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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的求知阁

自由自我,刚韧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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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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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中的“潜在”过客话语  

2017-01-02 11:08:12|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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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鲁迅散文诗集《野草》独 立篇章的书写往往貌似散落一地的原 子组合,从意义建构方面很难结合具体描述/意象找寻到有关的严谨系统性和丰厚凝聚力,而实际上,即使不采用诗学、“立人”、国 民劣 根 性等宏大字眼,我们或许依旧能够发现更多特殊而有意味的内在关联,甚至是某种话语建构(系统)。举例言之,比如其中的 “过客话语。

在我看来,《野草》中的过客话语/系统主要可分为三阶段,也即: 前过客(尤其是以《求 乞者》为中心)、过客(代表文本《过客》)和后过客(《死后》);而若从话语的形态特征而言,显在和潜在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层面。相较而言,论者往往对显在的《过客》研究甚多,而往往缺乏对这种过客话语的线性把握。反过来,其中的过客话语反倒有助于我们理解有关文本甚至是《野草》的丰富性以及鲁迅创制的别具匠心。

不必多说,《过客》作为一个鲁迅耗时持久且相对开放的文本,其实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在我看来,其丰富性和歧义性恰恰是和它的“未完成性”所带来的暧 昧 性息息相关。从此意义层面来看,文中的三个人物既有差异性,又有内在关联;从身份执著角度看,正是通过主客身份的流动与置换,鲁迅既强调要警 惕堕 落,又暗涉了“立 人”乃至立 国的可能路径。同样,在反抗绝望的补充与路向层面上,过客又呈现出迎拒的暧 昧,而“西”未必就不包含了修 正过的西方现代性。某种意义上说,过客在坚守中有一种自我放逐(self-exile)的精神追求,他在绝望中反抗绝望。[1]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过客同样需要一种动力补偿,他聆听并遵从“声音”的召唤,但从内部机能来看,他也需要补充能量,可是这种补充机制又是暧 昧的。[2]

简单而言,我们可以把“过客”精神归结为“在路上”。如略作区分,“在路上”又可分为两重:1行走的坚定姿态;2在路上的阶段性,好比“铁 打的营 盘,流水的兵”。若从这个层面思考,“过客”精神其实本身就是有它暧 昧 性和坚定性并存的繁复面孔的。但鉴于本人已有专文对《过客》进行分析,本文的侧重点则更是潜在的过客话语描述——前过客和后过客的话语分析。

 

一、前过客批判:与自我的遭遇

细读《野草》相关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在《影的告别》与《求 乞者》之间固然有一种彷徨意绪的勾连性与共通性,但同样其中亦有行走的主题连缀,如《影的告别》中,“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求乞者》中则一再出现“走路”意象(7次)。将视野拓展开去,如果说《死后》是过客主题的后续,除了剑 指国 民劣根 性,其中的方向之一是探索死后“坟”的归宿的荒诞性与无地可逃;那么,《求 乞者》则是过客的前身,缕述过客走路过程中的独特境遇和省思。

某种意义上说,《求 乞者》中的身份更多是一个过客,走路者。他是在一种枯干瑟缩、漫天灰土的环境中前进,而此时他遭遇了求 乞者。简单而言,这里的求 乞者一类是孩子们的求乞——他者求 乞;而另一类则是有强烈的主体介入的的求 乞。当然,文本中过客对于求 乞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拒绝,不仅拒绝了他人,甚至也断绝了自己求 乞的退路。

不仅如此,过客对求 乞也进行了深入的反省——比如批判他者求 乞中体现出的奴 隶道德,同时也痛恨做戏的虚 无 党,而更独特的是,鲁迅从未将自我批判人为屏蔽掉。因此,除了拒绝奴 性和虚 伪以外,还包括自我的强烈介入,其中亦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指向自我。陈安湖将文本中“我”的拒绝施舍角色视为鲁迅的一种反串,并借此批判其可鄙性,这样就剥离了鲁迅和拒绝“人道主义”援助罪 名的关系,作者串演这样一个角色,表面上处处表现他的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其实处处以夸张的笔墨,凸现他冷酷无情、骄横无理、以势压人的一面,把他漫画化,使其成为一个可憎可鄙的人物。这是作者讽刺艺术的一大特色。然后作者的反串到此为止,随后是角色的转换,反过来扮演了孩子一样的求 乞者,以一个叛逆者、战 斗者的姿态现身了[3]在我看来,陈相当善良的将“我”拒绝孩子们的求 乞视为是一种角色反串,借此似乎为“民 族魂”鲁迅开脱,其用意虽佳,但似乎并未真正符合鲁迅本意。在我看来,其中的“我”就是鲁迅自我的化身或投射——他之所以不布施并非因为他不热心助人,而是另有原因。

窃以为,文本中的“我”既是拒绝布施的主体,又是反省的对象,同样也是被拒绝的对象,其中的连缀意象之一就是“夹衣”。毫无疑问,“我”是穿着夹衣的,鲁迅在书写两个求 乞的孩子时用了同样的语汇“也穿着夹衣”。毋庸讳言,这里的夹衣不仅仅指向物质层面的御寒性,同时又隐喻了“我”和孩子们部分共享了某种文化、精神的逻辑结构外衣,这意味着“我”和求 乞者并不能截然分开。

另一层面则来源于鲁迅先生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解 剖的习惯,如其所言,“我的确时时解 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 剖我自己。”批评虚 假的求 乞的孩子们原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和虚伪)的表现;同时鲁迅从未将自己排除在外,只是高高在上、指指点点,他却是苦心孤诣自剖,和广大 民 众同呼吸、共命 运。

(二)如何反省?鲁迅对“我”的求 乞有所预设,“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 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也明晰会有怎样的结果,“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换言之,“我”求 乞的结果之一和“我”拒绝布施的结果并无二致,这种重复强调了鲁迅对做戏的换位思考型批判,结局自然也该一样。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给出了“我”的独特坚守,“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 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易言之,“我”以真实和原生态求 乞,可以得到有尊严的“虚无”,而且,这还只是底线。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做法是“我”对另一半自我的否定和批判,当然升华一点,也是对中 国文化传统劣根性 的双重否定,“对‘求 乞者’自我的自谴自责,毫不可惜的决裂,甚至于彻底的否定,则预示出:鲁迅力图从对现实自我的历史性扬弃过程中,达到对整个封 建传 统文化及由这种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而构成的整个现存秩 序的全面否定,并在这种双重否定之中寻求历史的变迁,把握人生的真髓![4]

不难看出,鲁迅深入的反省了两种求 乞,不管是他人,还是可能的自我,他都进行了严厉批判,但如果结合过客身份认同的内化和侧重,同时也考虑到更大范围内的《野草》的复杂哲学指向,他其实对自我的反思更具贯穿性、繁复性和本 能色彩。

 

二、前过客突围:与他者的对话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人在路上的过客,又呈现出相当繁复的矛盾和彷徨:一方面,过客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听从内心的召唤,排除诱 惑和险阻,勇敢前行;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各种遭遇,作为自我救赎(并启蒙他人)的孤独者,他似乎又有必要乃至义务帮助他人,批判他人的劣 根 性。在前进与暂停,拒绝接受与拒绝布施,理性与感性之间似乎都是张力十足,如人所论,在《求 乞者》中,鲁迅寓言化地告诉我们,一个自我或一个作为自我的人,总是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之中。但是这不是自 由的选择,而是被与他人关系所制约的选择。主人公对他人的拒绝和自身的犹疑都是这种制约的具体表现。出于感情上的厌恶他拒绝施舍,出于理性的疑虑他又畏惧求 乞。这种情感与理性的两难是《野草》散文诗主要哲学命题之一,它向众多的主人公挑战,在《过客》、《墓碣文》诸篇中更触目惊心地表达出来。[5]

(一)自然隐喻。

不必多说,《求 乞者》中的自然环境书写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冲击力,其中特别重要的意象有两个:一个是“墙”,一个是“灰土”。

1厚障壁?文本中出现墙的句子主要有,“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

这里的“墙”的破败和剥落显然蕴含丰富:墙,原本是防御和区隔的功能,如城墙,甚至是,“长 城”也可理解为一堵厚重而绵长的墙,但它们都已颓败,这意味着古老帝 国——中 国的败落,即使墙也无力保护它。而另一方面,物质的墙虽然败落,精神的墙(一如今日计算机网络应用中的“防 火 墙”),通过焚 书坑 儒、闭关锁 国、“各人自扫门前雪”等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厚障壁却又强化了。

2糟粕围城?灰土是另一个不容忽略的关键词,鲁迅这样写道,“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结尾除了重复性强调以外,更是扑面而来的漫天灰土阵仗,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毫无疑问,这里的灰土飞扬意味着生存环境的恶化,也有论者解释为人际关系的冷漠,“微风,灰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这是北 京街头的现实即景,然而更是诗人灵魂的真实。在冷漠的人际关系中,诗人只能隐藏着心头炽热的爱情和对这爱情的种种悬念,只能无所为和沉默,诗人的灵魂里,仿佛也只有被微风弥漫起来的灰土,灰土……”甚至也结合了爱情加以串联,“《求 乞者》中,诗人在爱情面前的自卑感,集中凝聚在文本创造的‘求 乞者’的意象中。”[6]在我看来,灰土其实更是古老帝 国文化 糟 粕的毒害隐喻。

除此以外,鲁迅先生也涉及到一种日益萧索、枯干的表象,“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这也隐喻着国 人生存气候的萧杀和文化创造的精神枯竭,缺乏生机。

(二)人文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文本中亦有意蕴深长的人文意象,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走路。不必多说,路是鲁迅创作中非常重要的意象,如在小说中也有对路的反思、再现和探寻操作。[7]在《求 乞者》中的走路又可分为两个层面:

1在路上的。鲁迅写道,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我走路等等。这里的走路其实是一种精神的探寻和坚守,在漫天灰土中依旧坚持寻路、探路并前行,“如果说,孩子的求 乞是物质乞讨,处于形而下的层面的话,则‘我’的求 乞就具有精神寻觅的性质,而处于形而上的层面。‘我’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的意象,正象征着精神在受到伤害之后的漂泊流浪,象征着痛苦的灵魂为寻找心灵的避难所所作的漫游。”[8]

当然,遭遇孩子们的求 乞则是行进途中一种被暂时的阻隔,拒绝布施事出有因,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反对求 乞和布施,不是反对真正人道主义的同情,而是反对奴 隶式的乞怜和浅薄虚伪的人道主义。”[9]另一方面,“我”要继续上路、回归主业。

2散沙的各自。鲁迅还写道,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2次)相当有意味的是,这段文字,鲁迅重复了三次。在我看来,这些人们的走路,或许各有目的,或许亦可能是精神探寻,但关键词各自说明他们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缺乏团结作 战、共同对敌的合作精神,因此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哪怕是给寂寞里的同道一点温暖和呐喊。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国 民劣 根性之一。但不必讳言,他们的各个存在却又增加了过客的彷徨和孤独感。

(三)主体选择。

走在路上的“我”和孩童“求 乞者”的相遇也呈现出相当丰富的内涵。

1清除奴性。某种意义上说,文本中的孩童、“我”和国 民劣根性之间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流动,我们当然不能简单把孩子和“我”截然分开,而实际上。孩子身上的奴 性未必在“我”身上就已彻底根绝,鲁迅着力刻画他们的相遇和不同的求 乞实践毋宁更是一种勇敢的直面与卓有成效的清理,“这一篇散文诗的核心思想,或者说鲁迅想传达的生命哲学, 就是蔑视与反对生命存在中奴 隶性的卑躬屈膝,反对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的说教。鲁迅对于当时社会的憎恶和他对于民族奴 隶性的憎恶是同样的强烈。他在这篇象征的散文诗中暗示人们:社会已在废弛与崩坏中,而人的真正的解放乃是从奴 性的求乞走向人性的抗 争。”[10]“我”和孩子们恰恰都有类似的遭遇,“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当然,鲁迅对这种奴 性的憎恶和痛苦的清醒和他自身的经历不无关联,“从小康堕入困顿”的过程中体验世态炎凉,也包括兄弟失和之后的神伤,现实中统治者的暴 戾、奸 诈和恣 睢何尝不是一种时不时的提醒?

2艰难选择。毫无疑问,爱的付出既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责任,而接受他人的爱对于一个知恩图报的的现代主义者何尝不是一种负担和过重的赏赐?有论者指出,没有终极意义,缺乏爱的源泉,即使他想给出爱也不可能,每个人都需要爱,鲁迅亦不例外;联想到《过客》中‘我’拒绝小女孩的爱与同情,希望有超然独往的冷酷心智去思考和战 斗,不在布施与求 乞中被牵连而消弭掉行走意志和丧失行走能力,鲁迅的既不接受爱与同情又无布施心似乎又是一种自觉的选择。[11]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拒绝与明知被拒绝,以及更真实的求 乞操作都是一种主体选择。

不必多说,行走、艰难存活、付出、接受、终极付出(包括牺牲生命)之间关系过于复杂,这恰恰可以反映出彷徨时期的鲁迅人生的丰富性,当然也包括精神痛苦,论者认为,“可以说,《求 乞者》一文既是出自 私人经验的一个非常隐晦的发泄,同时又是一篇内涵深邃而丰富的散文诗;其中,既有对那些在灰土颓垣中纷纷登场的‘做戏的虚 无 党’的尖锐批判,也有鲁迅自己以‘无所为和沉默’与之对 抗的倔强身影。”[12]

 

三、后过客:死无可死

前过客后面的话语应该是进入过客阶段。而在《过客》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了有关话语的复杂性。但终极而言,过客必须上路,不停地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但是途中的遭遇却令人唏嘘:温暖和关爱让人眷恋,但亦可能因此堕入温柔乡停滞不前乃至堕落;继续上路,前路漫漫、疲倦不堪,亦让人纠缠。易言之,这种处境和身份的确暧昧、纠结和令人彷徨。但接下来可以反思的是,即使是死路——坟,如果是作为过客的,甚至是所有人类的最终去向——又该意味着什么呢?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借此可以看到鲁迅思考的繁复性、决绝性(某种意义上说,在路上是最好的结局)与趣味性。

毋庸讳言,《死后》中弥漫着一种无处可逃的悲剧性,某种角度上看,可谓生不如死,但死后亦无处可逃,仍需面对劣根 性重重的生者的侵犯,如人所论,《死后》所揭示的这种‘非全死’的存在的恐怖、是生存恐怖的死后延续。其恐怖在于: 一方面不仅‘生’是被任意处置、四面碰壁,绝无自 由和尊 严可言,而且死也是无可选择,‘六面碰壁,外加钉子。真是完全失败’,生和死都必然处于令人绝望的‘失败’境地;另一方面,死亡虽然是生命的消失和否定,却又不是思想意识的彻底摒弃,生命消失的死亡,延续着生存时的孤独寂寞以及被围攻被观赏的痛苦知觉。[13]

(一)死后无法盖棺。

    人常言,“死后一了百了”。鲁迅却通过《死后》深刻的反省了这种论点的虚妄性和逃避性。比如,所谓“盖棺论定”就化成了看客们的无聊谈资和八卦消费,他们根本无力提供有用的评论,而更多只是观望、骚扰和找寻可能可资利用的剩余价值。同样,死后也很难“入土为安”,敛尸者根本不敬业且抱怨连连加以羞辱,甚至连钉棺材都只是浮皮潦草的只钉2个钉子,可谓死后无法盖棺,无论从精神评价上还是从物质运作上皆如此,如人所论,《死后》的琐屑、“无聊”打破了《过客》中“坟”作为栖息之地的可能性,而和“过客”曾经走过、不愿回首的地方成为一样的境域,以至于让“我”终于“坐了起来”。死已经成为一个平庸而嘈杂的世界。在这个痛苦思索和体会的过程中,鲁迅意识到死不但不能成为生的救赎或解脱,而且根本就是生之苦的延续,生不能解决的问题,死更不能解决,因为死首先就意味着活动力的丧失。这样,他就穿过了“死亡”。[14]

当然,如果结合《野草》的其他篇章略微展开,从精神旨趣上看,《死后》恰恰是居于《过客》和《墓碣文》之间的精神贯穿与连缀。《死后》接过了《过客》中对“坟”的反思,他否定了驻足不走的老丈的幻想,指出“坟”并非最后的美好归宿,恰恰是因为“半死”,它也维系和折射出许多现实的关联,“《死后》中的‘我’完全可理解为是进入了他的归宿‘坟’中的‘客’,鲁迅正是借‘我’死后的苦痛与荒诞影射了‘我’在现世人间的无量悲哀。”[15]同时,《死后》更多是从自我存在的主客观环境层面加以反思,而《墓碣文》却侧重于让“我”见到主体/自我的主动、深刻而又惨烈的剖析,但不必多说,“死”亦并非逃避的港湾和尘埃落定的归宿。

(二)生存依然艰难。

    毋庸讳言,鲁迅之所以设置一种悬置状态,以死喻生、以死察生的目的显而易见,“《死后》确乎像是鲁迅在为他自己的重要经历与思想进行一次汇集和总结。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一篇不是写‘死’,而是写‘生’。事实上,鲁迅无论是鬼、写动物、写植物,其实都是为了写‘人’;同样,他写‘死’、写神魔、写来世前生,也都是为了写‘现世’,这一点,是他在写作中始终从来不变的基本原则与特征。”[16]

   以后顾者的眼光返观生者的荒谬世界时,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生存的艰难,鲁迅在文本中多有涉及,比如,有关碰壁的说法,“我想: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钉子。真是完全失败,呜呼哀哉了!……”早在书写《死后》的1925712日之前,521日写过《“碰壁”之后》,他就北 京女师大事件写到,“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中 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17]毫无疑问,这是既关联现实,又进行升华的精妙论断。

   有关勃古斋的小伙计事件,自然也有现实介入,鲁迅指涉了复古派的行径,他原本主张青年们少读经,乃至不读中  国书,却碰到他人阴险的借刀杀 人——言及鲁迅能够有今天,也是古文教育和涵养成就了他,这当然是极其荒谬的,对小伙计的精细刻画和厌恶至极别有现实深意,“这里体现了鲁迅先生的良苦用心——反对读经、关心青年读书, 鲁迅对书店小伙计的厌恶, 是对虽经劝说而依然麻木不觉者的厌恶, 是对宣扬经书者的拒绝姿态。”[18]

   耐人寻味的是,《死后》亦有一种貌似调侃和浮华的风格,如人所论,“《死后》则把对于生存现状中他人以及自我的生存虚无都在某种近乎调侃、戏说的氛围中展示出来。”[19]这其实更多是一种“含泪的笑”,以喜写悲、其悲更悲。而在192579日《致许广平》的信函中,鲁迅在解释《莽原》为何刊发许广平的议论文章时写道,“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20]不必多说,他自己在书写《死后》时,想必对虚伪的“死”书写风格有所警醒,而相关的真诚性元素的介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调侃的背后依旧是认真和悲凉。

   毫无疑问,本文对于有关文本的解读是相对侧重某个层面的,而非面面俱到,在我看来,《死后》除了上述层面外,当然可以有更丰富的内涵:实际在主题上都围绕着剑 指国 民劣根性,主要批判了看 客、唯利是图和不认真缺陷。同时,鲁迅采用了双重封套结构,也即大结构方面的“梦死”与“醉生”策略,小结构内部的“我的心”“他的身”之间的复杂张力,借此他呈现出个体自我在裂合中的彷徨性。

 

结语:《野草》中由代表性文本《求 乞者》、《过客》、《死后》构成的过客话语系统不仅仅呈现出文本内涵方面的关联,也即:通过这些文本,鲁迅深入反省了作为过客的诸多层面——坚守、彷徨、疲惫、堕落、决绝、非功利等等,也恰恰是从上述话语系统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既为同行又为自己提供的反抗绝望道路的复杂性、决绝性和暧 昧性。同样,从诗学层面角度思考的话,这三篇代表性文本恰恰也是对话及对话性(巴赫金意义上的)丰富的实践,的确也值得我们继续从更多角度探研,而本文的过客话语维度只是一种尝试。

 

作者简介:朱崇科,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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