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野草》中其实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植物系统，它们既可以担任各类背景（包括自然、抒情、与文化层面），又可以和谐并存。《野草》中也有一种等级序列，既有高度标准，又有价值判断，而最终还是回归野草本位，并以此进行自我改造与补偿。在《野草》植物系统构成的隐喻世界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以《过客》为代表的对终极关怀的探寻，又能察觉出其间技艺与人格的现代性追求。
关键词：《野草》；植物系统；鲁迅；现代性
相较而言，鲁迅作品中的植物系统书写不太引人注目，如果从书写者主体角度思考的话，原因亦相当繁复：比如鲁迅并不热爱旅游，并不特别关注风景，但他对有关植物的知识却相当有兴趣，早期还支持弟弟周建人研究植物[1]，这也有助于他对植物的文学再现。而从写作理论角度看，他未必遵循某些文学理论去撰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于国人社会性的关注和解剖的确占据他文学实践的主体部分，植物系统显得相对弱势。
但文学巨匠就是不同凡响，在相对不那么集中的植物再现中（尤其是和抒情性很强的沈从文等人相比），鲁迅却呈现出他高超的技巧和繁复的意义追求。以小说为例，《在酒楼上》关于冬雪梅花的状描和整体沉郁的氛围形成强烈对比，“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晴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社戏》中，豆麦、小草的清新，偷来的罗汉豆的美味等自由自在自食其力的美好反衬出成人世界看戏的嘈杂与繁琐；而《故乡》中少年闰土的多才多艺、活泼可爱也和月光下的多元融合的西瓜地自然契合。这和鲁迅研究植物的主张是吻合的，如周建人所言，“他认为学文字学，学进化论，都是好的。但植物学更适合于这样的目的，除却容易采集和保存（只是相比较而言，它也自有它的难处），闲暇的日子到山里去采集的时候，不但可以游览风景，还可以观察生物的形态；采集到奇异的草木，使人高兴，就是对于身体，也是很有益处的。”[2]
《故事新编》中也有相当精彩的书写，比如《补天》中女娲用来帮助造人的紫藤，如何从美丽的植物存在变成利比多（libido）过剩、无聊情绪发泄时的粗暴附着物，“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总觉得左右不如意了，便焦躁的伸出手去，信手一拉，拔起一株从山上长到天边的紫藤，一房一房的刚开着大不可言的紫花，伊一挥，那藤便横搭在地面上，遍地散满了半紫半白的花瓣。伊接着一摆手，紫藤便在泥和水里一翻身，同时也溅出拌着水的泥土来，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许多伊先前做过了一般的小东西，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然而伊不暇理会这等事了，单是有趣而且烦躁，夹着恶作剧的将手只是抡，愈抡愈飞速了，那藤便拖泥带水的在地上滚，像一条给沸水烫伤了的赤练蛇。”毫无疑问，《采薇》中的薇、松针，《理水》中的水苔、榆叶都因其刻画的卓然兀立而令人印象深刻。而在散文中也不乏此类书写，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关于各色植物的如数家珍，弥漫着自由的欢快与亮丽。而杂文中也可谓星星点点、偶有涉及。
不必多说，植物不仅仅是陪伴人类的自然环境、食物来源之一，而且也成为历代文人墨客书写的焦点与核心之一。他们把植物赋予了更多主观意志，从情操到志向（言志又言情），比如香草美人、桃花[3]、梅兰竹菊等等已经成为了经典文化意象。不难看出，鲁迅书写植物时往往更呈现出他的抒情性特征，前述文类，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相当高比例的文本皆属此类。而在鲁迅先生相当晦涩而又独特的文类创制——散文诗《野草》中，却有着相当别致而繁复的植物系统，他既传承了 中 国 文学传统的主流总结，但又有自己的心得；既和自己小说、散文、杂文文类共通的指向，但也因了《野草》的哲理性追求与暧昧表达而另立门户。如李欧梵所言，“在《野草》中极易发现三个交织着的层次：召唤的，意象的，隐喻的。鲁迅像中 国 古代诗人一样，很能在咏物中作召唤性的、即引起联想的描写。但他的语言却很少是直接的，词语往往是由奇异的形象组成，整篇的语境有时也可从超现实的隐喻的层次会意。”[4]
整体而言，从此视角研究《野草》的论述相对稀少，但在我看来，这却是一种相当独特的维度：一方面，植物系统可以（部分）呈现出《野草》里面的鲁迅先生的复杂哲学，而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呈现出《野草》书写实践的独特性与卓有呈现，正可谓相辅相成。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