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以前看不同的人谈论《野草》的文章，会有趣味反差的感觉。大家彼此在不同的语境里飞来飞去，好似与鲁迅忽远忽近，路径迥异。鲁迅研究最困难的地方，是词语解析的障碍密布，犹如迷津隐显，不知所之。集中在具体篇章，可确切描绘者不多。几代研究者纠缠其间，歧义渐生，彼此相左。于是有了五光十色的存在。研究者乐此不疲，且妙意连连，也证明了鲁迅文本非同寻常的意味。
《野草》最初出现，批评家一时失语，说了许多鲁迅并非认同的话。这大概与与作者的心境不同、知识趣味迥异有关。鲁迅写这本书，恰是自己最为困顿的时候，内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较斗。词语、篇章、意韵，都超出常规，给我们一种异样的刺激。那些潜在于心底的情绪、哲思都被灰色的意识召唤出来。出离了世俗的语言，以别样的逻辑进入未知的世界，其思维最为怪异的部分都聚焦于此了。
高长虹、阿英、聂绀弩这些作家解读《野草》都是才子式的。后来胡风、卫俊秀、李何林、孙玉石研究《野草》，进入条理中，学理的严明出来，变成一门学问。近来张洁宇、汪卫东于此用力甚勤，关于《野草》的阐释，已经颇有些气象在了。在鲁迅研究领域，带有挑战性的文字，《野草》大概属于此类。人们不断在其间驻足、思考，也考验着研究者的智力。
我看到朱崇科这本书，觉出作者知难而进的雄心，他在丰富的研究资料中，试图走出自己的路径，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野草》的维度远远超出常人的视界，给与一个常态的命名是大难之事。但学术研究又不能不在此基础上为之，说起来是不小的考验。这本书是文本的释义，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言及词语内外的隐含，所用资料较丰，对比里的选择与选择中的对比都有，于是形成了作者自己的一家之言。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次颇有难度的精神跋涉。
《野草》在章法上，有我们看不见的存在。打捞那背后的东西，就显得颇为重要。这里有时代的话语语境的流动，也有知识结构的映现。所以认识这作品，局限在文本里总有些问题。朱崇科在篇章里出出进进，也大胆判断，在非逻辑化里讨论鲁迅的词语隐含，不得不抵抗自己的思维习惯。比如引入另类思路讨论秋夜的秋的意象，比如在《墓碣文》里对自我批评的视角的使用，比如《立论》里对真的存在的吊诡的折射。这都是作者自己的体味，所论亦多心曲的流露，虽然一些话题点到为止，没有展开，但认真与坦率，给人的印象是深的。
鲁迅一生的写作，章法总有变化，以一般的尺子衡量，到底还是存在问题。他在小说里写命运的片段，杂文中是世态的片段 ，而《野草》则是心绪的片段。有的指向他者，有的是内指，所谓抉心自食即是。他写这些片段，绝不用旧文人的调子，词章是从佛理与庄子以及尼采那里泡过的。这些表达的背后，有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但它们隐含在深处，是我们破解时不能不注意的存在。比如庄子对鲁迅的影响，是一看即知的。《野草》的迷人，和《庄子》一样恍兮惚兮。因为不在传统的逻辑里，故词语的表达在无意义里彰显意义。木山英雄读解《野草》，以德国哲学进入母题，故多见哲思。孙玉石的研究，考据的成分很多，乃重要的文本。这和严复援儒入庄，章太炎以佛读庄颇为接近。其实我们窥见《野草》，在辞章上也有庄子痕迹的。章太炎《齐物论释》是鲁迅熟悉的文本，那里对词语的领悟，在佛教词语和先秦词语中翻转出特别的情思。“唯真如名最为精审，庄生尤言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然言说之极，唯是为表，以此知能诠之究竟名，与所诠之究竟义，不能相称，用此三端，证其不类。世人不了斯旨，非独暗于眇义，亦乃拙于恒言，观夫转译殊言，唯觉彼此相同，转成诬缪，其过多矣”。章太炎的意思是，天才的文本，以常理解之，终显局促，似乎不能得其真意。今天我们看鲁迅的文章，也遇到这类问题，对无解的问题进行确切性的描述，需有另类的知识与哲学的准备。每一个研究者进入类似的话题时，都要经历大小不一的考验。
朱崇科在书中一再强调鲁迅文本的“繁复意味”。从现实层面进入空寂的精神层面，又从空虚里折射现实。在面对自我的时候，能以昭示的方式，清理和治疗自己。许多表达都是非逻辑的逻辑，非空虚的空虚。在“作证”与“速朽”间，旧我可能获得涅槃。作者在梳理鲁迅审美机制的时候，使用了“延宕或变异的感觉时间”，“自解的吊诡”，“辨体的暧昧”，“失语的先觉”等概念，且以此进入鲁迅的世界。这样多重语境的回环往复，在变化的视角里讨论问题，总还是颇有价值的。因为，鲁迅的流动的、变化的审美词语，以静止的概念涵盖，总有些问题。避开陈旧的表述，在陌生化的凝视里，或许能够进入其世界的隐秘之所。
分布在《野草》间的，多是黑色的感觉。这和以往文人喜欢用白色表达空灵的意象绝然相反。木心与童明讨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时，说中-国的思想家“知黑守白”，不像西方哲人那样在黑色的意象中久久停留。这一点上，鲁迅更像德国的尼采、叔本华，精神缠绕着黑色的火焰。他晚年对木刻的喜爱，在珂勒恵支、比亚兹莱间留恋，都延续了《野草》时期的感受。这在根本点上，又偏离了庄子，和佛学的精神重合，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感受也是有的。在这个层面来理解鲁迅，我们才会感到，他的抵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抵抗，他的自审也非传统意义上的自审。旧的词语在他那里已经获得了新意。而不懂得鲁迅回环中的哲学意识，我们可能把他依然留在本质主义的解释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说，解释《野草》，传统文章学的逻辑似乎失效，考验着释义者的智力结构和心智情绪。朱崇科注意到鲁迅的翻译实践对写作的影响，他在尼采、厨川白村等人的著作中，看到鲁迅所摄取到的元素，而俄罗斯文学的气息，也弥散在结构里。这些存在，给现实中的鲁迅带来了思考的参照，那些域外的灵动的思维，敲开了精神之门。结合鲁迅在北京时期的复杂的经验，这些表达的内在线索，是可以清楚一二的。
在《野草》世界里，失败与不甘于失败，空虚而又葬送空虚的表达无所不在。这里人物形象模糊，均为受难者、失败者、奔走者的精神片断。而思想以零碎的光泽闪动，却看不见它的源头与去处。最为感人的地方是，叙述者没有像庄子那样在无是非中遁迹仙林，而是纠缠着没有意义的意义，让生活敞开说话。那陈述撕裂了士大夫的语言，也扯断了绅士阶级的调子。我们看到了一个抉心自食的鲁迅，一个不断行走的鲁迅，一个以不说话的方式说话的鲁迅。一切都沉落了，但智性飞将起来，在无光的天幕里闪耀。
我们的前辈学者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李何林先生在《鲁迅<野草>注释》里，发现一些非常规的表达，恰是鲁迅不凡的地方。不过那时候的学者还不能以语言学和哲学的逻辑思考鲁迅词语的内蕴，但他们在精神话语与现实所指中所体悟到的玄机，对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是有不小的启发。思考《野草》研究的时候，有几个棘手的问题，一是虚实如何处理；二是后期的鲁迅思想可否印证前期的文字；三是个人主义与民众情怀怎样联通？李何林注释《野草》，有马克思主义审美观的透射，但主要体现鲁迅的战-斗与自我解剖精神。比如作品中的黑暗意识很浓，李先生以为是外在压迫的结果，把鲁迅与社会的对立阐释得很清。但鲁迅内在的生命的遗存，是否有宿命般的东西，这些都是后来者才去考虑的问题。
李何林的话语，是革-命胜利后的现实主义审美体系的一种折射。优点是充分考虑了鲁迅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加之对一生的文章的熟悉，有前后的呼应，显得切实有力。缺点是没有结合鲁迅翻译实践和旧学根底讨论思想的底色问题，将鲁迅精神来源淡化了。与他不同的是，孙玉石的研究就从一般的意识形态中走出，以古典文学研究的方式面对存在。又有文本与同时代资料的梳证，对后来的《野草》研究，建立了学院派的参照。
孙玉石对于文本的背后的存在颇为敏感，他在很严明的理论里梳理鲁迅思想的本质。具体到《野草》，主要从“韧性的战斗精神”，“心灵自我剖析的记录”，“针砭社会痼弊”三个方面考察鲁迅写作的内在动机和审美肌理。从这几个层面到底能够拓展多大的空间，作者自己也有犹疑的地方。显然，孙玉石和李何林的知识背景与鲁迅不在一个层面，他们使用的概念可能遗漏一些重要的精神隐含。不过，孙玉石以治古典文学文本的方式，捕捉了精神意象里特别的存在。在讨论《希望》时，他写道：
鲁迅引用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又用裴多菲自己的行为和作品批判了《希望》之歌。这里深刻反映了鲁迅《希望》中的思想矛盾，也生动地表现了他的那种“不愿以自以为苦的寂寞，去毒害像我一样做着好梦的青年”的用心。
这种体味接近鲁迅的本原，是自然的。孙玉石以现实主义的感觉表达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逻辑。它贴近鲁迅，又与之不在一个语境中。联想李何林先生阐释作品时的笔法，都有接近的地方。李何林与孙玉石都在以纯粹的、善意的眼光捕捉多维的《野草》里迷乱的意象，这造成阐释者与研究对象的不平衡，各在不同的世界里。七、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恰处在这样困顿的年代。比如，他们意识到波德莱尔对鲁迅的影响。但以现实主义理论看，波德莱尔存在巨大的问题。在直面这个话题时，只能能以鲁迅矛盾的心绪解释之，波德莱尔创造性的审美感觉与鲁迅的超人的诗情表达就置于盲区而不顾，《野草》似乎有了一种解释的限度。
然而日本的学者那时候写下的考据、论证的文章，则没有这样的痕迹。木山英雄的《野草》批评呈现的是斑斓的世界，多种理论围绕《野草》文本形成了别致的空间。那研究贴近了身体，有了痛感的传达，鲁迅的样子从概念里走了出来。为什么是日本人而不是我们？这里有中-国学界的基本问题，我们长时间丧失了鲁迅式的诘问和思考，文学研究如果持续于确切性的思路，离对象世界就已经很远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在最迷茫的时候，那书写可能最接近于世界的本原，存在的真相是在这里被打开的。对于鲁迅的矛盾的把握，许多年间缺少一种对应的理论方式，许多年来的学者都是在较为简单的理论中进行的。到了汪晖、王乾坤之后，现代哲学的因素出来，才有了另类的表述。此后，张洁宇、汪卫东等青年学人从更丰富的视角观顾这些文本，与鲁迅的对话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那么，朱崇科在这本《<野草>文本心诠》表达了什么？他在书中提供了怎样的新精神和别于他人的心解？我阅读此书，觉得作者有一个大的雄心，即寻找跨时空性和文体跨越性的根由，在复杂性、立体性、和否定性里，形成寻找《野草》独特性的诗学结构。这是一种试图与前人不同的尝试，但又不能不在前人的基础上慢慢摸索。我在这里看到了他对前人研究的一种借鉴和扬弃，一些地方试图摆脱旧影的努力。研究鲁迅的有魅力的地方，也有这样的因素的。他的苦苦的努力，也看出新一代学者的知识结构与前几代人的差异。
朱崇科的著作注重了《野草》阐释中的虚实关系，有审美的细细分析，也多现实指涉的勾勒。他在两者间要寻找一种平衡。许多审美的分析都颇用力，《影的告别》发现了虚拟的空间；《雪》的分析注重的是人生机遇的隐喻；《好的故事》是“封套”结构。在讨论这些话题时，不忘现实鲁迅的态度，比如批判性问题，挣扎问题，这些思想如何在诗意里出现，是作者要深入去的工作。在《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作者以“立人”的观念作为支撑，显示鲁迅实现新我的价值冲动。这融入作者许多思考，也就把作品的现实价值写清了。
我注意到朱崇科论述过程的小心翼翼，他充分考虑他人的成果，对张洁宇等人的同题研究颇多同感，又能绕开别人的暗示说自己的心解。但我在朱崇科的写作里也感到一点缺失，觉得这样阐释缺少陌生化的技巧，还被一般性概念所左右。较之张洁宇审美的细致性，和汪卫东的厚实，朱崇科有时候的论述显得匆忙。沉潜下来面对这类文本，完全可以生出另一种范畴，这才能对应出鲁迅作品流动性的美学精神。不过这是鲁迅研究中多年存在的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应对这样的挑战，我自己在研究中，也常常有类似的无力感。
罗志田先生言及学术研究时，曾提出“捕捉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这是对个性化书写的期待。现在的鲁迅研究，基本被学院派占据了。这些年来，文本的细究开始形成一种传统。这已经与古代文学文本研究有了相似性。但我个人觉得，鲁迅研究其实需要一种另类思维的碰撞，这样才能对应其最为灵动的部分。胡风在狱中描写对《野草》的感受，就有一种大的悲苦的心绪的映现，且对文本研究有一种血色的喷吐。卫俊秀流放时对鲁迅的思考，流动着精神的紧张和心绪的浩淼之气，研究者体味到了鲁迅真魂的所在。我们在钱理群、王富仁、林贤治的著作中，常常可以感受到悲楚之韵。然而，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类似的体验，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对历史人物的读解，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读解。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是一种无法简单重复的劳作，每个时代人的经验的投射，也构成了文本之外的文本，意义之外的意义。也就是说，在他人的镜像里，也看到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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