一开始多数是无比美好的热带花园再现，动植物皆融洽和谐。收入《阳光如此明媚》的《位置》一文可谓别出新意，书写自己的喜爱爬树的经历，从小一直到高中毕业，但爬树其实也有一种隐喻的含义在：树，既是少年时作者的难得的自由保存空间，又是年长后家庭树（family tree）的隐喻，她其实无法离开家族之树。辛金顺曾如此评钟怡雯的童年书写，涵具了“乐园→失乐园→乐园重建的模式。当童年步向成长，即表征着乐园的失落。故只有通往回忆才能去重构那一片乐园，可是以回忆重建的乐园与过去真实的童年，实际上已有本质的差异，且无法再现，所以也就变得更加温馨和美好。”[6]
同样不容忽略的还有自己的生病及疗治主题。《灵媒》却是对有关骗人巫婆的嘲讽，但又不得不碍于信奉的母亲的颜面无奈借重，当然最终还是遵循己愿，拒绝乃至舍弃其法力。《破茧》则更是由生病所引发出的方方面面的对生命本质的概叹和追问。同样，围绕自己的生活、学业，她还写到了自己的老师，在《我没有喊过她老师》一文里，作者显然推崇独特的教育方法——平等对话、回归自然、因材施教，年长的“她”对“我”平等一如友人，偶尔提出建议，而“我”推己及人或物，“我”对偷食果叶的羊也如此，这样师生之间的情分是如此自然而温馨。
（三）环境/他者。毋庸讳言，钟怡雯更致力于对大马环境【尤其是跟她有关】的再现，这其中包括大马特色的自然环境、热带风物，同时又有独特的人文环境，如多元种族并存等等，同时亦有对她居住过的金宝、怡保等展开的地方性书写。
1人的环境。钟怡雯指出，“散文一直是跟读者距离最近，也最贴近生活的文类，惟其如此，生活经验成为散文的先决条件，丰富的生活是散文的沃土……”。[7]她善于刻画周边环境和人事，如《村长》中就书写村长这个热爱良田、喜欢收藏各种动物标本而又失眠的奇特而有趣的村中人物；《凤凰花的故事》则从人道主义观点书写妇女的苦难和隐隐约约的某种命定性，如难产死亡等。不容忽略的是，钟怡雯也有对华人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再现，比如《茶楼》中书写老人们人情浓郁的公共空间，美食和人声鼎沸的交际满足了华人喜爱热闹的自得感，但其实同时也间接显示了现代化对传统的蚕食与侵略。更耐人寻味的是钟怡雯对叶亚来历史的重写，《叶亚来》中她去除过多的神话性光圈而更注意被人遮蔽和压抑的颇具人性意味的个体史、偶然性因素和边缘介入，书写叶如何从底层慢慢成长为甲必丹（Captain）的转变，比如因为赌输了无法回唐山才要留下来，此种操作有点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知识考古学》中所探讨的总体历史展开的空间是弥散的空间的意味，当然钟怡雯的操作显得相对感性和表面化。而福柯认为，知识考古学作为关于话语的话语，力图“展开一种永远不能被归结到差别的唯一系统中去的扩散，一种与参照系的绝对轴心无关的分散；要进行一种不给任何中心留下特权的离心术”。[8]
自然，上述这些对象都还是华人同胞，值得关注的是钟怡雯对多元种族的叙写。比如印度人。在《虱》中，钟怡雯写了不同的印度人形象，比如住在铁轨旁边的捉头虱的印度裔母女；她也写到喜欢喝椰花酒的印度男人醉了以后打老婆的家庭暴力，当然作者也由衷感慨同时“他们是善于利用美感征服贫乏的民族”；同样作者也提及有身份的来自北方的高级印度人，无论如何，人事都已成为纷扰的回忆，剩下的大约还是衣着和风俗的鲜明特征。而在《漂浮书房》中，钟怡雯继续描写印度题材，《老师的跳蚤》写18岁的印度裔英语家教老师巫玛，但因为对印度人长头虱的刻板印象和讨厌她身上的印度味，终于找借口换掉了她，结果继任的是更令人失望的40多岁的印度先生。《湿婆神之乡》书写怡保的印度人及其文化，虽然更多是惊鸿一瞥，但也令人印象鲜明。
当然值得关注的还有对马来半岛原住民的书写，《蟒林·文明的爬行》一文中，书写和耶昆族同胞阿曼在部落交往的经历，先是在巴东火车站偶遇吃蟒蛇肉，然后进入部落感受不同的原始文化体验：惊险、热烈和激情四射，如大雨、吃蜥蜴肉、打赤脚等等，但文明人往往无法融入。
2地方/空间。毋庸讳言，对南洋的再现也必须落实到具体空间和地方上来，其中最终要的就是怡保。在《漂浮书房》中，钟怡雯不乏对怡保展开集中刻划。《不老城》是一种整体性描述，撒播的也有对这座城市的热爱；《糖水凉茶铺》书写热带地区很重要的凉茶、糖水售卖，既是必需，又是习惯和情感注入；《饱死》则刻划怡保美食。而在《狗日子》里，书写怡保怡人的生活节奏和趣味性，结尾甚至说，“我考虑在怡保养老。”不必多说，这些对地方物质性的描绘也凝结了公共记忆和身份确认，如人所论，“地方的物质性，意味了记忆并非听任心理过程反复无常，而是铭记于地景中，成为公共记忆。”[9]
除此以外，作者也着意建构南洋的空间宽度——扩大至东南亚更多国家和地区。《长衫流动》书写越南的胡志明市，“她阴柔、妖媚、耽溺，散发出全然的阴性气质。郁热慵懒的城，混乱多尘，回顾起来那滋味却似酥软的糖，甜腻粘牙，缠绵得很。”（页31）《淤塞的河口》却是在批评吉隆坡；《黑洞的幽光》呈现出对新加坡的复杂情感和状摹；《废人之谷》则书写自己在曼谷的经验，体验泰式按摩疏松筋骨，同时却也有抱小老虎的奇特经历（页43）；《文具书局》则一瞥大马居銮的书店。毋庸讳言，上述书写或限于篇幅多为一闪而过、浮光掠影式的再现，但对东南亚文化地理空间有整体的感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听说》一书中的《热岛屿》一文，她书写的是自己在泰国的乌龟岛经历，其中自然不乏异域色彩，如民居屋主曼格莱养了一只会上树采摘椰子的猴子，而主人也把猴子当成是同类。而更发人反省的是钟怡雯对当地人在石灰岩洞穴内非常危险的采摘燕窝描述，矛头指向了华人的饕餮劣根性。
钟怡雯曾经在论述华人作家们的返乡旅游散文时指出，“从对童年记忆的追寻，对土地的情感以及对亲朋好友的追忆怀念，其实不只是个人的回忆，那更是如同阿伯瓦克所说的集体记忆，是那个流离的时代，理想游子所共同拥有的乡愁”[10]，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她的夫子自道，她也通过上述甚至更多议题呈现出她心目中的南洋图像。
二、书写策略：怎样南洋及其限制
整体而言，钟怡雯书写南洋的散文自有其独特性和高度，再加上她书写台湾甚至是超越地域、书写个体共通经历的丰富篇章，如《垂钓睡眠》关于失眠书写的别出心裁、《芝麻开门》中对丢失钥匙的平凡琐事中反弹琵琶、新意迭出，毫无疑问，钟怡雯已颇具散文大家风范。但如果就其南洋书写来看，其实她也有其缺陷，或可以提升的空间。
（一）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11]有论者指出，“钟怡雯不断藉由书写重整、建构自我的生命形象，透露出的则是一种由实际地理空间的出走逐渐走向精神层面的回归，而这之中所承载的是亲情的羁绊、对故乡的感知以及对来时路与自我生命的安顿。”[12]在我看来，钟怡雯毋宁更看重她的情感结构建制。
从书写的功能上看，钟怡雯书写南洋的首要功能，该是自我抚慰，坐镇台北很少返马时的煮字疗饥，所以，以此回望时，近乎一景一事一物一人总关情。比如《人间》中的主角是小祖母，偶尔提及祖父，不吝写他关爱作者自己。在她的作品里，偶尔加注议论时，有时会点评自己这种细密轻微的小乡愁。
而从更宏观的人文角度看，在书写殖民地旧迹时，她亦呈现出一种暧昧的怀旧，《双层的晚年》中的老管理员对英国殖民者有种难以言说的忠诚。当然这种怀疑有时会直接面对，当不堪历史日益出土重见天日后，作者更倾向于对亲情的寄托和某种显而易见的比照，“老实说，若非小妹在伦敦，我非常不愿意让这个殖民过马来西亚的帝国再赚进我的一分一毫。自从读了马共头子陈平《我方的历史》，以及这几年大量浮出地表的马共资料，对这些榨血鬼佬我可是恨得咬牙切齿，连带抗拒这个国家。殖民的那些年英国佬也搜刮够了吧，我还需要巴巴的去光荣他们的旅游业吗？”[13]
同时需要提醒的是，钟怡雯散文的情感结构塑造还有一种动态的浪漫情怀，可以理解的常见层面是她的时空位移。从金宝到离岛，从居銮到怡保，类似的从热带雨林、胶园到岛屿，再到都市小镇，这样的位移也充实并开阔了其情感结构的空间。同样，另一面的浪漫主义动态书写却在于同一事件/时空的精神游走，比如《凝视》中书写祖父母的遗照，“我”凝视它们时，不乏思绪的流动，他们眼神严峻，有责怪的意味；而且从空间来看，“这间近百坪的老屋，我认定它一定住着先人的魂。”（页109）厨房、两老的睡房、天井及其内部的澡房，都可能隐藏不少“我捏造的鬼神”。空间的转换中其实也暗含了精神想象的双重移动/检视，如人所论，“就像钟怡雯强调马华文学的浪漫精神，属于她的浪漫是在不断逾越与出走中，有种回不去的焦虑与挣扎，所以总在奔逃，进行中，动态的描写特别出色，时而喃喃自语，大多是自问自答，独特的钟氏出品，像马克白的独白，像是忏悔，其实是上下求索的天问”。[14]
（二）猫狐合体。余光中指出，钟怡雯的作品有“狸奴情结”，赞扬她嗅觉灵敏、文风似猫爪软中带硬、独白呢喃，亦有“腹语”味道，能够写实，乐于探虚，对沧桑魂梦纠缠（《听说》，页15-17）。毋庸讳言，论者的观察相当犀利，还有结合代表性文本加以说明，一目了然。
1以虚构切入整合。实际上钟怡雯对散文的某些局限性相当清楚，在散文书写的策?上，“以文体观之，相较于诗的‘压缩语言’、小说的‘虚拟语言’，散文是唯一被允许能直接表达意?、能直接诉诸情感的‘真实语言’，这种‘相对真实性’使得以散文处?像政治或性别等具有禁忌性、私密性的议题时缺乏隐晦的空间，也容?影响议题被讨论的焦点。”[15]可以理解，涉及到私隐和某些不便袒露的内容自然可以虚虚实实，甚至可以幻化，拓展想像空间并借此阻止某些偷窥者。
有些时候，在尊重文学真实的基础上，以虚构切入散文，加以合理整合，可能会收到良好效果；当然，过分虚假或有意制造浮夸也会收到反效果。《我的神州》一文中，作者写道，“我的诞生之地，就在老九重葛斜对面的板屋。异于父亲，爷爷对我的出世，始终没有愉悦之辞。儿子出世，标志他归乡的希望之火有人传递。孙子问世，无疑宣判他已扎根异乡，老人家的神州，果真成了不可企及的梦。我于是成了出气筒。”（《河宴》，页62）把现实中的孙女身份虚构成孙子身份才可更具男权社会思维框架中身份认同代际的转换差异凸显，此类手法强化了主题呈现的效果。
2狐媚的表述。读过钟怡雯散文的人，莫不感叹其才气。其中相当醒目的一点就是其文字营构中的狐媚一面：富有想象力、聪慧敏锐。早期的书写更是既有小女生的妩媚婉约，又具有才女的清秀与冲劲。书写风景时也有类似的拟人、诗意和机趣，如《路灯老了》中对路灯下事物的细描（页143），甚至在少女情怀中偶尔也有文字暴力宣泄，如《惊情》。
除了精彩而独特的文字，还需要关注的是她的非常活跃而出人意料的思维。如《门》一文中的反思，在他处正常的门到了热带雨林故乡却是一种尴尬而怪异的存在，大家纷纷敲门来看，但却只是好奇；但钟怡雯继续开拓思维，写到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封闭和挨打，门是自以为保险的隔离。当然，个体的心门也可以关闭，但她最终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
（三）台马互看。一般意义上说，一个功成名就的人难免衣锦还乡的惯性，而作家钟怡雯却是通过她的文字原乡。简而言之，早期，尤其是以《河宴》为中心时候的南洋书写，立足台湾的钟怡雯还是小女生，以故乡为书写对象至少具有双重功能：一、纾解乡愁，二作为获奖和创作的擅长题材，给广大读者，尤其是台湾读者一个清新奇特的异域感受，但她的眼睛也难免带上了台湾眼光。而到了《我和我豢养的宇宙》书写台湾生活时，其实也打上了大马潜在读者的观照色彩，经由钟怡雯，新马读者也可以打量台湾，尤其是和钟密切关联的台湾。
《漂浮书房》中有关马来西亚和更大南洋的短文书写其实更凸显一种身份素描，也是一种强化的表征。而《野半岛》中钟怡雯更认真集中清理自己双乡追认中原乡的方方面面，她自认，“时间和空间拉开距离。因为离开，才得以看清自身的位置，在另一个岛，凝视我的半岛，凝视家人在我生命的位置。”（《野半岛》，页14）无独有偶，陈大为将《野半岛》一书归入“自传体散文”的范畴[16]。在《阳光如此明媚》一文中，钟怡雯同样把阳光情感化、象征化，也不乏对看或对照的操作，而这里的冬天是指台北的冬天，而南方则是指赤道的南洋。
但无论如何，钟怡雯是善用双乡资源的人，她书写台湾时亦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立场。在双乡天平的摆动中，台北的分量日益被强调和侧重。早期作品《山野的呼唤》中曾经批判台北的过快转换，而自我抚慰的往往是故乡、小表妹、爷爷奶奶等等。发表于1997年的《回荡，在两个维度之间》书写台北、吉隆坡，不喜欢它们的堵车，却又有各自的喜欢之处。慢慢的，故乡似乎变得有距离感：比如《候鸟》书写对记忆中原乡的珍视，对故乡的新变有些不适应，甚至会迷路，也感慨自己的身份变迁；从自己对家乡混杂语言的操控角度来看，《流失的词》中，早期返乡时发现自己的家乡话近乎原汁原味，越到后来便越失守了；《以前的胃》中书写自己的偏执个性、易走极端，尤其是在食品的品味上，原本很喜欢榴槤，2006年的一次返马，“举家欢乐大啖榴槤，我被榴槤味熏得夺门而出，闭气冲到院子时几乎昏厥。”（《阳光如此明媚》，页132）在父母嘲笑的“唐山婆”词汇中，其实也可以看到作者的台湾化，至少是在台湾、原乡之间的尴尬摆荡。
有些时候，作者甚至叹息自己失去了家园。而在现实的认同中，钟怡雯日渐趋向于台湾，因为故乡马来西亚的母亲已经去世，亲人们散居各地，这个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台湾已经变成了“家”，虽然她一直手持大马护照，如其所言，“这些年来，我在行旅中慢慢确认，也愿意承认，自己的家在一个岛上，而不是半岛。想回去的地方是中坜，不是马来西亚。这里才是白手起的家。”（《麻雀树》，页11）
（四）散的局限：平面南洋。钟怡雯书写南洋自有其成绩：相当绵密的家族亲情刻划、文字的灵动与童趣化；主题上涉及相对开阔，这都能够展现出其迷人的魅力，但钟的南洋书写有其整体性缺陷，就是思想的枯瘦、节制美的薄弱。
1思想的枯瘦。明显的缺陷之一，就是她对南洋大历史的平面化乃至忽略。不必多说，南洋的历史、传说、神话、土著文化、风俗有其博大深邃之处，钟怡雯并未呈现出其应有杀伤力，而更多是情感化的一面，学者林强对钟怡雯的散文作出了如此评价：“或许，钟怡雯只着重于情感的开掘，而对想象空间所应有的思想深度有所忽视？”[17]
相应地，钟怡雯的散文还缺乏有深度的论述。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散文书写部分克服了小女人散文的弊端，即使书写琐碎的题材往往也相对精致和独到，甚至有一丝霸气，但她的散文从气度上看更多算是中性的，其论述的哲理性层面有所欠缺，张春荣点出了钟散文想象力书写中哲理性不足的缺点，“至于如何溶盐于水，将议论自然融入抒情叙述中，当是作者另一挑战的新高。”[18]易言之，散文书写的论述化深度，南洋题材的立体化、多元化挖掘都该是钟未来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她如今的书写更多都是环绕自己和家族的生活、悲欢，格局上略嫌狭隘了些。
2节制之美。才华横溢的人往往恃才傲物，苦心经营文字使其精巧的人往往可能轻视朴素之美，而情感的过度介入却往往可能忽略了节制的感染力，从此视角看，钟怡雯的散文强调和发挥了繁华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可以双轨并行、如虎添翼的可能性。
钟怡雯早期的散文文字往往颇有机巧、浓郁，但毋庸多言，这样的风格一久，也有其重复性，林青在《所罗门的指环》一文中就谈到，“钟怡雯的散文创作确实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是读多了她的散文，便会产生一种不满足的感觉，纤细秀美有余甚至不无偶有套路相近之嫌”。[19]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钟怡雯的文风也在变化，如《阳光如此明媚》就更显平静和淡定，但还是不得不指出的是，从整体来看，她有时会忽略了朴素之美。她批评朱自清（似乎承接余光中的惯性）的《匆匆》，“他乐意陷溺在一种小孩式自问自答的天真想象里，读者可没必要陪他玩这种无聊游戏吧！这种抒情和究理实在有点惨不忍睹”，并批评《背影》“早已成为朱自清的注册商标。”[20]学术探讨固然可以仁智互见，但对朱自清的名作《背影》，她的理解似乎略显粗糙和粗暴，表面上看起来，此篇文字相对粗砺，情感似乎并不特别浓烈，但其中的淡淡哀愁、中年男人命途的多舛对比和父亲的努力图像形成一种复杂张力，直抵人心。同样，五四时期稍后的1920-1930年代的散文大家——周氏兄弟则各有千秋，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都是经典，尤其是和钟怡雯风格迥异的周作人（1885-1967），文字亦相对枯瘦精干、波澜不惊，却另有一种不容忽略的美感和不可踵武的独特性，值得仔细品味。[21]而这种风格恰恰是钟怡雯所不具备而又轻视的另一种丰硕散文传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