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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博导。1975年生于山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文学士、硕士(1994-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NUS,2001年7月-2005年5月)。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5年6月-2011年12月)、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学者(2007年8月-2008年5月)、中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2-7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2-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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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的新动向及其可能(马峰整理)  

2018-01-24 09:13:30|  分类: 论述展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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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的新动向及其可能

——第二届“鲁迅研究青年工作坊”圆桌论坛

 

马峰(整理)

(中山大学 中文系,珠海 519082

 

2017611日上午,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举办的第二届“鲁迅研究青年工作坊”特设圆桌论坛,与会学者围绕“鲁迅研究新动向”的主题各抒己见。

主持人朱崇科(中山大学):鲁迅研究青年工作坊的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非常充分的发表时间、非常充分的讨论呈现出非常尖锐有思想碰撞的对话。这种风格我们会一直延续下去,其实很多“主炮手”讲话非常直接、非常犀利,但是很有意思。这种风格能够让我们在思想激荡中间发现新东西,我想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学术的魅力和真谛。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讨论问题,我们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关于“鲁迅研究新动向”。其实,鲁迅研究已经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我个人发现研读鲁迅越多,越会体验到无力感,因为他懂得的领域太多,古今中外都懂。另外,很多讨论可以就一个题目涉及到哲学等领域。包括怎样看《野草》,怎样看《故事新编》,还有很多诠释空间的文本。我特别希望我们的评论不只是火花一闪,还希望有更多东西出来,包括张克最近几年做晚清以来的人物、先秦原典怎样跟鲁迅的结合,包括克尔凯郭尔或其他类似人物怎样再结合,包括佛家与《野草》等的关系。我希望看到很多好的论文出来,这的确令人期待。

张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庄子·天下》篇曾提出过两个问题,“神何由降?明何由出?”那么,鲁迅作为我们研究的精神资源,神何由降?明何由出?他的精神性及现实智慧如何得到恰切的理解?《天下》篇提到了五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最高的当然是“不离于宗”式的“天人”家族。次之的是“以天为宗”类的“圣人”,他的特点在于“兆于变化”;从“不离于某”到“以某为宗”,体现出的正是“神何由降”的“降”落路线。“圣人”已无法做到“不离”,只好紧张地努力“以某为宗”,在精神与现实之间“兆于变化”方能应对自如。第三种以下就进入到了更具现实感的“明何由出”的层次。“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的“君子”不存在“圣人”那样的紧张,他“熏然慈仁”,谋求的是与现实世界的和谐。其次是法家式的“百官”,“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把“君子”的道德性也祛除了,一切都还原成了可控制的数字。最后则是以活着为第一要义的民众,“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得承认,这五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仍然有着至深的规定性,甚至鲁迅研究的形态也大体如此。鲁迅的意义恰恰在于,他不同于这五种方式。他尊重最卑微的人,他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倾注了最大的心力,也经常从弱者的眼光打量世界,像谢晓霞提出的他会用儿童的眼光测试世界的成色,《孔已己》就是这样。我们的研究要注意这些新的东西,没有这些研究是逃不出《天下》篇规定的五类模式的,甚至连这个挣脱的自觉都不会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我们得有一个意识,就是研究的反思如果真诚,一定会走向自我反思。鲁迅的运思、判断、文体等方面的反讽性正是这种自我反思的结果。王富仁老师强调研究要建立在“感受”之上。自己真实的感受,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最卑微也最有力的感受一定会具有反思性的。第三个是思想资源的丰富问题。笼统地说,在文学研究界,左派的思想资源比较多,对右派思想资源的理解不够深透,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的影响是应该引起注意的。鲁迅作为一个作家,他真实的展示了自己对中国社会、文化思索,尤其是一些“边界”性的思索,我们对此需有很清醒的认识,要想更切实地理解这些问题需要丰富我们的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作为一个答案对我们更具挑战,还是鲁迅作为一个问题对我们更有挑战,这是值得深思的。我们老是猫在鲁迅后面,甚至猫在某些鲁迅研究学者的后面,骨子里还是一种懦怯,这是不足取的。陈洁(北京鲁迅博物馆):当下的鲁迅研究呈现出一种表面上的繁荣和事实上的瓶颈状态。每年鲁迅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会议很多,但是出现的有深度、有力度、有新意的论文却很少。常见的问题是选题重复化、零碎化,对鲁迅思想和文本的研究缺乏创新,或者只是西方理论的载体,没有和鲁迅的文学和思想进行深层次的对话,论述常常显得空洞无力。前辈学者钱理群、王富仁、汪晖等在做鲁迅思想研究时,他们的思想深度和力度是与鲁迅的文学血肉结合在一起的,是充满鲁迅文学的“力”的。汪晖说,他首先是对鲁迅文学有了全新的自我理解,然后才苦苦地思考理论的解释。钱理群多次谈到,他是怎样走进鲁迅的,一辈子走在鲁迅的阴影里。在“钱氏鲁迅的生成现场”的研讨会上,钱老师谈到他当时怎么走进鲁迅时,高远东老师说“钱老师是走不出来,我们现在年轻人的问题是走不进去。”此次,我提交的论文是自己鲁迅研究的一次转型。我从空间视角进入鲁迅研究,运用西方的空间理论,发现了一条将鲁迅的思想、文本与历史时空的具体情景相结合的路。我所使用的空间概念是实体空间,亨利·列斐伏尔和福柯所论空间,主要是论实体空间的社会属性,和我的研究所论空间的范畴是一致的。鲁迅很多重要思想的表达都与空间相关,例如“铁屋子”的隐喻,以厨房为中国的隐喻,《影的告别》中的无地彷徨。从空间的视角进入鲁迅研究,能够把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结合起来,从鲁迅作品创作的具体时空进入文本,把文本细读和思想研究结合起来。运用空间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不仅能打开深入鲁迅思想研究的一个新途径,而且能更具体地进入鲁迅的作品,做文本细读。北京城的空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社会化的空间,《野草》是在北京城的空间中写出来的。《野草》的首篇《秋夜》就是一篇描写社会空间的杰作。这一视角所做的研究,和前人研究不同的是它是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却最终实现了回到鲁迅文学的文本本身。鲁迅首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思想性首先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孙良好(温州大学):我想谈三点看法:第一,鲁迅文本诗学建构仍在路上。上个世纪末钱理群先生论说叶世祥的小说形式研究时遗憾“小说诗学没有建构起来”,而事实上直到今天鲁迅小说诗学也没能建构起来,整体的鲁迅文本诗学离真正建构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仅仅谈语言或者谈形式,或者谈话语,这是远远不够的,要把鲁迅文本诗学的精髓提炼出来。不仅仅是小说的,还有散文、杂文,曹清华从语言切入来谈鲁迅杂文的也可以归到这一类去,包括鲁迅的诗歌,乃至鲁迅的论文写作,都可从诗学层面进行探究。我觉得人文类的写作,即使写论文也要非常讲究语言,论文可以写得很漂亮,有些论文也可以诗性语言来表达。第二,鲁迅的影响研究还需深入。上个月末在北大举行的“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论坛上,钱理群先生提出的“钱理群鲁迅”这个话题是完全可以拓展的,比如还可以有王富仁鲁迅、汪晖鲁迅、王晓明鲁迅等。钱老师自己从八个方面建构起“钱理群鲁迅”。当然,这个话题不仅仅止于研究者,作家、艺术家都可以有,比如张承志鲁迅、张炜鲁迅,包括我非常熟悉的温州作家林斤澜也是深受鲁迅影响的。这些人跟鲁迅的血肉联系,不只是写作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生命体验层面的影响。艺术家中如吴冠中鲁迅、陈丹青鲁迅,大家对此的看法可能不一样,但如果深入去梳理,我们会发现这些人与鲁迅的关系,都有一种与钱老师类似的,深入自个生命的深层关系。第三,鲁迅作为文学教育的典型个案可以做系统的研究。以鲁迅作品作为文学教育的经典文本,从小学一直到博士都有,我们可以考察这些文本如何被选择,如何被阐释和接受,这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样的研究现在都是零星地开展,没有充分拓展更没有系统化,我觉得这些工作都可以好好去做。

张娟(东南大学):之前陈洁主要从史料的角度去考察鲁迅的空间的位移,我对鲁迅空间的考察主要是从理论角度。我之前的研究主要从文本层面去探讨鲁迅的空间叙事建构,我认为鲁迅二十年代的小说、散文写作到三十年代的杂文创作中,有一个私人的心理空间向公共空间转化的过程。在这种空间建构中,我试图探讨鲁迅在早期的现代市民社会,是怎样逐渐从一个早期启蒙知识分子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通过鲁迅文本的空间考察想要解答的问题;另外我比较关注三十年代鲁迅在上海的公共空间的异质空间的建构,其实就是异托邦的问题。这种复杂的跨界的异质空间在杂文《阿金》里面呈现的非常富有意味,以《阿金》作为案例分析,可以继续探讨鲁迅在三十年代的都市空间建构的问题;我接下来去做的,是想要探讨鲁迅的东京时期,这些我们探讨的非常少,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鲁迅早期的市民意识是怎样生成的?鲁迅作为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的作家,他身上那种强烈的现代性到底是来自哪里?鲁迅在东京留学时期的都市生活,早期畸形的都市场域里面艰难发育的中国的市民社会,东方生活经验和西方理论影响,还有城市公共空间和媒体产业的商业性转变,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其次,鲁迅作为一个都市的中产“智识”知识分子,他在和文人交流、结盟、出版、转变的过程中,是怎样从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分化里逐渐走向早期的市民社会的思考的,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鲁迅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里面,是非常敏锐地体验到知识分子转型,观察到了中国人在早期市民社会发育中新的价值观转向的作家,之前我们把很多经济型人格概括为国民性问题,事实上应该更进一步厘清;鲁迅的创作在二三十年代有一个明显的转型,从早期启蒙知识分子到后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墓碣文》与《朝花夕拾》是代表性文本。《野草》在都市文化语境下的空间形式和市民意识还有空间可做,而《朝花夕拾》则是鲁迅的疗伤之作,他想要通过回忆重新回到精神原乡,去思考内心创伤。在现代城市语境下的两部散文集的整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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