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诗学及其边界：论钱超英的澳华文学研究
朱崇科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中文系，珠海519082)
内容提要：钱超英的澳华文学研究独具一格、卓有成效，开辟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大路，尤其是在围绕流散文学的议题上，他别具问题意识，坚持本土与外来的双重辩证，也发展了流散与移民性的内在关联，引人思考。当然，其论述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能够跨越时间限定，查漏补缺，借用“华语比较文学”等新理念，或许会有更大提升。
关键词：钱超英；流散；澳华文学
Diasporic Writings and its Discontent: A Study on QIAN Chaoying’s Research on Australia Chinese Literature
表面上看来，区域华文文学（Area Chinese literature）的研究主要受制于和研究对象有关的第一二手文献资料，这当然是不容否认的实情，但同时相关问题意识[1]却至关重要：如何激活资料，如何为相关研究建立或拓展出新的研究范式却更可展现出论者的境界与层次。
澳洲华人/华文文学（简称澳华文学），作为本身发展历史和相关研究史都可谓相对短暂的区域华文文学之一，近些年势头突飞猛进，而且在研究层面上，尤其是来自和澳大利亚有过生存体验交集的华人学者也发出了自己的日益具有影响力的声音。不必说早就因文字夸张、酣畅淋漓、招招见血、名声在外的文化刀客朱大可，就是回到学院派，钱超英（深圳大学）、庄伟杰（华侨大学）等等都引人注目，而时不时在中、澳两地开会并发表论文的热心人还有何与怀博士。
毋庸讳言，问题意识的更新与范式的演进（paradigm shift）需要后来者及时总结、剖析，同样借此也可以直接或间接提升有关区域华文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反过来，如果我们听凭优秀学者的论述散落一地，鱼龙混杂，实际上恰恰会打击原本就孱弱的学科的推进热情和思辨深刻度。在上述学者中，钱超英对澳华文学的研究最显规模，主要有博士论文修订本《“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论文集《流散文学：本土与海外》（海天出版社，2007），另外还编了一本《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同时，他对某些议题，如流散（diaspora，或译离散）用力最深且具有连续性，在笔者看来，完全具有被个案分析的素质和必要性，顺便也借此突破文坛和学界“文人相轻”的藩篱。本文恰恰以其论述为中心，探勘其问题意识的洞见和可能不见，同时亦找寻他度可能。
一 双重传统：本土与外来的辨证
诗人学者王润华教授曾经指出，区域华文文学（研究）有它们的双重传统，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任何有成就的文学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现代文学也必然有它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本土上，自先秦以来，就有一个完整的大文学传统。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自然不能抛弃从先秦发展下来的那个‘中-国文学传统’，没有这一个文学传统的根，东南亚，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都不能成长。然而单靠中-国根，是结不了果实的，因为海外华人多是生活在别的国家里，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作家，当他们把各地区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文文学，以我的观察，都已融合了新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而发展着。”[2]
而在为拙著《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作序时，他又指出，“朱崇科在新加坡期间，恰恰是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从外而内，从内而外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文化，从而能够建构现实客观的文学文化研究史学。”[3]一言以蔽之，一个优秀的区域华文文学研究者必须对症下药，也必然兼具本土与外来的双重乃至多重视野，这样才能保持内行的洞察力和外在的客观性。而钱超英教授恰恰是兼具双重传统的研究者。
（一）本土的同情与犀利。
饶芃子和费勇先生曾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一文中提出文学-历史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前者对后者的补充意义，“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包含着四种历史的影像，一是海外华人史，二是海外华文文学史，三是居住国的历史，四是中-国本土的历史；这四种历史以‘海外华文文学’为纽结产生关系，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本身有着重大的制约作用，而海外华文文学又从文学的观点补充一般通史的见解。”[4]这种对相关研究的高瞻远瞩和高屋建瓴指点是值得尊敬的，但坦白说这种预设更多还是理想主义的，文学与历史的复杂互动是一个宏大层面，而即使在文学研究内部的本土关怀和跨域观照对于大部分专业研究者都可谓殊非易事。而钱超英却是其中相当出色的一个践行者，这尤其体现在其《“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
1同情之了解。正是深切的澳洲经验让钱超英把博士选题锁定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中-国大陆华人移民在澳洲创制的“新华人文学”上。而反过来，正是因为他对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同情与熟稔而让他呈现出深刻的理解力和洞察力。
首先是对澳洲（华人）大小历史的如数家珍。在概念厘定结束后，钱超英对澳洲新华人文学展开了“现状概览”，不同年代的重大和代表性事件都悉数登场。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将“全球历史的镜像”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视野并以之来观照研究对象，而提出了层次清晰、重点突出的历史回顾，其中就包括：（一）澳大利亚和中-国移民的关系；（二）当代中-国移民动态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问题；（三）新华人群体在澳大利亚的生成及其意义。这种操作不仅为理解新华人文学提供了切入的背景和宏阔条件，而且反过来更为其文学与思想地位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历史支撑与要因探寻，如其所言，“这种文学就不仅可能在其具体内容上，而且也可能在其存在本身的意义上，构成第三世界背景的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少数群体的精神文化相对于资本—大众流行文化的边缘处境的写照和隐喻。”（页30）
其次，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钱超英对澳大利亚本土议题的细腻剖析与不卑不亢点评。如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自然有它政策的涵盖范围和主要内容，如强调文化平等、社会公正、经济效率等，当然，也有它相关的限制和目标。[5]当然，这种文化多元主义也是发展着的，它既有积极影响，也碰到过一些阻力，为此，“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澳大利亚政府一方面要持续性地完善和发展这一既定国策，另一方面还要与反多元文化主义的势力与思潮作斗争。”[6]
难能可贵的是，钱超英既看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进步性，同时他又指出了其限度，“西方对华人（以及其他第三世界人民）的‘吸引’和‘排斥’的矛盾并没有消逝，它只是在更大的范围和新的、更复杂的层面上运行。”（页22）也恰恰是以此为基础，钱看到了国际移民非常复杂的身份问题，并把它和“新华人文学”研究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2介入之犀利。钱超英以澳大利亚本土的视角重新观照澳华文学/文化现象时显示出相当犀利的效果，我们不妨以第二章“出走与居留”为例加以分析。首先，他从理论高度指出“文化身份”与“居民身份”的纠葛与差异，为新华人的身份暧昧提供理论支撑。其次，他还引入“西方主义”的概念（虽然略显简单，后文述及），揭示出澳洲新华人为自己的“文化身份”安放寻找“居民身份”的落实，而探勘在此其间的的身份焦虑。同样，他还以《中-华魂》晚会为例考辨其间混杂的旧民族主义话语在承载重新定向的新身份时的尴尬与错置。
仔细省思钱超英的发言和反省位置，本土介入的效果显而易见，他没有像民族主义者那样以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的假大空遮蔽新华人内部文化的游移、转型与身份焦虑，同时，他也没有简单化澳洲新华人物质追求的形而上关怀——为文化身份安妥灵魂。
（二）外来的客观与融入。
强调本土并不意味着放弃外来者的可能客观，同时更是结合二者实现最佳组合杀伤力的契机，而尤其精彩甚至堪称经典的是钱超英对“二八论争”的条分缕析。
所谓“二八论”其实是源于1994年初施国英发表在悉尼《大世界》月刊1994年第一期的感想性文章《和澳洲西人结婚幸福吗？》。争议发生在她谈到男女关系时，她认为女人在婚恋中要重视性的愉悦，并且建议中-国男人要向西方男人学习相关态度和技巧，同时不无挑衅意味的指出，“做爱精彩西方男人到处都是，十个起码有八个精彩，二个马马虎虎，中-国男人是十个中二个马马虎虎，八个很糟糕。”毫无疑问，此语一出，轩然大波纷起，且指向各异。[7]
相当惹人关注的是，钱超英对争论代表性各家的仔细评判。他特别指出了学者钟勇论述的精彩之处，钟认为，从诸多男性论者对施国英的批判乃至辱骂可以看出，在批判性的霸权话语背后具有某种和中-国人有关的种族中-心主义以及父权制（patriarchalism）的殖民性。[8]但钱也指出钟论述的过于抽象性，未“完全顾及实际的社会语境。”（页133）而且，即使从女权主义视角思考，也有其狭隘性，钱认为，这个问题“关乎边缘化境况中的文化身份的寻求。使这个问题复杂化的是其性别身份问题的深入并构成了其外观，它很容易使人从性解放的角度切入。”（页135）不难看出，钱对诸多议题考虑的细致入微和极强的平衡能力。
更进一步，钱超英又指出了施国英“二八论”的对华人“西方主义”“风流梦”的逻辑复制，她是为了“文化”问题需要借用妇女解放旗帜。不仅如此，钱还快马加鞭，继续提升“二八论争”的文化内涵：1它使包含在出国——居留运动中的中-国当代海外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激化和公开化了；2它代表了对新华人民族身份困扰的一种“革命性”解决方案；3它标志着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新华人部分成员在重构身份活动中流失了中-国民族主义角色；4还显示了新华人对个人与种族社区关系的新定位策略（页141-142）。无疑，这种升华和定位显示出钱对此类问题的精深思考。
（三）拓展流散。
如果我们简单化钱超英的有关研究，流散及其后果可谓是他十数年来思考和阐述的关键词。
1流散寓言与升华。身份焦虑（identity anxiety/crisis）虽然不是钱的创制，但他却巧妙借用它摧城拔寨，而且又赋予它新的内涵与魔力，如“居民身份”、“社会阶层身份”“性身份”“种族成员身份”等等，这些具有经验化的总结既是对概念的具体化，又是丰富和补充。
难能可贵的是，钱还深入探讨了澳洲新华人文学的寓言性问题，他将此有文化意义的现象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族群寓言，认为它“综合了历史和现实、中-国与世界涉及到全球人类生活结构重组的种种文化议题，无论是较为具体的理想与现实，中心与边缘，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世俗欲求与终极关怀，还是较为宽泛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本质主义与多元主义等等”（页200）。
除此以外，钱还借流散理论提出对研究“对象细分”的建议，这样可以考察出时空因素对不同背景和来源的华人影响的后果和细微差异；不仅如此，他也更强调流散身份的现实性和可建构性，“正是因为身份的这种多样的可能和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紧张，才促成了身份问题在这种文学中的核心地位。”（页229）
2对话移民。在处理澳洲新华人文学过后，钱超英有关流散的思考并未停止，而是继续开花结果，而对流散的拓展，体现在他把“广义移民”、“文化离散”等概念互相打通，求同存异，为此，他长期关注的深圳都市文学的移民性就成为上佳的反思和剖析个案。同样，跨越“国内移民”“国际移民”的分界，钱超英又做了新的探险，这尤其体现在其《流散文学：本土与海外》论文集中。为此，也有论者认为，他借“流散”实现了把传统中-国大陆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变成一种汇通。[9]
在笔者看来，其中最具理论含量的划分大概就在于，他把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流散问题与身份研究从至少三个维度加以理解：1历史的维度（中-国移民的身份焦虑受民族文化整体危机难以克服的决定性影响）；2社会结构的维度（“族内群体”的复杂性等）；3审美的维度（需要更多越界的理解）。[10]
面对后现代性的冲击，深圳文学和文化时空的刺激，钱超英把既有的擅长文学理论和文学现实加以震荡，为此巧妙整合了流散与移民议题，“流散文学就是观察、研究人在其生活世界、在多种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变迁之中所经历的身份变化、精神波澜及其文化—审美意味的一种视角。要之，它应是后现代、后殖民批评、全球化和移民文学研究的某种综合。”（页257）
二 路向拓延：边界与跨越
简而言之，钱超英有关澳华文学的论述无论从问题意识的创新性上还是从其可操作性上都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示范，比如，方法论的、文化论的、跨学科的锐利实践[11]，而且如前所述，其思考也在不断推进中。但同时，我们亦可以反思其间的一些问题，以求获得更完善的突破。
（一）问题与不见。
毋庸讳言，任何基于某种立场/视角的研究如果转换角度/位置，则很可能得出不同于预设的结论，而跨学科、混杂多变的区域华文文学研究更是如此。对钱超英澳华文学论述的某些问题的指陈貌似有吹毛求疵之嫌，但实际上却更是立足于对更多元可能性的探求。
1新华人文学：“新”的悖谬？尽管钱超英相对清晰的点明了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时间限定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而且也意识到时间跨度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但他还是选择了此概念——新华人文学。但问题在于，这种命名依旧是权宜的，如果我们拉长时间段，以百年或是千年为单位，这种“新”的称谓显然涵盖性不足，而且新的旗帜可以扛多久？
另外，这种新质的内涵其实也可能在丰富和流动中，如果曾经或一度单纯的“新”日益无所不包，显然就不得不降低其自身的准确性，到了最后我们如何确定和剖析它？无疑，这种命名有其悖谬性，这和“新移民文学”的认知有类似的吊诡，可以说，无论从新质，还是从时代性角度看都有其缺陷。[12]
2如何西方主义？或许由于论述的时间关系，钱超英对于比较复杂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的借用虽然不无意义，但还是相对浅显的，它更多是针对于东方主义的一种对位设定。但西方主义的内涵究竟如何？其话语如何运行，又蕴含了如何繁复的权力逻辑？等等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吹毛求疵一点，可惜钱对此并未继续深挖，即使2007年出版的《流散文学：本土与海外》一书中也涉猎甚少。
而实际上，这个概念在21世纪以来开始普及和流行，而主要论著则有：1.Carrier, James G. Occidentalism: Images of the West, Oxford, Calrendon Press, 1995；2.Chen, Xiaomei,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3.Bonnett, Alastair, The Idea of the West: Culture, Politics and Histor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4.Buruma, I. and Margalit, A., Occidentalism: A Short History of Anti-Westernism, Atlantic Books, London, 2004.可以想象，如果能够结合新的理论发展和进化继续推进，在对立中选择有机同一，则势必会深化和丰富化既有的澳华文学论述。
3流散背后的霸权话语。毫无疑问，钱超英对流散的认知、使用和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近些年来，他将之和移民性挂钩，具有新的空间和题材拓展。但需要指出的是，流散的背后亦有可能的霸权话语在起作用，比如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可能依旧阴魂不散，新的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或其他因素导致的“被流散”（to be exiled）似乎并未停止。
问题亦可能日益复杂，曾经的被流散或自我放逐（self-exile），而最终经过内化也可能变成一种自我确认与承担。比如刘再复先生这20多年来的散文书写（如《远游岁月》等）就呈现出令人讶异的变化，他对中-国-性（Chineseness）的状写或承载更多和自我联接，他甚至让文化中-国变成自己作为漂泊者的自我背负、传承和发展对象，也把自己变成了中-华文化流动的勇于担当的集大成者，这明显和所谓的文化离心/向心的简单二元对立有了较大差别和升华，也很值得有心人专章讨论的。
（二）跨越界限。
某种意义上说，在华文文学研究中，我们如果想尽量减少思考的局限和可能错误，则必须尽量立足本土，实现越界与跨国，反过来，这样又可以壮大自我和本土。
1跨越时间限定。如前所述，钱超英在《“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将研究对象锁定为新华人文学，这固然显示出其论述的严谨性和以小见大的非凡功力，但同时我们亦要看到这种设定的局限。在笔者看来，钱更该跨越时间限定。
如果将时间向前追溯，哪怕只是到20世纪，我们可能就可以发现与所谓新华人有着较大差别的其他华人，如香港移民、新马越南华人等等，而这些和其背后的时空、文化纠缠息息相关，同时亦可能和他们所从事的工种（如淘金、种菜等）不无关联。无疑，这些变化可以丰富我们对澳华历史、文学与文化的复杂性认知。[13]
当然，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后推，即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变迁，我们也可发现新的状况，比如，持澳大利亚护照的文化人的回流，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独特体验更好的参与国内华文文学的研究，比如庄伟杰，回国担任大学教授，同时继续自己的创作，具有再中-华化/再中-国化的复杂性，而如王岳川所言，“元素的再中国化、生活的再中国化与精神的再中国化是再中国化的三个层次。”[14]而庄伟杰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个案。
2“华语比较文学”的理念与实践。“华语比较文学”[15]一直是我近些年来强调的关键词之一，它的坚实基础就是，首先要强调论者对各区域华文文学本土性的熟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乘胜处理更多议题，如同一主题在不同时空的旅行和同中有异，相当有名的个案就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南洋各有千秋，令人关注。当然，我们也可以考察同一时间段的文学异同，比如后89时段的澳华文学和欧美的“新移民文学”（权宜的称呼）的差异与契合。
同样，我们也要看到在全球化语境中，华人文学写作中有关中-国性和本土性的混杂（如新马华文文学中的本土中-国性）、对流[16]、对抗（如去中-国化等）的多样姿态，这些议题可能真正需要华语比较文学的理念和跨越性实践。
而我目前所从事的研究课题之一“台湾经验与南洋叙述”目的也是考察旅行的个体或群体经由文化浸濡所带来的文学书写与批评实践的可能嬗变，从更大的问题意识考量，这本身就是“华语比较文学”的有力践行和一条独特而复杂的进路。
结语：钱超英的澳华文学研究独具一格、卓有成效，开辟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大路，尤其是在围绕流散文学的议题上，他别具问题意识，坚持本土与外来的双重辩证，也发展了流散与移民性的内在关联，引人思考。当然，如果从严处理以吹毛求疵的精神加以拷问，其论述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能够跨越时间限定，查漏补缺，借用“华语比较文学”等新理念，或许会有更大提升。
【该文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批准号11&ZD111）系列成果之一】
[1] 具体可参拙文《华文文学研究新拓展的理路及其问题》，《暨南学报》2011年第5期，页6-11。
[2] 王润华著《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页129- 130。
[3] 王润华《序一》，收入朱崇科著《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2。
[4] 饶芃子 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页35。
[5] 具体可参景天魁 韩庆祥著《澳大利亚国民素质考察报告》（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37-38。
[6] 王宇博著《移植与本土化：大洋洲文明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页113。
[7] 有关文章和论争可参钱超英编《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小辑C，页143-176。
[8] Yong ZHONG, ‘Sex Acts: Coverage of a Sex Debate by Australian Chinese Community Media’,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ilia, No. 84 May 1997, pp.59-66.
[9] 常江虹《“越界”中的新视域——读钱超英的新著〈流散文学：本土与海外〉》，《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8年第1期，页71。
[10] 具体可参钱超英《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页77-89。
[11] 澳华文学研究，迄今为止，依旧落寞，朱立立在她的《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中对各地华文文学多有论及，但对此却无涉猎。亦可部分看出澳华研究的不易与钱的论述的相对前卫。
[12] 具体可参拙文《“新移民文学”：“新”的悖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页21-26。
[13] 具体可参（澳）艾瑞克·罗斯(Eric Rolls) 著，张威译《澳大利亚华人史（1888-199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第九章。
[14] 王岳川著《发现东方》（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页265。
[15] 具体可参拙著《华语比较文学：问题意识及批评实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16] 具体可参拙文《当移民性遭遇本土性——以〈乌鸦〉与〈我这滥男人〉为例论本土的流动性》，《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的有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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